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警惕的“野岛刚式误会”
发布日期:2014-05-26 16:47:27 来源:新京报 作者:唐山 编辑:

   因为《两个故宫的离合》,日本记者野岛刚在中国声名鹊起,豆瓣上,该书繁体版评分8.3,简体版8.0,不算低。

  本书以大陆与台湾故宫文物在日本联合办展的动议为引子,梳理了故宫文物南迁后的曲折经历,并对两座故宫的现实困境进行了深入思考。

  野岛刚这样看“文物迁移”

  在本书总纲的序章中,野岛刚提出两件让他困惑的事:一是故宫为何不像真正的博物馆,其收藏功能远胜于展示,且只收藏中国文物;二是遭遇危险时,日本人会把宝物埋起来,或只身逃走,为什么中国人却“文物南迁”。

  他认为:在中国人对文物“过度”关注的背后,源于古代中国政治与文化的关系太过紧密。

  野岛刚直言不讳地写道:政治权力“需要一个能让世人接受的象征,而集五千年历史文明之大成的故宫文物,正好具有这种意义”(第7页),“在中华历史上,文化几乎等同政治。文化是用来证明政治权力的道具,也是权力与社会、权力与历史的指标”。(第210页)

  基于这个立场,野岛刚形成一系列推论:大陆出现文物回流热,是民族主义高涨的体现;两岸故宫缺乏配合,源于争正统的心态;台湾民众对故宫冷漠,因为它是“中华文化”代表,与本土文化不协调,而大陆游客喜欢这里,则是因为政治情结……

  在这些推论中,最登峰造极的是“将中国带入‘现代’的原动力,就是不忘一雪遭西欧、日本蹂躏的历史屈辱的想法”(第153页)。

  “文物南迁”真是为了象征?

  野岛刚的基本判断能否站得住脚?

  首先,“文物南迁”动议始于1931年,因各派意见不统一,耽误了近两年,直到1933年2月才动身,是故宫博物院理事会而非政客最终下的决断,开始南迁时,连目的地都还不清楚。如此拖拉且慌乱,可见,人们对这个“象征”重视程度不高。

  其次,1932年8月21日,北平政务委员会形成决议,计划拍卖故宫文物以购买500架飞机,以应付抗战,按“文化几乎等同政治”的逻辑,这又该如何解释?

  第三,很多学者反对南迁,比如胡适与鲁迅,难道他们反对民国政府接续正统?

  按本书逻辑,“文物南迁”最大受益者是蒋介石,可蒋很少提到这些文物,日记中亦无载,野岛刚也承认这很奇怪,可他却归因于蒋在此方面“理论上是‘匮乏’的”(第107页),看来,只要蒋不明确在日记中写上:“我从没想过文物南迁与权力正统性有关,野岛刚在胡说。”那么,谁也驳不倒野岛刚。

  事实是,“文物南迁”充满混乱、偶然、草率和危险,蒋败退台湾前,派要员到上海抢运黄金,对文物迁台却关注不多,看来,他对文物还能提供权力正统性的认识,显然不如野岛刚。

  以己度人难免陷入误区

  野岛刚是怎么想象出文物左右权力的呢?书中有所披露,“谈到政治权力和文化的关系,日本人会想到‘三种神器’(镜、玉、剑)……那是因为在神话里,拥有这三种神器的人才是真命天子……对于中华民族而言,故宫文化就是‘三种神器"。(第15页)

  看来,野岛刚是把日本人对文化的理解套到了中国人头上,可两者实在南辕北辙:象征物总是越少越好,南迁文物多达1.3万箱,究竟哪个算象征物?象征物有神化色彩,可乾隆皇帝动辄在古代字画上盖章,几乎满纸,更近于财主式的占有感。

  野岛刚信心满满地称:“中国历代朝廷政权为求安定,皇帝几乎都热衷于收集文物。保有文物可以提升成为中华之王的正统性。”(68页)可象征物要转化为权力的工具,总要公开展示(哪怕在小圈子中)吧?可皇帝私人收藏从不示人,换言之,如果有人作假,大众也分辨不出来,则正统性岂不被别人轻易夺走?

  以己度人,看来野岛刚掉入了常见的思维误区中。

  从多元解释走向一元解释

  基本观点站不住脚,则推论便成了无本之木。

  两岸故宫确实主要收藏中国文物,可从政府到民间,中国哪家博物馆不是如此呢?这与中国博物馆文化发展不充分,管理者、参观者视野不够国际化有关。

  至于文物回流热,固然有民族主义的成分,但主要还是投资行为,在民间投资渠道狭窄的前提下,很容易形成“热”,买家选择中国文物,因相对熟悉,便于鉴定、转手等,如果说这就是民族主义,则抢购外国奢侈品的人们,难道要算成卖国贼?

  至于两个故宫争正统,争的恐怕也是文化正统,是学者们在操作。

  台北人对故宫冷漠,也不费解。博物馆是舶来文化,并未真正融入到普通人的生活中,北京人对故宫也很冷漠,甚至“北漂”们都很少去参观,只有外地游客特别热衷,因为机会成本太高。

  总之,野岛刚“发现”的这些现象,都可以做多元解读,未必是一体的,可奇怪的是,野岛刚偏要将它们统一成一个“核心问题”。

  想象中的“怪物异邦”

  支撑野岛刚这么做的,是追求一体化的思想方式和万法归宗的人文理想,它们来自传统,在碎片化时代,拥有莫大的诱惑力。

  可问题是,不论是思想方式还是人文理想,都要以实证为基础,需要建立在充分调查、数据说话的基础上,凭主观感受和他人唾余,很容易搭建出一套似乎自圆其说的逻辑框架,可它从一开始就是虚拟的。其代价是,观察者将丧失普遍主义的立场,不愿以常情、常识为基础,而是全力编造出一个“怪物异邦”。总之,他们不仅怪,还合乎逻辑地怪,这就为暴力提供了借口。

  正如萨义德在《东方学》中揭示的那样,当西方带着猎奇的心态去观察东方时,东方便被“他者”化了,而与之俱来的,便是妖魔化、掠夺与加害。

  在野岛刚的这本书中,存在同样问题,他大声宣布这个“怪物异邦”的动力是“不忘一雪遭西欧、日本蹂躏的历史屈辱的想法”,换言之,发展的动力源于仇恨,那么,接下来的逻辑必然是:这是人类文明的威胁,应该遏制乃至窒息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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