其次，政策设计没有充分考量到股民的本能思维。股市不仅是个经济组织，更重要的是文化组织。股市的表现往往取决于股民的文化。而有关方面对这两个方面的考量是不充分的。就经济来说，诚如马克思所说，资本的本性就是盈利，如果能够足够盈利，资本就会冒任何风险，包括生命。就文化来说，中国的股民历来就有类似于赌徒的投机性。在西方成熟市场，赌徒也是会冒险的，但不至于要把自己的生命赌上。但在中国，往往的情况是，不能把自己的性命赌上的人就不能叫赌徒。这次，无论是散户还是机构，都充分表现出这两个特点来。
其三，有关方面对金融市场化的理解过于新自由主义化。金融市场化并不意味着政府要退出;相反，与金融市场化必须同步进行的是政府要加强监管。没有监管或者监管不能到位的金融市场化，必然导致这个领域的无政府状态。而一旦出现无政府状态，政府的“事后监管”甚至控制就很难有效，甚至弄巧成拙。本来，金融市场化是为了让实体经济得到足够的金融支持，但“众创”已经演变成“众炒”，走向了反面。实际上，这些年来，各种金融市场化工具包括影子银行、各种形式的“众筹”等，不仅无助于实体经济的发展，反而在加快实体经济的金融化。这就是没有能够科学理解金融市场化、监管不能到位的思想原因。
更为麻烦的是，中国的政策分析者也和股民一样，停留在本能的分析水平。他们对近来变化的解读过于意识形态化，左、右派都呈现出民粹主义倾向。左派谴责政府的市场化改革目标，而右派质疑政府对股市的干预。种种过于政治化的解读，不仅无助于政策的纠正和问题的解决，反而会导致民粹主义。民粹主义能够有效动员社会情绪，但并不能在任何意义上解决问题。今天在希腊发生的民粹主义就是这样。
“一带一路”的情况又是如何呢?如同“众创”，“一带一路”也有其很大的理性。首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主要是向西方开放，结果导致了过度依赖西方市场。今天，在西方经济不好的情况下，西方盛行保护主义，中国不得不减少对西方的依赖。这就要求中国开拓西方之外的市场，即广大发展中国家市场。其次，自2008年以来，世界经济一直处于失衡状态，西方诸国没有足够的能力来进行结构性改革，从而实现经济再平衡。同样，中国也很难再通过依赖西方市场，来实现本身经济的再平衡，这也是中国走向发展中国家的原因。再次，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已经从资本短缺转型成为资本过剩，同时在很多领域产能过剩。这表明，无论是中国的资本还是产能，都需要寻求新的市场。在国内市场空间不足以消化过剩资本和产能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就必然会成为中国所需要开发的市场。
为了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中国已经成立了中央领导小组、亚洲基础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机构。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也得到了沿边沿岸国家的积极回应，因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发展是硬道理。不过，要实施这个巨大的项目并不容易。迄今为止，尽管政府层面做了巨大的努力，但很多其它方面的反应不如预期。因此，如何深化实施“一带一路”仍然是个艰巨的任务。这里需要考量很多问题，而其中下面几个问题至为关键。
政府不能占据舞台
首先是“一带一路”的主角问题。“一带一路”的主体是资本和资本的主人即企业，而非政府。政府必须积极参与搭台，但政府不能占据舞台。不过，到现在为止，给人的印象(尤其是海外)是，好像政府要走出去。企业，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无论是中资还是外资，尽管有兴趣或者动力，但不知道如何参与进去、做什么、怎么做。这就给人们提出了一个问题：政府过于积极，而企业从一开始就缺少参与。如果不能把企业的力量动员起来，让企业成为主体，由政府来推动的“一带一路”就很难充满动力，更难实现可持续性。
其次，“一带一路”内容过于单一。现在主要强调的是基础设施，尤其是大规模的基础建设及其所需要的金融手段。的确，中国具有丰富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力和技术经验，而中国过剩的产能也往往和基础设施建设有关，例如钢材和水泥等，同时发展中国家也需要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从理论上说，过剩资本、产能和技术的结合，可以构成巨大的“走出去”动力。但在现实国际政治中，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往往在所在国产生国家安全的考量。很多国家往往因为国家安全的考量，而很难接受中国帮助(更不用说是主导的)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因此，必须大力拓展“一带一路”的内容。有关方面也已经注意到这个。例如早些时候在重庆召开的亚欧互联互通论坛上，除了基础设施、交通、能源、货物贸易等之外，还提出了是否在沿岸沿边建设产业园区的问题。实际上，中国在这方面也具有丰富的经验，并且产业园区也是一种可以使得当地政府和人民受惠的方式，即可以为当地政府提供税收和就业。中国也在一些国家例如白俄罗斯进行了试验，但并没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计划推广到更多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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