滞后和混乱也表现在网络上，直到23时48分，上海市公安局的官方微博还在发布“目前外滩情况良好，晚上游客可能会比较多，难免造成拥挤，在此提醒大家伙，请配合现场蜀黍的工作，有序行进!”的微博。
除去救援困难，外滩当天的医疗应急准备也不足。
根据《中华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及《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条例》，公共场所应该制定应急预案，大型群众性安全活动也需要制定应急急救预案。但据一位医疗系统的知情人士介绍，当天外滩附近并未有120急救车待命，因为“并没有收到上级的通知”。可以对比的是，世博会期间，上海曾配备了10辆救护车在世博园区附近，随时进行救护支援。
一位在现场参与了急救的亲历者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因为救护车的速度过慢，他们拦了一辆私家车，将伤员送走。而据多家媒体报道，最初甚至连附近的公交车也参与了伤员的运送。
“大型活动都是要有预案的，我们现在要看的就是如何让这个预案更加完善。”复旦大学城市公共安全研究中心主任藤五晓认为，从城市公共安全管理的角度，应该把应急管理融入到常态化管理，变成一个常态，“比如我们开世博会，会成立一个组织专门应对突发事件，但是活动结束了也就解散了。”
自救之痛
除去安保、救援的问题，事发当天现场的急救也值得反思。
浙江省温州市儿童医院儿童感染科护士吴小小曾在当天参与现场急救，她表示，救援现场出现了很多急救错误。
比如，按照急救要求，对呼吸骤停者急救而言，心肺复苏的急救措施一刻也不能停。但在现场，吴小小看到，有伤者被抬上警车后，就没有志愿者继续帮忙进行心肺复苏了。
此外，转运伤者时的搬抬非常不规范，没有基本的颈椎腰椎保护，这样直接抬脚很可能导致高位截瘫。
事发后，曾经广为流传的一份媒体对踩踏现场“后退哥”的采访中曾提到，他们曾试图对伤员“抖一抖”，掐人中，但实际上，这都不是正确的急救手段。
长征医院当天恰巧在现场的一位医生施晓雷也参与了急救，他与三个同伴一路上轮流为一位伤者做心肺复苏，“一般我们在现场急救还是要谨慎，这种事还是交给专业的医护人员。”
一份发表于2011年的论文援引数据称，到2007年，我国平均万人救护知识普及人数为98人，救护知识普及率不足1%。而在日本，急救普及被列入了中小学教育;德国则规定，公民在考取驾照前必须接受一定课时的急救技能培训。而在现场，这位医务人员看到的靠谱急救大多来自于国外的志愿者。
实际上，在突发事故中，最先达到现场的，往往是非专业人员。因此，现代救助特别依靠经过培训的非职业救护人员，能够在事发现场对伤病员实施及时、有效的初步救护。
最为知名的算“第一目击者”培训体系，即侧重于培训警察、消防员、保安人员、出租车司机、公共场合服务人员等容易出现在事发现场的群体。上海曾在2007年推动过“第一目击者”培训，提出在2010年要让10%的成年人掌握一项以上的自救互救技能。
当然，没有掌握急救知识的人也并非无事可做。“鼓励安慰陪伴也是重要的必不可少的急救技能”，微博认证为美国心脏协会急救培训导师的医生“急诊夜鹰”在事后的《踩踏伤现场评估与急救》一文中写道，“现场急救应有所为、有所不为。最终的目的是减少死亡、减低损伤、抚慰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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