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这一点，有助于我们认识一些社会现象： 当你看到一个人或者一个群体在疯狂报复和破坏的时候，你就要想到，他们看起来很强势，内心却是虚弱的，实际上已经败落了。
但这些隐蔽的心理，都是人们(特别是当事人)不去想、不敢想，更不说出来，不愿说、不便说、不敢说的。鲁迅却一语道破，就让人很尴尬，很不舒服，于是说鲁迅“毒”，有一双“毒眼”——实际就是“看夜的眼睛”，更有一支“毒笔”——不过是写出了被着意隐蔽的黑暗的真相与内情。
正面文章反面看
鲁迅说：“我的习性不大好，每不肯相信表面上的事情”，常有“疑心”。这一疑心，就有了一个了不得的发现。在《推背图》这篇杂文里，他提出了一个中国人“想”“说”“做”分裂的问题：“有明说要做，其实不做的;有明说不做，其实要做的;有明说做这样，其实做那样的;有其实自己要这么做，倒说别人要这么做的;有一声不响，而其实倒做了的。然而也有说这样，竟这样的。难就在这地方。”
为什么会这样?由此而引发了对中国国民性的反思。鲁迅说，中国是一个会做戏的民族，所谓“剧场小天地，天地大剧场”。为什么要做戏?就因为中国人没有真正的信仰，有迷信，有狂信，但就没有坚信。中国人很少“信而从”，更多的是“怕而利用”。“利用”就是“演戏”。所以中国人是“做戏的虚无党”。
“做戏的虚无党”是通过语言表现出来的，这就影响到中国人的语言表达方式。于是，鲁迅又有了一个概括： 中国是一个“文字游戏国”。全世界没有一种语言像中国汉语这样具有灵活性，富有弹性。同样一件事情换一个说法就是另一个样子。比如说全世界都有失业的现象，但是中国不叫“失业”，叫“待业”，仿佛一叫“待业”就有希望“就业”了，内心的不满、焦虑就自然减缓了，这就有了“心理慰藉”的功能。
这样的弹性语言，就最容易造成“说什么”与“想什么”“做什么”分离。也就是说，中国的语言是独立于人的思想和实际生活之外的。一般来说，语言是思想的反映，但在中国语言不受思想制约;一般来说，语言要变成行动，影响于实际生活，但在中国语言可以和实际生活不发生任何关系。说中国是“文字游戏国”，就是因为在中国，语言不是用来表达思想，也不准备实行，完全是为了游戏，说说、玩玩而已，这就是“话一句耳”。
鲁迅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看到某个人，头头是道，冠冕堂皇地大说一气，你如果真的相信他所说的一切，你就是一头“笨牛”。如果你不但相信，还要按着他说的去做，那你就不知道是什么了。最可怕的是，大家都知道是胡说八道，谁都不相信，其实说话的人自己也未必相信。但是大家(说话的人，听话的人)都做出一副相信的样子。这就是说，明知语言的虚伪性，还要维护这种虚伪性。因为已经形成了游戏规则。
如果有一个人把话说穿，指出说的一切都是假的，那他就是安徒生童话里的那个孩子，就会群起而攻之，轻则说你幼稚、不懂事、扫兴，重则视你为公敌，把你灭了。因为你破坏了游戏规则，大家玩不下去了，就不能容你。
面对这样的文字游戏国里的做戏虚无党，我们怎么办?
鲁迅教给我们的办法，是“正面文章反面看”。他说，这是中国所谓的“推背图”的思维方式： 从反面来推测未来或现在的事情。
用这样的方法，去看报纸上的文章，有时会有毛骨悚然的感觉。
鲁迅举了一个例子。当时(1933年)，中国正面临日本军队入侵的危险，中日关系相当紧张。国民党政府的态度自然就成为一个关键。这时候，报上登了几条消息：“××军在××血战，杀敌××××人。”“××谈话： 决不与日本直接交涉，仍然不改初衷，抵抗到底。”“芳泽(按： 日本外务大臣)来华，据云系私人事件。”——这些“正面”消息，如果“反面看”，“可就太骇人了”： 原来××军并未反抗;日本当局正在派人来华招降;中国政府也有意“与日本直接交涉”，放弃“抵抗”。但这恰恰是事情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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