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资本正以越来越快的速度离开中国。
多年以来中国银行的外汇储备年年增加，但2014年尽管有外贸出超，中国的外汇储备却出现略微下降，显示出资本离开中国的迹象，根据高盛银行的计算，自从2010年以来，离开中国资本和进入中国资本之差为3000亿美元，也就是说有大量资金离开了中国。
随着中国楼市泡沫即将破裂，中国的有钱人无法再通过影子银行迅速获利。很多人还面临着当局对腐败的持续打击。与此同时，经济放缓使单向投机人民币的吸引力下降。因此投资者转向海外寻找资金避风港。
从服务业的贸易数据中可以看出资本外逃的新渠道。2014年中国服务贸易逆差达1980亿美元，比2013年高59.1%。2014年第四季度的服务贸易逆差比2013年同期高170%。
同样，通过服务业进行的资本外逃也日益增多。平均算来，每个季度的服务业资本外逃金额已翻了一番多，从2009年的400亿美元增至2014年的960亿美元。
中国一些银行业人士在如何逃避资本管控的问题上表现得相当坦率。目前，中国外汇监管机构对咨询和服务费所要求提供的文件是最少的。上海一家外资商业银行的职员告诉记者：“只要我们的客户认识一家愿意开具发票的海外公司，准备证明材料是很容易的。”
这个问题有多严重，对中国经济意味着什么?相关银行估计，高达40%的大额服务交易并不涉及实际服务。这意味着，在所有服务费中，将近2000亿美元实际上是永久性的资本输出。这一数字在2015年可能会翻番。
但所有这些逼迫中国经济下行的因素都不如债务危机来得可怕。
自全球经济危机以来，中国债务水平增加很快，根据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的最新报告，中国总债务相对GDP的比例已经从2007年的144%激增到了现在的282%，换句话说在过去七年里债务增加了一倍，相当国家一年半的经济生产总量，这个数字凸显中国经济的严峻形势。
目前，包括政府、银行、公司和私人债务在内的中国总债务水平相对GDP的比例已达到282%之高，首次超过美国，自2007年以来的债务增加占全球债务增长的三分之一，远超过中国经济的增速。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债务中，私人、非金融机构和政府的一半债务直接或非直接和房地产有关，其中地方政府的借贷增长最快，多是可能无力偿还，约三分之一的这些债务由影子银行提供。
显然建太多、借太多已让中国在短时间内聚集了巨额的债务，中国经济的整体增长率在不断放缓，而债务依赖却在不断增加，最终导致违约浪潮的可能难以避免。
中国总债务相对GDP的比例已是发展中国家里最高的了，也比发达国家包括美国要高，显然中国正面临重大风险，至少是经济有可能显著放缓，中国政府调低经济增长的预测实际上已经表明不会采取大规模措施刺激经济，同时中国领导人已暗示担心经济增长加速放缓可能引发失业率上升和社会动荡。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中国今年经济增长预测从7.1%下调至6.8%，高盛、世界银行等也作出了类似的调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甚至预计中国明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将低于印度，这将是数十年来的首次。
MFI首席经济学家江勋认为，从中国宏观经济系统运行模式出发，从中期危机中剥离出宏观经济管理政策这个强大的因子。这样便可以看到中国经济正“逼近最坏，靠近光明”。
经济系统的自紧缩进程正进入最痛苦阶段，并引起了当局的警觉。这个螺旋式的自紧缩，是经济周期与偏激的宏观干预相叠加的结果。
可以从特定历史条件下去理解改革的困境，不过，越激进的改革可能对中国经济制度的误解越深，我们更要关注这种失误的演化方向。
从政府工作报告“稳预期”并加大公共产品(铁路、农田水利等)投资，财政部批复3万亿地方债置换额度看，严苛的宏观管控正在逐渐松口，骑虎难下的中央政府开始让步。
这首先会修复市场预期，但修复经济系统的预期，尤其是地方平台及商业银行的预期，恐怕还要时间。
以3万亿地方债置换为例，它实际上只提供了一个解决框架，尚需要设计超过2万亿的救助方案，需要央行的无私配合，而对执行“中性货币政策”的央行来说，恐怕没这么容易将就，央行可能宁愿动用常规工具如进一步降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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