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西北工业大学餐厅内特设的“正教授就餐区”成为了网络热议的话题。有些人认为这是对高级人才的合理优待，能够有效提升教授们的工作动力和职业满意度，同时也有助于学术氛围的营造;而另一些人则担忧，这样的特殊待遇可能加剧资源分配的不公，认为“区别对待，容易搞特殊化，本身是一种打破公平”。

　　“吃饭也要三六九等”，初听之下似乎不合理。但是加上主语，加上原因，加上具体实施的细节，一切就合理起来了。给予特定人群一定的优待，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比如，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诺贝尔奖得主可以享受免费停车的特权，这被视为对他们杰出贡献的一种认可与激励，许多人就调侃：“这或许是伯克利辈出诺奖得主的主要原因。”

　　再进一步思考，生活中其实不乏类似的“差别待遇”：教职工与学生有各自的用餐区域，求职市场上“985”“211”毕业生更受青睐，城市引进人才时也会根据学历和专业背景提供不同的待遇。这些现象都表明，平均主义并不现实，也未必有利于社会的进步。

　　19世纪经济学家亨利·乔治曾指出，理想的社会状态应该是每个人根据自己的贡献获取相应的报酬。其对理想社会状态的分析未必完全正确，但也可以反映一定的道理。马克思则说得更为全面一些，他在《巴黎手稿》“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部分曾批判“粗陋的共产主义”，直指其核心要义是“嫉妒心和平均主义”。

　　如果不按社会贡献来安排人的地位，那么三六九等的区别是不公平的，会出现“无功受禄”的现象。但人的社会贡献有三六九等之分，你贡献了多少，自然也有权利获得多少社会的回报。如果不加区别地施予同一待遇，让大家一起吃“大锅饭”，那也是对贡献多的人的一种不公平。

　　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能力或贡献要与头衔相匹配。正教授应该发挥出与其职称相符的学术水平和影响力，而不是空有其名、尸位素餐;教师的贡献要对得起教师的身份，因此可以区分教工食堂和学生食堂;“985”“211”的学生能力要对得起学校带来的牌子效应，能者居上，其他人也不会说什么。反之，如果能力没有与学校头衔相匹配，那么必然会衍生出不公平的学历歧视。

　　有些人可能会问：副教授、讲师等难道就不是人才了吗?他们之间的自由交流难道不能产生新的思想火花吗?这里需要明确的是，给予正教授特殊待遇并不是要排斥其他人才，而是要通过这种方式激励更多人向更高的目标努力。

　　马克思对于“平均主义”有着深刻的辩证思考。他并不认为“平均”之于共产主义社会仅有消极意义。他认为：一方面把历史发展和人类发展从高阶拉向低阶的“平均主义”确实是一种倒退;另一方面，为了实现历史发展和人类发展朝向更高阶进展的“平均”则是必需的和积极的。

　　总结来说，在实现人类更高阶段发展的过程中，“平均”可以是积极的、必需的。但如果仅从生活资料的分配角度来强调平均化，则是他所反对的。

　　仅看到“正教授就餐区”的区别，就要求整个社会的待遇完全平均化，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强求每个人都享有与“正教授”同等的待遇，不仅现实条件无法满足，而且也不符合社会的多元性和差异性。实际上，给予正教授“区别待遇”的这种“不平均主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激励更多的人努力提升自己，朝着正教授的方向迈进，从而为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

　　当社会中的个体都能积极贡献自己的力量，推动社会生产力进步，且按照贡献合理分配资源。那么随时间推移和经济发展，会有更多人也会享受到当今教授的待遇，到时候副教授、讲师、博士后也会有自己的专属就餐区;会有更多的人能够找到让自己满意的工作……回顾改革开放几十年，正是这种差异化和激励机制推动了社会快速发展，让现在的普通人享受到从前普通人不敢想象的生活，这也是积极的“平均目标”。

　　如果这一点点的“不平均”能够为社会带来更多的“平均”，让那么为优秀的人才提供一些“特权”，又有何不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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