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关于义和团这群混账东西!
发布日期:2024-07-05 14:35:35 来源:微信公众号“秦晖先生”(ID:qinhui799) 作者:秦晖 编辑:擎

  过去一般著述谈到义和团,都视为晚清社会上“反洋教”斗争形成的最高潮。但从辛亥时起,一直有人认为庚子拳民的“奉旨造 反”是另有主因的。近年来这种声音逐渐成了主流。

  例如最近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的集体大工程十卷本《中国近代通史》第四卷,对义和团运动的整个叙事就不像过去那样前面大讲一通反洋教运动,从西林教案、天津教案、巨野教案一直带出义和团,而是从庚子前一年的“己亥建储”讲起,把戊戌政变、己亥建储、庚子国难、辛丑国耻清楚地连接成一个逻辑因果链。

  戊戌政变慈禧太后镇压了康梁改革派,为了防止后者东山再起,慈禧曾动过废黜光绪帝之念,但列强既出于维护其在华利益的私心,也确实在价值观上同情变法,因而明确地干涉清朝的内政,阻止废立图谋,慈禧不得已改为立守旧派控制的储君“徐篡大统”。

  而国内改革派舆论则在列强支持下抗议清廷“名为立嗣,实则废立”。这就是“己亥建储”。

  这一切严重激化了慈禧的反西方情绪。但是她又不敢公然与列强决裂,于是希望借“民心”来为她火中取栗。而义和团就是她选中的工具,“义和团之所以在那么短时间里迅速发展成长,除了官方的纵容、默许、支持外,也与官方试图将他们‘官方化’有关”这就导致了“庚子国难”,并继而使列强有借口发动大规模入侵,导致辛丑国耻。

  以往对义和团有两个基本评价:赞赏的说它是“反帝”的“爱国主义”壮举,厌恶的说它“愚昧”、“迷信”、“盲目排外”。但就我看到的有限资料而言,我对两者都颇有疑问。

  说到“反帝”,义和团究竟消灭过几个“洋兵”?不管是进攻被围的使馆区与教堂,还是阻击进攻的八国联军,史料中记载的列强军人伤亡量少不说,仅有的伤亡还基本都是清朝官军的战果。

  尽管许多今人著述笼统地宣传义和团“英勇抗击”洋鬼子,史料中也确实有大批团民死于洋鬼子炮火下的记载,但是除了1900年5月18日廊坊车站义和团与联军作战中击毙4名意大利兵外,实际并无一条义和团歼敌的具体材料。

  相反,初期团民战而不效,中期以后则普遍避战怯战的记载却很多。见于敌方的如“环绕予等之外者,但有中国之军队,不见拳匪之影”。

  见于清方者,如“日以仇教为名四出抢掠,并不以攻打洋兵为心”。“交战之先约彼相助,乃借口时尚未至,或云日干不利,任意推诿,已非一次。即至进战,……义和团已不知去向。”“其素称为团首者,迄今多日,终未见来。逃遁无踪,无从再为整顿”。

  今人的研究也指出:“义和团与联军的正面冲突并不多。”如后所言,出现这种情况并不能苛责团民,清廷对之也实在不仁不义。但无论如何,义和团的战绩并不足称道。

  非军人的洋教士,义和团倒是杀了一些,不同的记载大约就是200来人吧。而死于义和团之手的,98% 以上都是中国人,主要是中国基督徒即所谓“教民”,乃至疑似教民。

  其数按教会方面的说法有两万三千多人,这是确实的教民。而按其他史料的说法,仅在“奉旨造 反”期间,“数十万人横行都市,夙所不快,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这是包括疑似教民的冤死者。

  义和团高潮时,进京团民据说达十数万乃至数十万,但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时他们似乎都一哄而散,既没见激烈抵抗,甚至也没见来不及逃走大量遇难如后来抗战时的“南京大屠杀”的。

  都说清廷“卖国”,可是在这场灾难中,清军官兵反侵略而阵亡、自杀,英勇就义的真是不少,仅就督师统帅和提督、总兵、统领、副将等高级将领就有李秉衡、裕禄、聂士成、罗荣光、李大川、凤翔、保全、承顺、崇玉等一大批,几乎每战必有死将。真正要说体现了中华民族反抗侵略抵御外侮的英雄精神的,应该是他们。

  可是“爱国”的义和团呢?阵亡的团民自是不少,可那些大师兄、大师姐(指红灯照)和“老师”们,如张德成、曹福田、林黑儿、阎书勤、赵三多、李来中、李长水、郝殿军、任济复、姜晋华、李昆、胡兰生、杨寿臣、刘呈祥、应天禄、李七、韩以礼、王德成、张鸿、陶洛五、刘喜禄、张海等留下姓名的上百人,或者遁去不知所终,或者事后被搜捕杀害,或者根本就是洋人入侵前在国内冲突中死亡,竟没有一个是在与洋人对抗中阵亡或失败自杀的!

  说到这里就不能不提到“愚昧”了。义和团“愚昧”吗?“迷信”吗?“盲目”吗?我看也未必。

  一般团民难免有愚昧的,但是那些大师兄们没一个阵亡,是他们真的“刀枪不入”?如果是,他们怎么没赢?如果不是,那么他们真的“迷信”这一套吗?如果“迷信”刀枪不入而实践之,他们又何以不死呢?还是他们根本就猴精猴精,“迷信”云云本来就是装的,他们根本就不会一试?请看当时的记载:

  团与洋人战,伤毙者以童子最多,年壮者次之,所谓老师、师兄者,受伤甚少。

  传言童子法力小,故多伤亡。年壮者法力不一,故有伤、有不伤。老师、师兄则多神术,枪弹炮弹近身则循衣而下,故无伤。

  人多信之。有观其后者,归语人曰,临阵以童子为前队,年壮者居中,老师、师兄在后督战,见前队倒毙,即反奔。

  多么精明的“老师”、“师兄”,谁说他们“愚昧”?在这一点上义和团与太平天国还真是不同:太平天国还真是“迷信”,天朝将士包括重要将帅,虔信“天父”、慷慨“升天”者也几乎每战必有:从起义之初阵亡的西王萧朝贵、南王冯云山,直到1868年太平军余部在广东最后一战中重伤而死的统帅汪海洋。

  可是义和团运动中就看不到这种情景。庚子事件中的许多场景,凭“愚昧”说、“迷信”说是没法解释的。就说那西什库教堂吧,40个洋兵守着,数万义和团与清军从6月到8月围攻两个多月之久竟然打不下来!而且与围攻使馆区不同,对使馆的围攻慈禧是半真半假,暗中要“保护”的。

  对教堂就没有这一说。非武装的教堂烧了不知多少,围攻西什库自然也是真的。而那时又没有机枪,40杆单响枪有多大火力?要论洋枪外面的围攻者也要多得多呀。

  再说西什库的周边环境大家也知道,既没隔着河沟,又没隔着大广场,假如真的“迷信”刀枪不入,就凭着一股“愚昧”从街对面一冲锋,哪怕前仆后继牺牲一批也就冲过去了,怎么会两个多月愣是冲不过去?当年英国鬼子戈登在中国号称常胜军,到了非洲的苏丹,碰上不要命的“愚昧”马赫迪兵,脑袋不也就丢了?

  说实话,还就是并不“愚昧”的围攻者,才造就了如此景观:守者枪一响,攻者如鸟兽散,“迷信”者倒下一些,可惜有前仆而无后继,因为绝大多数人包括大师兄们都既不迷信,也不愚昧!如是反复,西什库能够坚持到底也就不足怪了。

  总观义和团运动,基本是官怂则兴,官压即灭。义和团起自山东,可是山东官府一弹压,后来也没听慈禧那一套,庚子时那里就没什么动静。

  山西本无义和团,但巡抚毓贤一鼓动,庚子时那里的“忽然团民”杀人就最多。老佛爷有赏,京城突现团民“其众不下十数万”,六洋鬼子临近,如此多团民又“尽都拔旗拆棚,掩门潜逃”。

  庚子年国难波及地区,无武装的教堂基本都遭毁灭,有武装的虽有被攻破者,更多的还是如西什库那样得到保全,团民常常绕着走。

  真正凶残不法的武装教民(确实有)大多安然避过庚子,而大量手无寸铁的无辜教民,甚至根本不是教民而被仇家、贪家捏指为教者却大量死于非命!整个庚子国难中,少量洋兵基本死于官军而非死于“神团”,死于义和团者几乎都是中国人,而义和团的死难者,尤其是老师、师兄们,死于中国官军官府镇压者也远远多于死于侵略者枪下。

  那时不仅大师兄们难得“愚昧”,慈禧老佛爷也是“理性”的不得了。过去都说她下诏向所有列强同时宣战是发疯了。

  后来有史家考证发现:其实那宣战诏书根本就没有递送给列强(不是不懂规矩,时至庚子,宣战这一套洋程序清廷很清楚)。

  慈禧只是在朝廷上“内部传达”了一把,意思是我既然“反帝”了,你若违我之意,那就是“帝国主义走狗”,杀你没商量!这种所谓“对内的民族主义”,没有高度的“理性”,岂能想得出来!

  同样“理性”的老佛爷与大师兄们的关系也很微妙。尽管总的来说团民比教民要“传统”,从“阶级观点”看也是教民更具“贫下中农”色彩,间或有“发洋财”的痞子,但官绅则是不会有的。而团民主体固然也是“贫下中农”和痞子,却有官绅的参与,高潮时更是“上自王公卿相,下至娼优隶卒,几无人不团”。

  但是整体上义和团始终没有真正官方化,基本还是“民间组织资源”。而我们的帝制本质上是容不得这种东西的。

  当朝廷“主剿”时,有人说义和团源出白莲教,后来有人辩称不是。义和团自己更是拼命洗刷,“奉旨造 反”期间甚至经常检举、捕捉疑似白莲教的百姓送官杀戮,以表心迹。

  但其实是否源出白莲教并不重要。真是白莲教又怎样?曾有人认为历史上白莲教多为造 反者所奉,必有异端教义。

  后来有学者把《庐山莲宗宝鉴》等白莲教经典看了个遍,说是正统得很,没找出什么“反骨”来。其实中国朝廷镇 压白莲教与西方中世纪基督教政权镇 压异端完全不同。

  在中国历史上,“民间组织资源”之招忌,并不在于你信什么,而在于这种“自组织”机制本身就是“秦制”所不容的。

  所以无论大师兄们如何输诚,朝廷骨子里还是把他们与白莲教、天地会视同一类。庚子之春以前和庚子之秋以后,朝廷都在剿“拳匪”。

  即便在庚子夏季老佛爷让他们火中取栗、奉旨造 反,封他们为“义民”的那段“蜜月”里,官军与“神团”仍是互杀不断,甚至你在前面抗洋兵,我在后边捅你一刀这样的缺德事,官军与“神团”双方也都干过。因此即便在那段时间,双方也很少“并肩战斗”。

  双方的合作基本上是一种心照不宣的“分工”:义和团主要是屠杀教民(乃至疑似教民),间或也抗过洋兵,而官军主要抗洋兵,间或也参与杀教民。

  改革以前回避这些基本事实,楞说都是义和团在抵抗侵略者,清军只有少数“爱国”官兵受义和团的感召,不顾“卖国”政府的阻挠“也参加了”抵抗。现在事实渐明:根本不是这样。

  而多数论者都认可抗洋兵是功,滥杀教民是过,既然前者主要是官军所干,后者几乎皆神团所为,所以如今认为“拳匪”比官军可恨,或官军比拳匪可爱的舆论颇盛。其实这也不很公平。

  因为直接下手滥杀教民的虽然确实主要是义和团,但是老佛爷的指使、纵容和幕后支持岂可忽视?而后来她向侵略者屈服,又把团民作替罪羊,反过来滥杀团民以献媚于列强。

  不仁不义、心狠手辣,莫此为甚!前面说过,清军将帅抗敌牺牲者不少,而义和团的首领们几乎没有一个。

  但是反过来,义和团的大师兄们死于非命的,几乎都是死在官军官府之手。

  如果说这些人是罪有应得,那么大量普通团民乃至疑似团民也被清朝官府屠杀(比被八国联军杀的多得多)又该怎么说呢?官军杀洋兵是比义和团有为,但他们杀的无辜百姓比洋兵多得多,也是不争的事实吧。

  所以,尽管具体的每件功罪都应该详加考证各有所归,但总体来讲官军与团民哪个该褒哪个该贬,确实不好说。

  我们只能说庚子国难这场大悲剧,清朝统治者尤其慈禧是罪魁,但根源还在制度。这个制度在当时特定的条件下造成了这样一场“反西化”大潮。

  那么,如此激烈“反西化”的义和团运动对于弘扬中国文化起了什么作用?哪怕就是“传统文化”、儒家文化、“文化保守主义”,在庚子狂潮中得到了一丝一毫的支持吗?

  义和团请来各种“神仙”,从太上老君、黄莲圣母、伏魔大帝、洪钧道人、孙悟空猪八戒、吕洞宾铁拐李、关公赵子龙直到“念咒语,法真言,升黄表,敬香烟,请下各洞诸神仙”,可谓有奶便是娘,但凡“传统”中有的神灵都想到了,可就是从来没提孔孟,更没人提尧舜禹汤文武周公。

  “满口怪力乱神,噤声道德文章”就是这个“运动”的特点。“文 革”时有人把义和团列入“历史上劳动人民反孔斗争”之列,也不是全无空穴来风的。义和团“反西化”却不尊儒,整一个“荆轲颂秦王”的活剧而已。

  显然,对于许多高度世俗化的传统国人而言,他们“迷”则有之,“信”则未必;在信仰方面是临时抱佛脚,有奶便是娘,很少有所谓“终极关怀”式的宗教精神。

  这样的好处是这种“世俗理性”特别适应市场经济,这一点在改革时代就体现得很精彩,坏处则是谭嗣同所说的那种“乡愿”之弊。

  就个人算计而言,他们每个人都是猴精猴精的“理性经济人”,一点都不“愚昧”,但作为整体,他们在专 制体制下却经常被“愚弄”,一次次地扮演了可悲的角色。

  于是,从“金田起义”到“庚子国难”,中国历史经历了两个“大拐弯”。同样以专 制制度为基础,太平天国要以基督教扫除孔孟之道,实现“中世纪式西化”,而义和团要以“各洞诸神仙”扫除基督教,实现“怪力乱神式本土化”。

  洪秀全们要把“西方中世纪的人 权标准”强加于中国人,而老佛爷慈禧则绝不允许中国人试试西方现代的人 权标准。

  “文化资源”一西一中,反现代化的制度取向却如出一辙。值得注意的是:在两者同样排斥西方现代文明的同时,两者对儒家的仁义道德也并不感冒:天朝把孔孟之道斥为“妖书”而禁绝,“神团”则恰恰以怪力乱神的妖言来排斥孔孟之道。

  这样看来,现代文明与孔孟之道在这两场灾难中与其说是敌人,倒不如更像难兄难弟了。

  联系到后来的某个时期天朝与神团都被当作两大“高潮”而捧上云霄,而当时恰恰也是“西方的”宪 政法治与孔孟的传统道德两者都扫地以尽的年代,岂不令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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