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在制度上已经恶到根子上的政权,不可能精彩而伟大
发布日期:2022-11-28 16:17:29 来源:微信公众号“翻书侠西木”(ID:gh_2d899d2e0380) 作者:和尚 编辑:擎

  中国历史上有几个朝代是宦官专权而衰弱甚至亡国的,主要有汉朝、唐朝、明朝。但是宦官专权登峰造极,影响恶劣而深远,贻害至今的,就是在明朝。

  明朝如果有报纸和言论自由,那八卦宦官的报纸一定特别好卖,因为劲爆的料实在太多了。明朝首先出了两个空前绝后的明星级的太监,刘瑾和魏忠贤。刘瑾(1451-1510),陕西兴平人,本姓谈,明武宗时的太监,从正德元年到五年,操纵朝政,成为明朝实际的统治者。

  后来在学者吴思的书《潜规则》中专门提到了他,按照实际的财富量计算,估计刘瑾搜刮的财富可以入围世界十大富豪。相比刘瑾,魏忠贤可以说青出于蓝,这位明末的太监(1568-1627),已经彻底和阉人划清了界限,人称九千岁,百官跪拜,将朝中不合作的大臣杀戮干净后,为自己拳养老一批走狗,时称“五虎”、“五狗”、“十孩”、“四十孙”,其爪牙为谄媚魏忠贤竟然在全国各地大肆修建生祠。

  明代太监专权如此常见,其实已经成为政治常态,几乎横贯了整个明朝260年的历史。要了解太监为何能如此举足轻重就要了解明朝的政治生态。明朝的皇帝,自朱元璋开始,就有深深的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不仅是对于普通百姓的防范,甚至还包括了对整个官僚系统的不信任。

  是的,没有写错,是对整个官僚系统的不信任。这就好像一家公司,老板总是惦记着CEO是不是占了自己的便宜。有这样老板的公司,即便问题出在CEO,但根子一定也在老板,因为老板觉得CEO干的不好,可以让他走人。

  皇帝不仅可以让官僚滚蛋,生杀予夺大权,亦尽在其手。皇帝拥有了对官员绝对的控制权,但是依然不信任官员,一个重要的事件就是朱元璋在杀掉宰相胡惟庸之后,废掉了宰相这一历朝历代普遍实施的制度。也就是说,明朝缺乏类似今天的总理一职,六部官员如果有事情需要汇报,需要直接面对皇帝,权力大大向统治者集中了。

  但是皇帝毕竟也是凡人,能力再强也是有限的,于是皇帝必须找到自己可以信任的人,就是权力代理人。于是,在皇帝身边,伺候其日常生活的那群特殊群体:阉人登上了明朝的政治舞台。明朝的宦官是一个很大的体系,其在宫内按职能分为十二司,分管各项事务,并有其他重要机构,据作者估计总数应在10万人上下。

  从这点来说,我不同意当年明月在《明朝那些事儿》中鼓吹的一个基调,即明朝是一个相权发达、百官可以制衡君权的朝代。当年明月强调了明朝内阁在皇帝缺位(实际上明朝皇帝普遍很懒,比如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说道万历四十多年间统治几乎不上朝,不见官员)、维持政权稳定上发挥的作用,并认为朝廷内阁的首辅实质便是宰相。这种看法有意忽略了一股重要力量,即以宦官为核心的特务势力。

  在明朝,宦官接近皇帝,替皇帝管理东厂西厂等特务机构,监视官员和民间言行,具备调查、逮捕、刑讯和判决的权力,实质上将行政和司法的大权揽于一身,特务体系凌驾于法律和百官之上,只对皇帝负责。除此之外,宦官实际上还掌握了替皇帝批拟圣旨的权力,基本处于权力的核心地位。

  这样的情况下,官员为了升迁或政治地位的稳定,必须联合内廷的实际掌权者,即司礼监太监。相比之下,居庙堂之高的首辅尽管统率百官,但是离权力核心的距离显然比司礼监太监远多了,不得不结交仰仗太监的势力。明朝历任首辅,上位多依靠此路径。明朝中期名臣、内阁首辅张居正,权倾一时,但是对大太监冯保投拜帖的时候,落款自称“晚生”,而到了明朝晚期,官员为了巴结魏忠贤,竟然自称“孩儿”、“孙儿”。

  《明代特务政治》中作者丁易列出了历代首辅的情况,基本规律是靠结交太监上位和掌权,而如果与太监交恶,官位甚至性命往往不保,比如首辅夏言即被太监构陷而死。

  明代的政治权力体系因此不在外廷(即官僚体系),而在内廷(宦官体系)。宦官借助皇帝对于权力的掌控欲望和信任,发展出了庞大的特务组织,主要功能是监察百官、探查民间情况、到地方上代表皇帝行使各种职权,甚至出使外国,比如著名的三宝太监郑和,即在朱棣的命令下六次下南洋。明武宗朱厚照南征时,竟然委托太监监国,在北京行使代理皇帝的职权,这也是空前绝后的做法,中国历朝历代,皇帝亲征之后一般是太子监国,明武宗这个诡异的安排,也说明了太监权力的巨大和在明朝的特殊地位。

  和历朝历代相比,明朝的政治制度体现为极端的恶。在制度体系下,皇帝刻意将权力给予宦官,大力发展特务系统。这是明朝和之前宦官专权的朝代的一个典型区别。汉朝是因为外戚和宦官联合、窃取皇权,而唐朝则是安史之乱之后,中央威权丧失殆尽,地方节度使割据,太监趁机把持朝政,简言之,之前朝代的宦官参政多是皇权衰落的情况下太监窃取权力,而在明朝,从朱元璋开始,即刻意进行政治制度的安排,实行特务政治,并让宦官深度参与到特务政治的各个方面,宦官的权力实乃君授,具有法理上的正统性。

  宦官掌权和官僚掌权是两个对立面,官僚掌权的正常路径是科举考试,获取功名,这保证了官僚体系有其统一的价值观,即孔孟之道,并且有对政治理想的追求和自身名节的要求。

  宦官获取权力,在于其和权力核心即皇帝的距离,既然要不断拉近距离,所使用的方法无非是明争暗斗,对宦官而言,本身缺乏教育,自然难有什么理想和节操,在险恶的宫中第一要义是保存生命和权力,第二是消灭对自己有威胁的人。且宦官做事情更无顾虑,因为其无后且无根,不存在家族名誉或者家族利益一说,这些特点决定了宦官一旦掌权,一定以满足个人私欲为第一目标,而不是社会稳定、人民安居。

  几个明星级大太监的当权,更是从精神上阉割了读书人的骨气,但凡刚正之辈被杀戮罢免,国家从根基上便造成了不正的风气。一个例子是,明朝百官上朝,西厂在宫门设纠察之人,如遇礼义不整之人,即拖行出列,责打之,后来因为打死了几名官员,这个规矩才被皇帝废止。对于朝廷高官来说,太监尚且如此待之,可想其对小民百姓。

  整个政治体系从此来说,沦为了威权统治、恐怖统治的工具。而政治体系的建立从朱元璋起,即有意而为之,有明一代,实在是制度之恶,发自于制度根基,发自于统治者内心。在这样的大舞台上面,即便人才辈出、各施本领,并让数百年后的当年明月写出来其风采,其实在于整个朝代阴霾遍布,摧残人心,难于因数名英杰之才而焕发光彩。

  本文原载于豆瓣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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