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世纪的鸦片贸易史也是中国人的苦难史。从严禁到弛禁，再到自种自食，是一个逐渐丧失主权、丧失利益，也丧失自尊、丧失自信的过程。但从市场经济的角度看，鸦片市场却是中国人在19世纪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硕果”仅存的一个领域，因为鸦片从完全进口到自给自足，乃至后来能够大量出口，仅仅经过了几十年的时间，几乎就把外国鸦片挤出了中国市场。这至少说明两点，其一，中国人在近代市场竞争中不是不能取胜的;其二，在鸦片市场竞争中取胜的根本原因是依靠了国内消费市场，中国的国内市场实在是太庞大了，以至于任何中国产品如果忽视国内市场，几乎不可能有成功的希望。当然，这个市场非常特殊，它实际上是以自己的邪恶来战胜别人的邪恶，或者说是在用慢性自杀的方式来取得这场商战的胜利，带有强烈的悲剧色彩。

　　一

　　关于中英《南京条约》，有人这样评论：中国人是“在安危之间而不是在是非之间选择了一条道路”。此话可谓一言中的。中英两国因鸦片问题而开战，但最后在条约中却对鸦片问题“视而不见”，表面上看非常奇特，其实是心照不宣，各怀鬼胎。

　　清政府之所以长时间对鸦片持不禁不弛的态度，是因为希望英国不要再动用武力，以避免危及自己的统治;英国政府之所以在鸦片战争后长时间不急于强迫清政府接受鸦片鸦片贸易合法化的要求，是因为清政府的赔偿已经实际承认禁烟销烟是错误的，而且基本默认了鸦片贸易的合法化，没有必要再写进具体条文。邪恶战胜正义，强权侮辱真理，在鸦片战争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然而，在利润和所谓自由贸易高于一切的市场规则中，尤其在19世纪先发近代化国家急于开拓国际市场的大背景下，这一切又是那么得自然而然。

　　因为在那个时代，旧的道德理念正在被突破和抛弃，新的理念(其实，即使当代国际关系新理念，也是以实力作为后盾的)正在形成过程之中，因此只有强权者有话语权，谁有实力谁制定规则。19世纪的全球化是在少数国家强权主导下的全球化，其采用的手段是，能靠廉价商品取胜的地方就利用通商贸易占领别人的市场，不能用市场法则取胜的地方就用枪炮去直接占领。

　　基于这样的历史背景，我们就不难理解19世纪的中国人为什么既未在鸦片贸易问题上躲过灾难，又未在茶叶贸易问题上抓住机会，看似偶然，其实必然。

　　关于鸦片，中国人最初曾基于道德层面的考虑，天真地力劝英国人不要从事此类危及中国人健康的肮脏生意，根本没有意识到鸦片贸易对英国的重要性，不知道鸦片贸易是英国维持汇兑顺差的重要手段，而只有靠着这种顺差，英国人“才能得到从中国输往西方市场数量不断增加的茶和丝的支付手段” 。恐怕很久以后中国人才理解了这一点。尽管英国国内自始至终不乏谴责鸦片贸易的正义声音，比如鸦片战争刚开始时，一些正直善良的英国人士便纷纷向下院递交情愿书，抗议向中国倾销鸦片。仅在1840年2月至8月短短半年时间里，递至下院的请愿书就有一百五十多份，要求在印度禁止种植罂粟和制造鸦片，禁止英印商人走私鸦片，停止对中国的战争等。但这种正义的声音在当时并未压倒鸦片贩子的叫嚣，更未改变英国的国策。只是到了20世纪初期，鸦片对英国已经不再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时候，这正义的声音才真正发挥作用并付诸实施，可是至此，鸦片已经毒害中国人一个多世纪了。中国人常说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在鸦片问题上，中国人正是因为“不知彼”才处处被动挨打，及至泛滥不可收拾。

　　关于茶叶，中国人仅凭直觉知道英国人的生活中已经离不开茶叶，但不知为何突然有如此大的需求。有的中国人甚至荒唐地认为，英国人因为吃的都是肉和奶制品，不喝茶就无法生存。在这里，表面上看是中国人对英国的生活习俗不了解，而实质上与昧于鸦片对英国的重要性一样，反映了中国人对周围世界的无知，尤其是对西方近代化过程并由此而引起的消费变化的无知。实际上，此时的英国(包括此前的荷兰等国)因为生产方式的转变以及同东方贸易的大发展而引发了消费需求的变化，有人称之为“消费革命”，一个突出表现是茶叶代替酒类并成为人们最为欢迎的饮料。根据常理，这应该是中国产业发展的绝好机会，可惜当时中国人的想法非常简单而朴素，认为反正茶叶只有中国才有，无论价格多高，质量多差，英国都必须购买，因而很少注意改进技术和提高质量。这导致中国茶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越来越差，后来终于被印度茶叶超过，失去了茶叶霸主地位，这种结果影响至今。

　　19世纪的鸦片贸易史也是中国人的苦难史。从严禁到弛禁，再到自种自食，是一个逐渐丧失主权、丧失利益，也丧失自尊、丧失自信的过程。但从市场经济的角度看，鸦片市场却是中国人在19世纪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硕果”仅存的一个领域，因为鸦片从完全进口到自给自足，乃至后来能够大量出口，仅仅经过了几十年的时间，几乎就把外国鸦片挤出了中国市场。这至少说明两点，其一，中国人在近代市场竞争中不是不能取胜的;其二，在鸦片市场竞争中取胜的根本原因是依靠了国内消费市场，中国的国内市场实在是太庞大了，以至于任何中国产品如果忽视国内市场，几乎不可能有成功的希望。当然，这个市场非常特殊，它实际上是以自己的邪恶来战胜别人的邪恶，或者说是在用慢性自杀的方式来取得这场商战的胜利，带有强烈的悲剧色彩。

　　茶叶市场则迥然不同，在这个本来应该取胜的市场，我们却被别人打得落花流水。原因也非常简单，一方面，印度、锡兰茶叶的种植和加工完全是近代化生产经营方式，生产技术和管理方式先进，是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而产生的;另一方面，中国茶叶生产和加工完全是前近代的传统经营模式，根本没有近代市场的概念，生产方式落后，更谈不上什么管理。这一点同在战场上拿长矛大刀与人家的军舰大炮相拼，几乎是完全一样的情形。

　　与生丝相比，中国茶业现代化的步伐要迟缓沉重得多。但从历史上看，中国茶业的现代化并非没有机会。在中国首先使用机器加工茶叶的，是俄国商人在汉口设立的砖茶工厂，其目的是为了摆脱山西商人的牵掣，以控制中国茶叶向俄罗斯的出口。1860年代后，俄商在鄂南茶区开办了顺丰(1863年)、新泰(1866年)、阜昌(1874年)等8个砖茶厂，开始时用手工方式压制砖茶。1874年后，俄商开始将顺丰、新泰、阜昌三个砖茶厂相继搬迁至汉口，在滨江外国租界一带建造起高大厂房，改用机器生产。1890年代中期，俄商在汉口的砖茶厂共拥有砖茶压机15架，茶饼压机7架。此间，英美商人也在各地设立茶厂，俄商还在九江、福州等地设立砖茶厂。外国茶叶加工技术的引进以及中国茶叶在国际市场上的败退，曾引起张之洞、刘坤一等一些开明人士的注意，他们也呼吁引进外国制茶机器进行新法生产，以与印度、锡兰茶叶竞争。如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湖北“集款八万金，置机制茶已肇端倪”，厂址即选定在茶乡羊楼峒;两江总督刘坤一“曾饬皖南茶局向公信洋行购置四具(碾压机器)，每架九百金”。然而这些“均系一隅试办，无裨大局”，要么试而未办，要么纸上谈兵。也有民间人士开始探寻用现代手段加工茶叶，但难度更大。总的来说，以机器进行茶叶加工，在近代中国民族企业中是十分少见的，而且鲜有成功者。直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茶叶加工业仍基本维持原来的传统，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甚至在某些已经采用了机器加工的地方，竟然也相继放弃新技术和新机器，再次恢复到原来的传统手工操作方式上去。

　　中国茶业近代化的艰难可以见证中国走向近代化的痛苦历程。传统的小农经济固然是19世纪后期中国茶业落后的基本原因，但清政府的不作为甚至反作为也有极大关系。如果说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惨败是昧于世界大势尚可谅解的话，那么半个世纪以后又惨败于东瀛小国日本则是绝对不可以原谅了，因为这次惨败使中国人仅有的一点自信心都荡然无存了。当时英国驻上海领事哲美森评论说：

　　在中国的编年史上，1895年必定是难忘的一年，因为一场战争是在这一年结束的，而这场战争暴露了现有政府体制绝对的无能和不称职，它如果不是向中国本身，却已向全世界证实了，如果中国要想取得一点进步就非得进行彻底的改革不可。

　　正如评论中所说的，将清政府称为一个无能和不称职的政府是再恰当不过的。

　　哲美森还批评说，“北京政府或省政府从来没有试图编制过象预算之类的东西”;又说：“中国是一个拥有巨大的潜在财富但已实现的财富却甚少的国家。” 驻上海总领事韩能也批评说：“除了中国之外，任何国家都不会布满这样的乌云。中国政府竟然对国内制造品课征一种比与之开展竞争的进口制成品的关税还要高的货物税，这似乎是难以置信的事。”比如茶叶，18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的茶叶贸易一直在衰落，“那些最熟悉茶叶贸易的人们认为茶叶所缴纳的出口税和厘金税之重，如果不是最重要的原因，也是最重要原因之一”。他还预言，除非中国政府采取某种行动纠正现行过重税收，中国对欧美的茶叶出口贸易不久就会完全终止。此预言不幸而被言中。当然，减轻税收不一定就能挽救中国茶业，但至少可以减缓中国茶业的颓势。

　　政府和官员作为与不作为是大不一样的，此可以鸦片禁令为例。19世纪后期，清政府曾经有过多次禁烟行动，但成效甚微，唯独山西地方禁烟曾有起色，这是因为山西地方官员认真负责，执法严厉。光绪四年(1878)，值山西大旱，百姓生计艰难，山西巡抚曾国荃认为这是禁烟的良机，因而下令严禁种植罂粟，违者土地全部充公，地方官执行不严者予以惩处，执行得力者给予奖励。

　　光绪九年(1883)张之洞继任山西巡抚后，继续执行严禁政策，并将执法环节作为重点，“查晋省罂粟之所以不能禁者，一由于上官之禁弛不一，朝令夕更;一由于官吏之视为利源，图收亩税。祛此二弊，必有成效可观” 。次年，张之洞奏稿中称“通省多少牵算，已禁除十分之八” ，情况基本属实。如果能推而广之，各地都能认真执行禁烟法令，中央政府也能给予大力支持的话，19世纪的鸦片毒害或许不至于如此泛滥。但清政府对世界发展大势的无知以及绝大部分官员的不作为，终未能制止鸦片泛滥，更未能阻止19世纪中国的危机局面。

　　二

　　在近代早期，甚至直到19世纪，商业在中外关系中的作用超过任何一个其他生产部门。郝延平认为，关于19世纪中国的经济史研究，学术界致力于工业企业特别是轮船、矿山、棉纺织制造业、铁路和军事工业的研究较多，“商业部分基本上被忽视了”。这个说法尽管有些绝对，但指出在19世纪经济史研究中，学者对19世纪的商业尤其对19世纪的中西贸易比较忽视还是正确的。他认为学术界忽视19世纪中国商业研究，部分答案可在认识中国同西方关系的方式中找到。因为许多人都认为，中西贸易曾是19世纪中国“开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而一旦中国实际上被“开放”，其历史意义便消失了。而且更重要的是，人们普遍主张经济发展的关键是工业而不是商业。但实际情况是：

　　中西贸易在鸦片战争后中国同西方的关系方面继续发挥积极的作用，而且这一贸易无论是为了它自身的理由，还是作为工业化的一个跳板，都显著地增进了中国的经济发展。

　　……在19世纪中国，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是商业，而不是工业。在商业阶段，商业企业更是主要的，从投资的份额、雇佣的人数、价值的增加以及收入的分配来看，商业活动支配着工业企业，这是显而易见的。近代经济部门中，最大份额的利润不是来自制造业，而是来自贸易和金融业。在贸易中，最大部分的货物不是从工业获得，而是从传统部门(农业和手工业)中获得。

　　这个结论是符合中国历史实际的。中国近代工业从19世纪六七十年代洋务运动才开始，且成效甚微。

　　关于鸦片战争的性质，学术界大体有文化战争论、通商战争论和鸦片战争论三种意见。实际上这三种意见并不存在对错的问题，各自都有理由自圆其说，只是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而已。我认为，研究鸦片战争的性质必须从当时的历史实际出发，关注鸦片战争爆发的背景，不能将战争性质无限延伸和扩展。比较而言，通商战争论更有说服力，因为19世纪初中西交往的内容主要限于商业贸易，矛盾亦由此而引起。鸦片战争论其实可归入通商战争论，而文化战争论显然是进一步的延伸。

　　从18世纪开始，西方国家在远东地区的扩张主要表现为贸易扩张。先是西班牙、葡萄牙和荷兰，继而是英国。西方国家在向中国进行贸易渗透时，遭到了清政府的有力抵制，清政府采取传统的贸易管理体制即广州制度来应对西方国家在中国的商业扩张。在一个较长时间内，西方国家对此几乎无可奈何，因为他们在武力上不足以使中国屈服，他们的商品在中国市场上也毫无竞争力。但是这种传统贸易管理体制在限制西方商人向中国内地渗透的同时，更限制了中国商人的活动，一方面它使行商服从于官府，成为官府的奴仆，另一方面使中国私商没有正常渠道从事对外贸易，助长了走私贩私：

　　清朝的这一制度成功地防止欧洲人渗入中国内地，将普通的中国私商排除在对外贸易之外，表面上也保持了中华帝国“尊严”，通过关税和对行商的勒索，掠夺了对外贸易的大部份利润，从而使中国商人阶层不能因对外贸易的发展而成长。而以英国东印度公司为首的西方商人在广州制度下则能以合理的价格得到中国商品，满足西方市场日益增长的对中国商品的需求，并毫无风险地获得巨大利润，尽管他们对广州制度仍有诸多抱怨。只有中国商人是广州制度的唯一牺牲品。普通的中国私商被排除在对外贸易之外，绝大部分参与对外贸易的行商也因官府的压榨和欧人的剥削而破产。

　　这个论述非常客观，是关于广州制度最为精当的评价。而此前相关的研究多强调广州制度对外商的限制，而忽视其对中国商人的限制。“在英国人眼中，‘公行’制度是一种榨取制度。行商榨取了对外贸易中的全部利益，又向中国的官吏贿以重金，以取得这一特权。” 实际情况并非完全如此，不然我们就无法理解，为什么自广州制度形成以来先后存在的34家行商，到1840年只剩下了潘、伍两家!广州制度不仅使传统官商难以生存，而且阻碍了私人海外贸易的发展，使中国在对外关系方面更加闭塞。然而，政治的强制力毕竟是有限度的，经济的力量最终会突破这个限制。广州制度表面上至鸦片战争时才告解体，但实际上此前它的作用已经非常有限。尤其在英国东印度公司垄断贸易结束后，随着港脚贸易的发展，广州制度已经名存实亡。与此同时，更多的中国私商参与到中外贸易中来，而且其作用越来越明显。因此，无论从内部还是从外部来分析，广州制度都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了。这其中最大的推动因素就是商业，尤其是海外贸易的扩展，导致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和制度发生根本改变。

　　广州制度的废除是中国传统外交和外贸方式改变的第一步。在这一历史的巨变之中，鸦片当然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是直接的作用，但我们更应该看到其背后的推动力量——贸易。“在中国人看来，仗是为了鸦片问题而打的;但是对于英国商人来说，问题不这样简单。照孖地臣看来，‘这次战争的基本问题’是‘在中国进行对外贸易的未来方式’。” 这一推动力量贯穿19世纪，既让中国人吃够了苦头，又使中国人逐渐认识了以前所知甚少的外部世界。正是在同外国的贸易中，中国人逐步认识到了差距，并使社会发生了些许进步。以茶叶出口为例，在19世纪后期印度、锡兰茶叶出口额超过中国后，许多中国人开始思考中国茶业落后的原因，并试图找出解决的办法：

　　过去的茶季中发生了一件有趣的小事，即有一架滚轧机在温州进行了试用，它毫无疑问地表明，如果使用新式方法来加工的话，最普通的中国茶叶也是能够取得惊人改进的……看来中国政府终于认识到中国的茶叶贸易正在迅速丢失的事实，因而已有迹象表明它将会作出一些让步，以鼓励采取改进茶叶生产的措施。

　　毫无疑问，这是中国人从商业贸易中学习并总结出经验教训和付诸实践的有限实例之一。只可惜中国政府仅仅“有迹象”而已，绝大多数时候并不付诸实践，更没有将其纳为一种国策。

　　有学者对19世纪中国商业的发展变化评价相当高，认为其可与唐宋“商业革命”相媲美，不仅步伐更快，而且导致了许多方面都与传统中国相当不同的经济状况。具体表现为，形成了以中西贸易为基础的混合体制;沿海的中国商人比前几个世纪受到的政府控制要少得多;中西商业资本主义范围大，步伐快;近代中国沿海商人将他们的大部分财富投资于工商企业，而不是像他们的前辈那样大肆挥霍。19世纪的中外贸易扩展，影响加深，对社会的推动作用也非常大，但是否能称之为“商业革命”，则有待商榷。因为19世纪中国的商业贸易并没有最终导致中国社会的根本性变革，它触动了旧的秩序，却没有引致新的秩序，更没有使中国摆脱危机。

　　本文转自《茶叶与鸦片：十九世纪经济全球化中的中国》一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2010年7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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