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新政搞到1907年，官制改革的问题提上了日程，而其中关键又在于：要不要撤销军机处而行责任内阁?对此，军机大臣瞿鸿禨坚决反对撤销而与首倡其议的奕劻、袁世凯集团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并进而引发了丁末年的政治地震，史称“丁末政潮”。

　　老实说，瞿鸿禨虽然看似保守，但并不是什么卑鄙小人，其出身耕读世家，多年的儒学熏染培育了他忧国恤民的清廉品格和“为天地立身、为生民请命”的士人风骨。某次，瞿因母丧回籍守制，数年后竟无盘缠还朝复官而只能将自家老宅出卖换取路费。这在“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年代，无疑是可与包拯相媲美的的清官榜样和道德楷模。瞿鸿禨时为军机重臣，其地位仅次于庆亲王奕劻，但在为官和个人志趣上，他与奕劻、袁世凯等人大不相同。和人来人往、红包不断的庆王府不同的是，瞿鸿禨虽然门生故旧满天下，但其家门却“屏绝警卫，门无杂宾，萧然斗室，一如书生”，他平时出行，也只有“一舆二仆”，为世人所景仰。

　　袁世凯是清末新政后地位上升最快的官僚，其头脑灵活，深知朝廷办事没有红包的润滑是万万不行的，于是他在贿买了首席军机奕劻后，也试图用同样手段拉拢瞿鸿禨。最初，袁世凯派人给瞿鸿禨送上“当修门生之敬”的礼节性红包，被拒后又送去“请为昆弟交”的结交性礼金，但再次被拒。两次被拒后，袁世凯也是十分的尴尬与郁闷，后来瞿鸿禨次子成婚，袁世凯特意让人以“北洋公所”的名义送上一份八百两银子的厚礼，居然第三次被回绝了。老袁混迹官场多年，还是第一次碰到这种“不识时务”的人。正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两者矛盾也就不可调和了。

　　由于当时奕、袁联手，瞿鸿禨未免有些势单力薄，这时他想起了一个人，这便是两广总督岑春煊。说来也是巧合，瞿鸿禨和岑春煊都是庚子之役中护驾有功而得到慈禧太后的重用(前者庚子之难中为代慈禧代拟诏旨，从而成为军机重臣;后者则在慈禧与光绪出逃时率先勤王而后被委派为地方督抚)。

　　岑春煊出身官宦世家，为人有胆有识，做事很有魄力，在当时的地方总督里有“北袁南岑”之称。和瞿鸿禨的志趣颇为相似的是，岑春煊对钱财这些身外之物毫无贪恋之心。他在两广总督的任上，广州米商们给新任总督送上例行的“公礼”(禀贴中夹带了一张大额银票)而遭拒绝，米商们非常惊恐，以为岑春煊将要对他们不利，但没想到的，未收礼的岑春煊较那些尽情收受钱财的官员们更加爱护商民，以至于其离任时，商民们含泪相送，连称“知不收礼而肯为民任事者尚有人也”。

　　但是，岑春煊对手下那些官吏就不一样了，其在任期间不惧权贵，曾一举弹劾四十余名官员，当时人送绰号“官屠”(与“士屠”张之洞、“人屠”袁世凯并称“清末三屠”)。毫无疑问，岑春煊弹劾并处罚了一大批买官而来的官员后，也因此开罪了这些人的后台——“庆记”权钱交易所的老板、庆亲王奕劻，自然也就被后者视为异己了。

　　不久，岑春煊由两广总督调任云贵总督，且“毋需来京请训”。从一个繁华之地调往贫穷之区，岑春煊当然知道是奕劻作的手脚，目的是要让他远离权力中心。在瞿鸿禨的策划下，岑春煊决意要见慈禧太后一面，以求事情有所转机。开始时，岑春煊在上海称病不行，随后假装前往汉口。走到半路，岑春煊突然来了个大转折，乘火车“迎折北上，坚请入对”。

　　岑春煊的突然到来，使得奕劻、袁世凯等人颇感措手不及，但也只能静观其变。不出意料，在瞿鸿禨的帮助下，岑春煊很快得到召见。想起当年岑春煊亲自跨刀立于破庙门口整夜守护的往事，慈禧太后也颇为动情，她指着光绪说：“我常和皇帝讲，庚子年要没有你，我们母子哪来今日?”于是岑春煊乘机向太后表明自己“不胜犬马恋主之情”，请求开去云贵总督之任而留在都中效力。慈禧太后当即表示：“你的事情我知道了，我总不会亏负于你!”

　　很快，岑春煊从云贵总督任上开缺而获任邮传部尚书，这也标志着瞿鸿禨和岑春煊的正式结盟。还未上任，岑春煊就来了个大动作，他把矛头直指其第一下属、邮传部侍郎朱宝奎。朱宝奎是奕劻私党，平时声名狼藉，靠钱打点关系才获得这个位子，没想屁股尚未坐热，未见面的上司便要将他罢官。在给慈禧太后谢恩时，岑春煊力言朱宝奎的恶行劣迹，并说要不将此人革职，就不到部里去就职。慈禧太后劝慰无效，只好卖一个面子给他——长官尚未到任，便先将副职革职，这在官场史上实属罕见。

　　首战告捷后，瞿鸿禨等人再度发起攻势。朱宝奎去职不到三天，御史赵启霖便上奏弹劾奕劻父子受贿卖官的劣行，要求将其查办。赵御史揭发的这个事，其实一家名叫《京报》的报纸前不久即已经披露。两件事合到一起看，就很容易看出其中的来龙去脉：赵启霖系瞿鸿禨的同乡，而《京报》主笔汪康年则是瞿鸿禨的门生。很明显，瞿岑联盟又出招了。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1907年4月，清廷任命东三省督抚，其中徐世昌为总督，唐绍仪、朱家宝和段芝贵分别为巡抚，这些人都是奕劻、袁世凯集团中人。对此，瞿鸿禨等人十分气愤，伺机反击。其它人都没什么大问题，主要段芝贵的把柄被人抓了。

　　原来，段是袁世凯之私党，某次奕劻的公子载振(即后来农工商部尚书)前来天津，袁命段芝贵好生接待。段心领神会，其在设宴给载振接风时将名伶杨翠喜请来助兴，这翠喜姑娘色艺俱佳，把载振是看得目瞪口呆，神魂颠倒。段芝贵也不是傻子，事后一掷千金将翠喜买下，并给了她一笔价值不菲的妆奁费，把她打扮的漂漂亮亮送给载振。这下，载振高兴得合不拢嘴，回去后便在父亲面前大力夸张段芝贵会办事。

　　于是乎，段芝贵连升三级，由候补道摇身一变成了署理黑龙江巡抚。事情被捅出后，奕劻、袁世凯等人很是难堪。彻查下来，段芝贵鸡飞蛋打，巡抚位子的屁股没坐热便被撵了下来。至于载振，在这风头上也不敢明纳翠喜，只得眼睁睁地看着到手的美人离己而去。

　　面对瞿岑联盟的步步紧逼，奕劻、袁世凯十分恼怒。不过，相对于瞿岑“激于义愤”式的书生手段，奕劻的反击可就老道许多。他首先指使亲信在军机处档案里精心查找，将当年瞿鸿禨保举康有为、梁启超的三份奏折和岑春煊保举立宪党人张謇(翁同龢门生)的奏折翻出，随后奕劻带着这些证据去见慈禧太后。奕劻这招很阴险，因为他深知慈禧最恨康、梁、翁三人，虽然他的一番搬弄没有将瞿鸿禨和岑春煊立刻掰倒，但足以让慈禧太后感到警觉了。

　　后招还在后面。这时恰好广西革命党人频频起义，于是袁世凯便在慈禧太后大夸了岑春煊一番，然后推荐其任两广总督，前去摆平那些事。慈禧太后说岑春煊不愿去外地任职，似乎有所犹豫。这时，袁世凯说了一句话：“君命犹天命，臣子宁敢自择地。春煊渥蒙宠遇，尤不当如此。”这大帽子一盖，岑春煊在京刚一个月，便被打发到广州去了。不过，岑春煊再次故伎重演，他到上海后称病不行，想静观事态能否好转。但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不久却传来瞿鸿禨被赶出军机处的消息。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岑春煊被逐出京城后，瞿鸿禨去见慈禧太后时将奕劻贪黩无厌的劣迹加以禀报，慈禧听后微露罢免之意。但不知何故，奕劻要被罢免的传闻竟于次日登载到英国《泰晤士报》和都中《京报》，一时间众人交相议论。

　　恰好这时英国驻华公使夫人参加慈禧太后游园招待会而无意中问起此事，慈禧太后大惊之下，急忙矢口否认。事后，慈禧十分生气，便她怀疑是瞿鸿禨口风不紧，泄漏于外人，而奕劻得知此事后立刻买通翰林院侍读学士恽毓鼎写了一份弹劾奏折，其中列举了瞿鸿禨的“暗通报馆、授意言官、阴结外援、分布党羽”等罪名，这下可谓打得又准又狠，瞿鸿禨很快便被罢免，开缺回籍。

　　岑春煊听到这消息后仰天长叹，但又无可奈何，只得打点行装，前往广州就任。但还没等他动身，朝廷一纸诏令飘来，岑春煊打开一看，顿时傻了眼，只见诏令上写着：“岑春煊前因患病奏请开缺，迭经赏假。现假期已满，尚未奏报启程，自系该督病未痊愈。两广地方紧要，员缺未便久悬。着岑春煊开缺调理，以示体恤。”

　　杀人不见血。岑春煊这下头脑都没摸着，就被赶出了清末政坛。

　　这事当然是奕劻、袁世凯在背后搞的鬼。据清人笔记《一士谭荟》说，这事是袁世凯委托他的儿女亲家、两江总督端方给陷害的。

　　端方是个新潮人物，他非常酷爱照相机，工作之余经常琢磨摄影技术。后来他在袁世凯的指使下将岑春煊与梁启超的相片合在一起，形成了岑梁两人的并肩亲密交谈照。袁世凯接到相片后十分欣喜，便将照片呈递给慈禧太后过目。

　　据说，慈禧太后看到相片后默然不语，十分的伤感，最后说：“春煊竟然也和乱党勾结，这天下的事情真是不可预料啊!虽然，彼负于我，我不负他!准他退休罢。”(另有一说是上海道蔡乃煌伪造岑春煊与康有为合照的)

　　短短数月间，瞿鸿禨、岑春煊及相关数人(包括御史赵启霖和共同参与弹劾段芝贵的军机大臣林绍年等人，当时均为瞿鸿禨一派)相继被罢官，而奕劻、袁世凯集团在这场政治大对决中大获全胜，这场政潮，对之后的晚清政局乃至辛亥之变也形成了重大影响。(注：本文原载于凤凰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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