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致性才是所要依靠的。”
诗歌寻求此在的踪迹或极限，不承认可能通过保存某种客体性而保留在极限处，因而，主体—客体所要求的对应物——也不能成为这样一种经验的堡垒。如果诗歌在模糊中捕捉到了时间的模糊性，那是因为不管它的规程多么多样化，甚至有不可调和的维度，它都放弃了主体—客体的“客体化”框架，在这个框架中，哲学在缝合内部断言说时间是有方向的。诗歌的无方向性首先就真理的规律来说既穿透认知又抹掉认知，同时从主体性和客体性中抽象出来的经验的确存在。
(2)赋予海德格尔思想以潜力的东西将以诗歌的匮乏跨越哲学对客体性的严格批判。他的天才——除了仅仅是缝合的一个模式，而这次是与诗歌条件的缝合——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特别通过对康德的检验，他理解了把“根本本体论”与认知学说分离开来的东西就是后者中保存的客体范畴，也就是康德批判哲学的纲领和绝对界限;
◇因此，他避免陷入主观主义或激进的意识哲学，这是胡塞尔最终走上的道路，相反，他宣布解构主体的主题，认为这是形而上学最后的实现，是对客体性的矫正性束缚;
◇他坚持把知识与真理严格区别开来，或把认知与思想严格区别开来，这个区别是诗歌冒险的潜在基础;
◇他因此而到达了可能把哲学转手诗歌的程度。这种缝合似乎是对力量的保证，因为的确存在着一个诗人时代。这些诗人的存在进入了海德格尔的思想，没有这一点，没有这个历史根基和实际存在，当政治历史性的海市蜃楼在纳粹恐怖中具体实现和消失的时候，他就将陷入无望的困境，所以，这是海德格尔思想的独特真实的事件。
直到今天，海德格尔思想中令人信服的影响力仍然在于他汲取了诗歌中的重要因素，也就是物崇拜的匮乏，真理与知识的对立，最后是代表我们时代本质的无方向性。
由于这个原因，对海德格尔的根本批判只能是：诗人时代已经结束;因此也有必要把哲学从其与诗歌的缝合中剥离出来。这意味着今天的非客体化和无方向性不再需要用诗歌隐喻来表达了。无方向性可以用概念来表达。
(3)然而，在海德格尔对诗人时代的赞扬中有一点虚假的因素。在海德格尔那里，仿佛诗歌的表达就是客体性的匮乏和科学的匮乏。当冒险在技术困境的核心打开缺口的过程中，诗歌将召唤“现代科学”的到来，将在世界客体化和作为灭绝意志的主体等范畴中揭示现代科学。海德格尔“建构”了数学与诗歌的二律背反，使其与知识与真理或主体/客体与存在的对立相偶合。现在，这个“蒙太奇”在诗人时代的诗歌中读不到了。诗人与数元的真实关系是属于完全不同性质的。它采取一种纠缠在一起的竞争形式，占据同一个地点的异质群体。马拉美诗歌的“代数式的”意志是显而易见的，“你年轻的数学家气数已尽”这样的诗句只是为了指出，在某一特殊地点，偶然性与无限性在积极实现它们的共谋，诗歌把数元升华了。当兰波注意到——于是才写出了关于科学本质的深刻诗句：“心肠软弱的人啊，刚开始思考字母表上的第一个字母，就匆忙地步入了疯狂”，他以同样的笔触把数元的激情刻写在拯救性混乱的旁边，因为数元除了决定用字母去思想还能有别的什么用处呢?作为柏拉图、斯宾诺莎和康德的颇有尊严的后裔，洛特雷阿蒙认为数学拯救了他，而且在主体—客体或人—世界这对儿概念匮乏的特殊关头，数学确实拯救了他：“噢，活生生的数学啊，我没有忘记你，因为你那聪明的课程比蜜还甜，像一股新风吹进我的心田……没有你，我在与人的斗争中可能已经失败。”
佩索阿写道：“牛顿的二项式理论如同米洛的维纳斯一样美丽/只有宝贵的少数人才注意到”，这时，他让我们想到的不是把诗歌的真理与数学潜藏的虚无主义对立起来，而是迫切地把这种美的认同最终公诸于全世界，而不是只给“宝贵的少数人”看。
于是，比哲学仆人更加深刻的诗歌完全意识到与数学共享思想，因为它盲目地看到数元也在纯粹直接的奉献中，在与每一个多的表现的空洞缝合中，质疑和解除盛行的客体性。的确，诗人比数学家本身更清楚地知道并不存在所谓数学客体这种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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