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真地读过两遍阿尔贝·加缪的《鼠疫》。第一次是1980年秋天买到上海译文社顾方济、徐志仁的中译本时，另一次是2003年非典型肺炎疫情在北京流行，困在家中不知所措的时候。头一次看，虽然对书中人们面对瘟疫时的种种态度印象很深，可毕竟是局外人;非典流行，不知是怎么的，最先想到的是加缪、是《鼠疫》，再拿起书本自己却不幸成了疫区中人，读来感同身受，是一种没有灾难经历的人无法体会的震撼。

　　加缪叙述的是阿尔及利亚奥兰市20世纪40年代发生的瘟疫。无情的疾病打乱了人们的正常生活，没得病的人心烦意乱，染病的人更是经受着双重的痛苦，如加缪所说：“首先是自身所受的痛苦，其次是想象在外面的亲人、儿子、妻子或情人所受的痛苦。”书中巡夜老人说：“要是一次地震倒好了!一场剧烈的震动后，人们也就不谈了……点一下多少人死了，多少人活着，事情就完了。但是这个该死的瘟疫，就是还没有得病的人心头也摆脱不了它!”喧闹的城市一下沉寂了，“让时光在幻想中充满响个不停的门铃声——然而这门铃却顽固地保持沉默!”2003年春夏，我居住的北京，非典使很多家庭许久没有门铃声了，这是从未有过的感觉，一种现代生活中的流放和自我流放。

　　当然非典与鼠疫不同，我们所处的时间、地点也与加缪不同，可是在灾难面前的人们也有许多相同，瘟疫仍然是一种实验室，可以研究人类面临时的态度。在鼠疫刚流行时，奥兰的行政当局在瘟疫面前无所适从，有关部门效率低下，并且不愿意把真相告诉广大民众，甚至抱有幻想，以某种假想制定决策……时间走过了60年，非典到来时，我们的一些官员和一些机构的作为如出一辙，历史真是惊人的相似，简直是重演一般。是奥兰几位有科学精神的医生坚持：“同鼠疫作斗争的唯一办法就是实事求是。”奥兰大多生命才有可能得到拯救。

　　虽然一代一代的中国人经历过多次天灾人祸，可是非典突如其来时，震惊、恐慌、忧虑、沮丧和沉默都曾在我们中间发生着，还有过抢购和谣言……如同当年的奥兰。我们幸运的是，今天社会的进步和科学技术水平与加缪的时代不可同日而语。

　　在非典时期，医生护士前所未有地成了明星，我们中的很多人第一次感到这些普通人有些不普通的地方。加缪的主人公里厄就是一位普通的医生，在瘟疫到来时，他没有什么豪言壮语，他想的只是“日常工作才是可靠的”，“要紧的是把本职工作做好”，他成天奔忙在病人中，还要面对无知和愚昧，他有慈爱的老母、有远在疫区之外不能相见的妻子，他也眺望窗外明媚的春光。但他首先想到的是“眼前摆着的是病人，应该治愈他们的病”。

　　奥兰的帕纳卢神甫为人们讲道时说：“不要试图去给鼠疫发生的情况找出解释，而是要设法从中取得能够汲取的东西。”《鼠疫》刚出版时，《纽约时报》的书评说，神甫认为鼠疫的发生是“现代罪恶的生活遭到天谴” 。中国人残忍地捕杀野生动物、滥吃野生动物更是世界之最，还有大量的不文明、不卫生的恶习和陋习，非典在中国流行是不是一种大自然的愤怒?鼠疫过后，里厄医生“倾听着城中震天的欢呼声，心中却沉思着：威胁着欢乐的东西始终存在，因为这些兴高采烈的人群所看不到的东西，他却一目了然。” 中国人是健忘的，非典过去了，生活又回到常态，而威胁着人类的东西始终存在，胡作非为的结果将是更大的灾难到来，珍惜生命、保护生态才能有未来，但愿有更多的人明白。

　　经历过灾难的人们会情不自禁地想到平时在这个世界上，一个人的痛苦往往是与别人毫不相干的，而现在大家却都能够同病相怜……他们知道“要是说在这世上有一样东西可以让人永远向往并且有时还可以让人们得到的话，那么这就是人间的柔情。”

　　《鼠疫》是一篇寓言，有人说，加缪的创作初衷是用鼠疫代表法西斯主义这种社会瘟疫，我觉得就当作疾病一类瘟疫来读也未尝不可，况且疾病成为瘟疫是和社会因素不可分的，在加缪的寓言中，瘟疫是永远伴随着人类的社会灾难;可加缪也认为：“人的身上，值得赞赏的东西总是多于应该蔑视的东西。”因此人类也是可以战胜瘟疫，度过灾难的。我的读书笔记本上一直抄录着加缪的名言：“如果人类困境的唯一出路在于死亡，那我们就是走在错误的道路上了。正确的路迹是通向生命、通向阳光的那一条。”

　　安德烈·莫罗亚说：“就像伟大的哲学家用一个思想概括全部思想一样，伟大小说家通过一个人的生活和一些最普通的事物，使所有人的生活涌现在他的笔下。”

　　阿尔贝·加缪是伟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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