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5名流浪男孩死于垃圾箱事件，震惊全国。这是一起原本完全可以避免的悲剧，却在这样一个寒冷的冬日，刺眼地展现于世人面前。

　　5名男孩，系当地三位同胞兄弟之子。据媒体报道，这些孩子生前曾多次在未告知家长或教师的情况下外出玩耍，而他们的父母或外出打工，或忙于农事，与孩子们少有交流。

　　5名男孩在垃圾箱中一氧化碳中毒而死，可以说是一次意外事件，有偶然因素，但偶然中亦带着些许必然性。在父母的监护、学校的管理，以及政府的救助等多个方面全都缺席之后，悲剧发生了。

　　事发之后，在全国性的舆论压力之下，当地政府显然高度重视此事的处理，数名在此事件中负有领导和管理责任的官员旋即被免职。如此雷厉风行的处理，是针对悲剧事件应有的追责，也是针对全国性舆论的一个回应。

　　除此之外，毕节市还将立即对全市范围内留守儿童进行逐一排查，设立留守儿童专项救助基金，采取一对一帮扶措施。这是政府在管理方面的补课。以留守儿童为排查主体，算是把握住了问题的症结。

　　这5名男孩，均是10岁上下的年纪，最大的也不过13岁。他们都是未成年人，需要家庭和社会的呵护。可惜，家庭也好，社会也罢，都没能尽到应尽的责任。在整个关爱系统的失职中，年少的生命夭折了。

　　父母是监护的第一个环节。但我们看到的情形却是，父母或外出打工，或忙于农事，他们对于孩子的生活与学习，缺少起码的关注。天底下没有父母不爱孩子，然而爱不只是一种情感，也是一种行动。5名孩子的父母在主观、客观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失职了。

　　疏于对孩子们的看护，或许是一些农村家庭的常态现象。尤其是对于留守儿童来说，父母恐怕更是有心却无力。农村留守儿童早已成社会问题，他们的教育、心理，以及安全等多方面，均面临着各样的威胁。在毕节流浪男孩的这一事件中，留守儿童问题再次凸显。当家庭的无力监护与社会的管理漏洞结合在一起时，总是会有悲剧借着偶然因素而发生。留给整个社会的，却是痛心与悔恨。

　　当然，留守儿童问题是中国社会在特定的转型阶段中不得不面临的一个难题，解决这个难题需要努力，也需要时间。毕节此次针对留守儿童进行排查，还只是有着临时意味的做法，如何让这样的排查制度化、常态化，需要继续探讨。

　　在父母之外，学校是失职的第二个环节。诚然，学校有学校的难处。偏远乡镇的教育与管理，很难以理想化的标准去衡量。中国社会中的许多环节还很粗糙，这是一个现实。但无论如何，学校方面没能尽本可以尽到的责任。比如在“保学控辍”方面，就明显存在薄弱环节;学校与学生家庭的通联，也很不到位。这几个孩子并非都是留守儿童，至少部分家长可以联系上。孩子离校数日，学校也不管不顾，这也是促成孩子“流浪”的一个条件。

　　第三个防控环节的缺席，则是政府系统在社会管理和社会救助方面的漏洞。5名儿童流浪街头，社会主动救助机制却丝毫未有反应，这不能不说是令人痛心的管理缺失。为这样的缺失而追责一批官员固然必要，但已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比追责更重要的，乃是修补机制，汲取教训。

　　贵州毕节儿童流浪街头遭遇不幸，确是孤案，但此案其实也并不“孤”。因为留守儿童问题不单是毕节一地的问题，儿童流浪街头无人知晓，同样也不是毕节一地的问题。但愿毕节的悲剧，能够为社会方方面面的相关者反思、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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