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提起胡适，许多人都认为胡适的贡献被严重地夸大了。很多人不喜欢胡适，因为他不倡导用雷霆霹雳的手段解决社会纷争和变革问题，他倡导温和的、温文尔雅地去推动社会进步，在很多激进青年那里毫无魅力。

　　其实，如今对于胡适的贡献非但没有夸大，而是恰恰相反，他仍然被严重低估了。因为他的贡献实在是太大了，挑出任何一个来，不仅激进青年们完全望尘莫及，就是当年和他同时代的那些“大师们”，也无人能和他比肩。

　　那么，胡适贡献在哪里?仅仅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抑或是创办了新青年?其实这些都不是胡适最大的贡献，总结起来，按照学者张耀杰的说法，胡适有三大贡献，历史上无人可比，无人可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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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倡白话文

　　终结精英们的知识垄断

　　胡适是白话文运动的首倡者。在此之前，文言文作为一种定式的书面语言，是中国几千年来知识阶层的专用文体。文言文难懂又难学，人们日常交流基本不用，这事实上形成了一种知识的垄断，底层百姓很难直接获取这些知识资源，也严重限制了民族整体的发展。

　　胡适最先看见文言文对中国人精神的束缚，1917年1月，他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提出“不模仿古人”“不用典故”“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等八项主张，明确提倡使用白话文，他还说：“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

　　胡适先生一语成谶，白话文展现了它的勃勃生机，一直使用到现在。当年鲁迅也正是受到胡适的鼓舞，写出了中国第一部短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

　　然而白话文在推广之初，也并非是一帆风顺。有很多人就“看不惯”白话文，表示无法接受。胡适在北大任教，一次公开讲课中，他说白话文比古文简洁。有学生提出反驳。于是，胡适就出了一道题，就如何回绝行政院秘书一职草拟电文，学生用古文，胡适用白话文，看谁使用的字少。学生给出的答案是：“才疏学浅，恐难胜任，不堪从命!”用了十二个字。胡适给出的答案则只有五个字：“干不了，谢谢。”学生听了哑口无言。

　　白话文就像空气一样，因为我们每天都在使用，而完全没有意识到它的重要性。但历史证明了，提倡白话文是多么地顺应历史潮流，这打破了三千多年精英阶层对知识的垄断。如今，只要一个人能识字、肯学习，他就能通过各种途径学到他想学的知识。而这一切都源于白话文的普及。提倡白话文运动，胡适贡献最大，这一点无人可以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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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战出任驻美大使

　　争取美国最大限度援助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发生。胡适希望中国认为以退为进，与日本暂时妥协。但日军的疯狂进攻显然彻底击碎了胡适的设想，他随后放弃妥协理念，转而积极支持抗战。

　　当时的世界局势对中国并不友好，中日战争被欧美视作区域战争，中国在国际上处于孤立无援的尴尬境地。当时的国民政府为了寻找外援，决定以中美关系为突破口。因此，驻美大使的人选就变得异乎寻常的重要。

　　众所周知，胡适早年曾留学美国，师从于美国著名学者杜威门下，和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又是校友关系。胡适被蒋介石视为最佳人选。1938年，胡适受命于危难之际出任驻美国大使。

　　舆论的把控是最难的，也是最容易的，一旦舆论局面被打开，那么美国对华态度将发生空前变化。四年大使生涯，胡适尽心尽力，化身为一个伟大“中美关系开拓者”，促成了三件不可替代的重要历史贡献：

　　◎最大限度争取美国政府对中国抗战事业的援助：胡适走马上任之后，和时任国民政府参议员，著名金融家陈光甫两人经过数月的努力，最终促成了数额为2500万美元的“桐油借款”。1939年和1940年又促成了两笔总额为4500万美元的贷款。这些巨款对中国的初期抗战和战争苦撑有着很大的助益作用。后又协助宋子文达成中美一亿美元的信用贷款合同，对于中国抗战是巨大的支持。

　　◎促使美国改变对日政策：胡适最初的设想就是促使美国参战，只要美国对日宣战，胜利就是迟早的事。胡适始终与罗斯福保持联系，他不断地游说美国官员，使他们逐渐明白随着日本的不断扩张，美日在太平洋的冲突不可避免。胡适的努力虽然没有使得美国直接参战，但的确促使美国改变了对日政策。

　　◎最大限度争取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除在政府部门四处游说之外，胡适最为重要的任务，就是在美国各大城市演讲。据统计，他在四年期间，仅演讲就达400多场。演讲内容主要包含两点：一是宣传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争取民族独立与平等的正义战争，是与美国独立战争一样正义的;二是增强美方对中国抗战的信心，确定中国会一直坚持下去，直到将日本人驱逐出中国领土。简单来说，胡适的演讲就是在确保美国人民信任中国人民抗战的基础上争取最多同情和支持。

　　四年里，胡适苦撑待变。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发。随着美国对日宣战，胡适感到他自己身上最大的一个使命终于完成了。胡适此一贡献，无人可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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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台湾提倡现代文明

　　公开反对蒋介石威权主义

　　1949年4月6日，胡适从上海乘“威尔逊总统轮”赴美国。在中国大陆政权易手，蒋介石与国民党政权逃至台湾的过程中，他一直住在美国，与蒋介石保持着联系。

　　1951年5月，胡适给蒋介石写一长信，心中竟然直接劝蒋想想“国民党自由分化，分成几个独立的新政党”，而最重要的是“蒋先生先辞去国民党总裁”。1952年9月，胡适更是给蒋写了8页的长信，希望蒋及国民党要表明“民主政治必须建立在多个政党并立的基础”、“国民党应废止总裁制”、“国民党可以自由分化，成为独立的几个党”、“国民党诚心培植言论自由”。他甚至要求国民党、蒋介石公开“罪己”，“罪己的话不可单说给党员听，要说给全台人民听，给大陆上人民听”。

　　胡适一方面支持蒋做“总统”，同时又极力建言蒋进行政党改革，融入现代文明。

　　退守台湾的蒋介石，其权力反而更加集中，面对蒋的威权，没有谁公然敢违背他的意志，除了胡适。他在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典礼上，直接“纠正”了蒋的演讲词的不当之处。这使蒋大为光火，却又拿胡适没办法。

　　后来，随着胡适公开反对“修宪”、反对蒋参选“第三任总统”与要求蒋把国民党一分为二以增加竞争活力，蒋介石对胡的不满逐步升级。然而胡适却不改初衷，一如既往。在那样的环境下，当时敢这么做的，只有胡适一人。

　　1962年2月24日晚7时10分，胡适在演讲中因心脏病发突然跌倒，不治逝世，中国近代以来最了不起的知识分子的一生画上了句号。胡适没能看到他的愿望成真，但台湾后来的成功转型应当离不开胡适当年的那些“绵薄之力”。

　　三件大事，随便一件，同时代的人都难以做到，胡适的贡献无可替代。虽然他也曾在特殊时代广受批评，然而无论是从他的人品、学识、还是历史贡献各方面评价，胡适都堪称近代以来“第一流的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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