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不承认，“同文同种”这个鸦片制造出来的幻觉，在以对抗日益膨胀的日本侵略主义的民族主义为背景之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一直发挥了迷惑中国人的兴奋剂作用。然而战争，包括战后对待战争遗产的经验，也让愈来愈多的中国人从“同文同种”的幻觉中惊醒。从 1884 年到 1914 年之间，日本一共参与了三次战争：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对日本来说，这三次战争不是以中国为敌就是以中国为战场，并且借机从中国获取了大量的权益。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以在 1915 年时借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提出对华《二十一条》为标志，而达到新的地步。以此为背景，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意识也一举高涨。
《二十一条》签订的 5 月 9 日，甚至被当时的中国政府定为“国耻国时期以来首次全国性的民族运动，也是中国历史上历时最久的抵纪念日”，从 1915 一直持续到 1921 年的抵制日货运动成为进入民制外货运动。 1915 年 9 月以《新青年》杂志的创刊为标志而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开始对传统文化进行再评价，在因中华民国的建国而完成体制革命的基础上，开始了近代中国和中国人自我认识的第三个阶段中国国民对《二十一条》强烈的民族主义反感，远远超出了中国北京政府和日本政府的预料。 1919 年，由于《二十一条》在巴黎和会上得到承认，爆发了甚至被定位为中国现代史开端的“五四运动”。当时一位原住在北京的日本记者就认为，从性质上来说，“五四运动”不过是一场纯粹的反日运动。
实际上，“由于日本的《二十一条》 1915 年时所受到的国家性耻辱，也使中国增加了不得不通过在实行基本变革来达到一定程度的再生和重组的必要性”。1921 年中国共产党的建党，也是以近代中国和中国国民的民族主义觉醒为基础的。关于这一点，可以参考美国学者叶嘉炽所做的分析：由于向西方国家争回国家主权的奋斗屡遭挫败而产生的一种痛苦的觉醒，不时的咬啮这知识分子的心灵，他们对科学精神虽树起了信念，然而对产生科学精神的西方国家丧失了信心。同时，他们又不愿再回到东方的传统中来，于是有些人竟投向所谓现代的、科学的、包容一切的、反西方的马克思主义。
毫无疑问，认识“体制不足” “文化不足”和的过程，也就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就这样，随着日本对中国侵略的加剧，中国国民尤其是知识阶层对国土分割和民族灭亡的危机感、对内建设近代国家和对外维持国家独立的紧迫感不断被强化，近代中国的对外民族主义也就随着中日之间的甲午战争而问世，又因肆无忌惮地践踏中国主权的对华《二十一条》，而发展到新的阶段。
战争经验所带来的结果，并不仅仅只反映在国家的层面。“一个民族通过与其他各民族的接触，获得了自我。民族对自己独自性强烈认识的程度就是由这些接触的紧密程度、丰富程度及多样性所决定的。而通过战争来接触要比和平接触对于促进民族联系的效果要更上一层”。
直到 1920 年代，中国的民族主义主要停留在知识阶层，而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对中国不断升级的军事侵略，由于其受害者范围之广，则成为了对中国社会的广大国民进行民族主义思想和体验之教育的最好教员。我们常常以为中日战争也就是“八年抗战”，这是从中国军队开始正式抵抗的时间点 1937 年 7 月 7 日卢沟桥事变进行计算。但是在日本，对当年日本侵华具有反省意识的学者中，有不少人认同“中日十五年战争”之说，就是说日本对中国的军事侵略应该从 1931 年的九一八事变算起，这个“中日十五年战争” “以中华民族本身就是为敌”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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