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1月10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于APEC夏威夷首脑会议前夕在夏威夷大学东西方研究中心发表演讲，提出了美国将“转身亚洲”(Pivoting　Asia)的新概念。与此同时，美国总统奥巴马也在檀香山的演讲中强调美全球经济、安全和战略重心将全面转向亚太。“转身战略”出台伊始，许多分析认为这一新的政策宣示很可能“虚多实少”。其原因一是美国不可能忽视与中国的经济和外交利益而全面转向同中国的对抗政策;二是美国目前面临着严峻的联邦财政赤字，为了“减赤”，将不得不压缩军费甚至削减军力;三是中东局势因为伊朗、叙利亚和阿以冲突问题都在短期内难以解决，美国即便想要“转身亚太”，恐怕也有心无力;四是奥巴马上台伊始即提出“重返亚洲”的口号，强化了对亚洲军事、经济与安全事务的参与，2011年提出“转身战略”，不过是在姿态上更高调。然而，在“转身亚洲”概念提出半年后，这一战略的新内涵已经逐步清晰化。“转身亚洲”很大程度上确实代表了冷战结束以来美国亚太战略的又一次重大转型。对其战略含义与动向，中国绝不可低估。这一战略很可能会给未来东亚安全格局的演变带来新起点和新态势。

　　“转身亚洲”战略的基本内容

　　《现代国际关系》刊登深度分析文章称，从奥巴马政府主要官员的讲话、2011年11月之后陆续公布的政策文件一直到所采取的相关行动看，美“转身亚太”战略的主要内容已经越来越明确。首先，“转身亚洲”战略是全面巩固21世纪美国在亚太主导地位的“世纪领袖型”战略。美国将加大对亚太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外交投入，在21世纪坚定地扮演亚太地区领袖的角色，并承担地区安全与稳定责任。奥巴马2011年11月17日在澳大利亚国会发表演讲时提出，美国的目标是在亚太地区“扮演更大和更为长远的角色，以便重塑亚太地区和它的未来”。在谈及美国军费削减时，他承诺不会削减美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国务卿希拉里则强调亚太地区的繁荣和稳定需要美国的“坚强领导”，称美要扮演亚太地区“一个世纪的”领袖角色。奥巴马不仅在2011年11月20日的东亚首脑峰会(EAS)上高调谈论南海问题，还誓言将坚定履行美对亚太地区盟友、伙伴的“承诺”。在南海问题上，美力主东盟国家主导的多边对话和解决机制。虽然白宫表示美对南海争议岛屿的主权归属没有特定意见，但奥巴马政府竭力强调南海问题是“航行自由”问题的做法，表明在中国与东盟有关国家的南海争议中，美国已经全面偏向了后者。

　　其次，“转身亚洲”战略是美全球战略重点转移到亚太地区的“战略重心型”战略。这不仅是为美在“后伊拉克—阿富汗时代”寻找新的战略方向，同时也表明美对今后全球安全战略态势的评估正在出现重大变化。2011年12月18日，美完成从伊拉克全部撤军，并决定2013年提前结束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未来美军全球战略态势将如何重新规划?此外，受联邦财政赤字居高不下的影响，美军未来势必面对一个军费开支削减、“过紧日子”的时代。“转身亚洲”战略代表了奥巴马政府既要紧缩军备开支，又要继续保持美军在全球战略部署和战略目标应对情况下的新选择。为此，美宣布将在澳大利亚北部的达尔文港建立美军新的基地，计划2-3年内部署200名、并最后增加到2500名海军陆战队士兵;在新加坡部署　4　艘濒海战斗舰;　在菲律宾选择以轮换方式定期驻扎军队。这是冷战结束20年后，美重新在亚太扩大军事基地数量。力图进一步加强美军在亚太地区战略影响力的“转身亚洲”战略，设定了美准备推行的新军事战略的基调。美2012年1月5日推出的《维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21世纪国防优先事项》报告，明确将在亚太地区进行的“战略再平衡”作为美军未来调整军事力量、优化全球战略部署以及确认应对威胁的新军事重点任务的核心环节。为此，美准备削减未来海外维稳行动的军事投入，计划将陆军从现有的58　万人削减到　49万，将22万人的海军陆战队削减到18万。但美军所拥有的11艘航空母舰将不做任何削减;而被称为史上最昂贵的F-35战机的生产和采购计划即便有所调整，也仍然会以针对中国的军事需要进行装备和部署。

　　第三，“转身亚洲”战略是美国促进亚太地区国家“遵守规则”、并为地区安全热点问题制定和提供规则的“规则导向型”战略。这一战略的核心就是要用国际规则和规范约束和引导中国，使美将来面对和处理“中国话题”时，能联合地区其他国家在“规则制定”和“规则适用”的范畴内共同对付中国。按照美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多尼隆的说法，“转身亚太”战略的最终目标，是“帮助亚洲重新形成和制定相关规则与规范、保证国际法和国际规范得到普遍的尊重，以促进和保障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与此同时，商业和航行自由将不会受到任何损害，新兴大国可以和邻国建立信赖，争议可以得到和平解决而不至于使用威胁或者强制”。自2011年11月以来，推动中国遵守和履行各种国际规则和规范，成为奥巴马谈论中国政策时的重要内容。2012　年1月奥巴马在接受《时代》周刊专访时特意强调，“中国认为自己是发展中国家，因此不能与美国和欧洲适用一样的规则”，但中国已经长大，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所以“无论在航海或贸易议题上，中国不能只选择对自己有利的，而必须遵守游戏规则，这也是亚太国家所希望的”。

　　第四，“转身亚洲”战略更是美重振对亚太地区经济竞争力、反应其经济活动的规模和深度已从欧洲转向亚太的“经济强身型”战略。近十年来，美国与亚太地区的经济、贸易及金融联系不断深化和扩大，美国经济与亚太的关联度远远超过了美与其他地区的经贸联系。“转身亚太”战略在外交、经济和战略等领域“多管齐下”，谋求美从亚太经济中获益和让亚太区域贸易成为美出口振兴战略突破点的同时，进而主导区域经济合作的未来发展方向。奥巴马在2009　年宣布美加入“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计划”，并一直将推动“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框架的成型作为美参与亚太投资与贸易自由化进程最重要的手段。美目前在亚太区域经济合作进程中竭力“以我为主”，拉拢日本、澳大利亚等国打造　TPP，无非是要设置合作中的“美国标准”，以此规范中国，提升美在经济领域全面针对中国及其他国家的贸易竞争优势。但另一方面，以TPP为代表的美对亚洲出口振兴计划，也深刻反映了美面对中国崛起的新的战略忧虑——美经济实力的相对衰落有可能使其在与中国的战略竞争中无以为继。TPP　涉及的美国亚太贸易振兴战略很大程度上是稳定和巩固美亚太战略存在的经济基础。

　　“转身亚洲”战略的基本特点

　　与冷战后美国历届政府的东亚和亚太战略相比，奥巴马政府的“转身亚洲”战略有以下显着特点。其一，冷战结束　20　年来，美第一次显着扩大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不惜推行新的军事扩张主义，加深和加强美应对中国崛起带来的地区安全局势新变化。尤其是美军针对中国的“区域拒止/反介入战略”(　Area　-　denial&　Anti　-　Access)　所做出的一系列旨在构建和执行“空海一体战”(Air-sea　Battle)　的军力发展构想，代表了美今后军事力量结构和军事战略的重点建设方向。美在亚太地区的军事战略重点，已明显开始聚焦于中国军力现代化有可能沿着“拒止战略”的构想而给美带来的挑战。美　2012年1月5日的国防报告直接将中国的军事“拒止”能力列为美所面临的重大军事威胁，并首次明确宣布美军的作战任务之一，就是要“在即便拒止能力发展的情况下，也有军事投掷和穿透的能力”。该报告将针对中国的“反拒止能力”同“打击恐怖主义和非正规战争”、“阻止和挫败侵略”、“保持安全与高效的核战略”、“保卫美国本土和支持文官政府”等并列为美军在21世纪的基本军事目标。报告最后一部分展望“2020　年美军联合作战”前景，重申美将加强海空联合作战能力，以便必要时采取行动，“确保美国及其盟国与伙伴能够在反拒止、电脑网络攻击以及其他有争议的行动环境中作战”。2012　年　1　月17日，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Martin　E.Dempsey)签署并发表了“联合作战介入理念”报告(JointOperational　Access　Concept，简称　JOAC)，具体提出了美“反拒止”战争行动的协同与作战计划，进一步细化了美军正在构建中的“空海一体战”构想。根据该报告，未来美军可以在任何空间维度上进行军事行动，包括使用太空武器，电脑网络攻防战，空中、水下和地面的攻击与防御行动，以摧毁“假想敌”的军事攻击与反击能力。邓普西指出，该报告是1月5日报告的延续。该军事文件的出台，既是对1月5日美军未来发展战略指导计划的“局部放大”——将该计划报告中的“反拒止”军事任务演变成具体的、纲领性的军力发展报告和作战规划，又进一步烘托了“反拒止”作战在未来美军力量建设、海空军协同行动以及海外战争构想中的核心地位。

　　美国全球战略重心转移至亚太、以中国为最主要军事“假想敌”，是美全球战略的重大转折。这一转折的标志，并非只是驻军规模、出现动荡的“问题程度”以及美军军事任务的扩大，更体现在美军对防范未来“军事威胁”的重视程度以及战略资源投入的优先顺序。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所推出的“空地一体战”实现了冷战结束初期战争模式的重大改变，由空中提供火力支持的地面作战完全为远程空中打击所取代，陆地作战不再是决定战场形态的首要因素。“空地一体战”在经历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以及伊拉克战争后，已完全成熟，而美军未来的主要军事对手也由顶多是中小国家中的“流氓国家”转向了中国这样的地区性大国。随着“空海一体战”从军事概念走向操作性行动计划，以中国军力现代化为打击目标的美军战斗行动的战略与战术设计，正在走向一个新的“历史性平台”。

　　事实上，美国从来没有完全离开过亚洲，过去十年更是一直在进行着“战略东移”的各种实质性准备。2003年5　美军攻陷巴格达不到一个月，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就宣布了在亚太地区进行“轴—辐调整”的新军事行动，大力加强美军在亚太地区军事部署的实战规划，强化应对中国崛起的长期性同盟责任。2009年1月，奥巴马在就职演说中宣告“反恐”不再是美战略重点。2010年6月推出的美《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出了“亚太战略重心”的新概念。“转身亚洲”战略并非只是在战略重点上宣告向亚太的转移，而是在美军的全球战略态势、欧洲及中东和亚太军事部署的技术性调整、以及应对美国内政治所需要的政治说服力等问题上，进一步明确了“战略东移”的全面可操作的军事、外交与政治方案。这一方案包括削减欧洲驻军，降低对卷入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这类“非亚太区域”军事行动的战略兴趣，以及未来防务预算在全球各大区域内的分配和各军兵种未来的预算投入等。

　　美军目前因国内财政困难而被迫“瘦身”的军费削减，与亚太战略重心的重新确定并不矛盾。冷战后美军在力量结构上虽然几经调整，但总体保持了以应对冷战时期可能发生的、与同级别军事大国苏联这样的敌人进行全面战争为目标的人员、装备和后勤基地配置。但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美就已经很清楚地认识到，苏联的解体已经不可能带来俄罗斯向前苏联的回归;　而中国尽管崛起迅速，但很长时期内都不可能具备苏联那样的对美军事威胁，其挑战美军事能力长期来说更可能出现在“拒止战略”的能力水平上。“瘦身”可以使美军在军备、人员和力量结构上适应后冷战时代的需要，将重要的国防资源用于更新武器装备和军事技术，保持美军“不受挑战”的力量优势。“瘦身”战略不仅不会阻碍美军战略重心向亚太转移，反而可能为美军军力结构和作战行动方式的革命性变革提供机遇。

　　其二，将印度和南亚次大陆纳入“亚太区域”早已有之，但将南亚包括进东亚等其他太平洋区域、共同组成地理概念上的“亚洲枢轴”(　Asian　Pivot)　，却是奥巴马政府首创。冷战后相当长时间内，美对“亚太”的定义主要包括太平洋西岸以及大洋洲地区，20世纪90年代克林顿政府发表了4份“东亚安全战略报告”，都未强调印度对美不可或缺。印度从来都不是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成员。这说明美当时对东亚和南亚的地缘战略联系远不如今天这么重视。随着中国的崛起和地区外交、经济与军事影响的扩大，美高层从布什政府开始重新认识印度，美印战略关系不断加强。21　世纪的头十年是印度开始崛起的十年，也是美印战略关系成型的十年。美一直将印作为“全球伙伴”来打造两国关系。奥巴马政府最终对什么是亚太地区或者说美国心目中的“战略亚洲”的地理概念做出了重新定义：“亚太”或“亚洲”，就是指东北亚、东南亚、南亚的印度洋沿岸国家，以及大洋洲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太平洋国家。希拉里在《美国的太平洋世纪》一文中说得很清楚，“从印度次大陆一直延伸到美国西海岸，亚太区域横跨两个大洋———印度洋和太平洋，它们越来越因为航运和战略的因素而连接到了一起”。将南亚次大陆包括进亚太地区，反映了美国对于南海、马六甲海峡以及连接东南亚和南亚的缅甸地区的高度战略重视。在今天的亚洲地缘政治生态中，南亚、东南亚和东北亚已经不可分离。特别是　2001　年起印度逐步成为美在亚洲的重要战略伙伴之后，鼓励印发挥更加重要的区域安全与政治角色，充分利用印在“牵制”中国崛起中的战略作用，一直是美亚太战略的重要内容。奥巴马政府明确将“亚太”定义为包括印度在内的“印度洋—太平洋区域”，显示了美有意在更为广阔的地缘范围内努力主导亚洲均势体系。

　　其三，美国更为深入和广泛地参与到亚太地区外交与政治事务中来，特别是将更多地介入地区多边机制，通过与其盟友、伙伴的合作，推进地区事务的解决方式和路径能从长远上体现美战略利益。“转身亚洲”战略表明奥巴马政府的中国政策开始“成型”。美国并非立足于美中合作来解决区域安全与政治议题，而是立足于同盟、伙伴与新兴友好国家的合作来促成亚太地区的稳定。2009　年奥巴马上台伊始美国在中国政策上所谓“一头热”的做法，是想要鼓励中国与美国一起“分担责任”和“分享领导地位”。2010　年的“天安号事件”和“延坪岛炮击”让美对华政策开始迅速转向。再加上美国内经济振兴、扩大亚太出口的现实需要，“中国崛起”成为美国眼中亚太地区安全与经济领域最大的不确定因素。奥巴马政府转而寻求全面提升美国的领导地位，不再寻求任何给人以“G2”印象的外交和战略操作手法;将稳定和强化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领导作用”和依赖同盟、友邦及新兴伙伴关系，作为实现区域内国家与美全面合作的“战略抓手”。希拉里2010年10月28日在夏威夷大学东西方研究中心的演讲，清晰地透露出美亚太外交战略的显着调整;她在《美国的太平洋世纪》一文中更加强调美国处理与中国关系的“原则认识”，这就是“立足现实、注重实效，忠实于美国的原则和利益”。

　　“转身亚洲”战略的成因、目标及影响

　　“转身亚洲”战略与美军“瘦身”战略结合，代表了美亚太战略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最大规模的调整。随着中国崛起、朝核局势僵持以及亚太安全出现新动向，美亚太安全战略谋求更新和扩展是必然的。新美国安全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D.　Kaplan)　认为，美亚太战略面向中国崛起进行调整，是“20年前就应该做出的”。

　　这一变化有三个核心含义。一是美对来自中国的“威胁评估”已经从传统的意识形态争议及双边关系中涉台、涉藏问题的结构性争议，转向了美眼中越来越具有挑战性的中国“能力”和“意图”的评估。二是随着中国崛起，美在亚太地区传统盟友和防务伙伴对美在该地区的安全责任和战略能力开始有所怀疑，奥巴马政府需要“再确认”美在亚太地区的战略优势和战略决心，重申只有美掌握亚太地区的“战略制高点”，同时对中国崛起的地区担忧做出及时的强势反应，以保证美在本地区的战略资产———美国的同盟关系、防务合作伙伴以及“新型伙伴关系”不至于流失。三是面临　2012　年总统大选，奥巴马政府也需要在对华政策上表现得更为强硬，以避免受到国内政敌的过多攻击。国内选举政治的考虑，不希望给世人留下美因为国内经济困难和预算削减而“变弱”的印象，这些因素确实在美这一波高调进行的亚太攻势中占据很重要的位置。

　　降低联邦财政赤字以及由此带来的可能延续未来十年的军费削减计划，是美“转身亚洲”战略出台的另一大重要原因。如何削减政府财政赤字以及政府债务上限提高到多少，一直是2011年美国内政的焦点话题。目前美国政府背负14.62万亿美元的沉重债务，过度的国防开支一直是美国内批评的对象。“9.11事件”后，美军费从2001　年的3160　亿美元上涨至2011年的6880亿美元，10年来上涨幅度超过了78%。2011年6月底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离任之前，提出了未来　5　年　780　亿美元的国防开支削减设想。然而，共和与民主两大政党恶斗的结果之一，就是在2011年8月1日美国政府新财政年度来临的前　1　天才通过了新的延长债务上限的决定。当天美国国会通过《预算控制法案修正案》(BudgetControl　Act　Amendment)，授权美国政府到2012年12月底提高政府债务上限到1.　2万亿美元，同时将国防开支削减作为降低政府赤字的主要项目。法案规定未来　10　年美将总体削减1.5万亿美元的政府开支，其中3500亿美元国防开支削减是“计划内”需要削减的，另外6000亿美元的国防开支削减执行与否，要依据两党国会特别委员会是否能达成具体削减政府开支的协议。如果该委员会到2012年12月31日仍然无法达成协议，从2013年开始，这6000亿美元的国防开支削减将在10年内自动进行。美国将不得不结束以往在军费上“大手大脚”的做法，转而在今后相当长时间内进入国防和安全经费的“节俭”时代。

　　“转身亚洲”战略在外交层面上就是美军事战略的侧重点从不稳定地区的“维稳行动”转向中国军事力量和政治影响上升的“反拒止”能力，显示了美对于中国未来在亚太区域可能给其带来长期战略挑战的重视。目前来看，奥巴马政府这一战略的基本目标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不再依赖“中美合作”的方式来应对美心目中的亚太地区安全问题，而是侧重以美继续强化战略存在和战略主导地位、协调与盟国及新兴伙伴关系的方式来稳定地区安全秩序。在区域外交的优先次序上，从追求中美合作、甚至一定程度的“中美共治”，转向着重建立和发展与区域内国家的广泛政治、外交和战略联系，争取形成日益对美有利的区域政治和外交环境，压缩中国的战略与政治影响，在亚太区域培植可持续的、有利于美对华竞争与制衡政策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氛围。

　　其次，全面加强与中国进行直接军事冲突的准备，其亚太军事战略从“看管和威慑中国”转向实战性地与中国进行直接的“军事对抗”。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措施就是“空海一体战”构想，该构想直接用意是压制中国的“区域拒止/反介入”军事能力发展。为此，希拉里在这波“亚太攻势”中对所谓的“中国威胁”进行了前所未有、甚至有点耸人听闻的“新定义”。她提出，与中国的关系是美国有史以来“需要管理的最具挑战和影响的双边关系之一，需要进行审慎、稳定和动态的管理”。这样的措辞中，中国的挑战明显被视为超越了二战时期的日本和德国，甚至超越了冷战时期的苏联。目前美军“瘦身战略”的核心是以中国为最重要参照物，美不仅要避免中长期美中军力对比出现不利于美国的变化，更要集中地将保持对华军事和战略优势及建设可靠、高效的“反拒止”能力作为目标。

　　第三，推动扩大“制衡中国”为主体的区域安全体系。美20世纪90年代后的东亚安全战略一直以“制衡中国”为中心，其主体是美前沿驻军和同盟支柱。2003　年之后，这一体系又进行了主次调整，转变为更具战略和战术展开行动的“轴—辐体系”。而美这一波亚太战略调整的要点之一，是利用南海、东海和黄海问题扩大“制衡中国”的区域体系。美已大幅提升“制衡中国”的地缘政治范围，将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以前沿驻军和军事同盟为基础的对华军事能力和台湾问题的防范与制衡，扩大至整个亚太范围、以战略节点地区为重点的对华地缘战略影响力的防范与制衡。罗伯特.卡普兰在其“中国的权力地理”一文以及新作《季风：印度洋和未来的美国权力》中，都将焦点对准了中美似乎不可避免的地缘战略竞争和冲突。这还最典型地体现于美国在澳大利亚达尔文港设立新的军事基地、深化与越南的军事合作以及准备向新加坡派驻新型舰艇等等。奥巴马更是早在2010年5月就提出了要在亚太地区打造新型地区安全体系的设想。

　　然而，奥巴马政府亚太安全战略的转变并不必然意味着美国的中国战略发生了根本改变。受制于国内经济低迷和巨额预算赤字的困扰，即便美亚太战略进行了重大调整，五角大楼决心在亚太扩大军事和战略存在，短期来看奥巴马政府在相应举措上仍难免捉襟见肘。中美在经贸和金融领域广泛而深入的相互依赖关系也决定了美国的中国政策不管心里想什么，都难以“一刀切”地将对华关系变成简单的“接触”或“遏制”。美对华政策仍将继续保持政治上接触、经济上合作以及战略上“防范”和“看管”的基本态势。换句话说，美并没有改变其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追求对华“软遏制”的战略选择，其对华战略的本质还是“两面下注战略”(hedgingstrategy)——既准备应对美中关系中出现最坏的可能性，又争取在引导和影响中国的同时寻求两国合作发展的合理现实。

　　将“转身亚洲”战略等同于美国更多地谋求对华遏制政策，并非合理的看法。“遏制战略”是一个特定的概念。美冷战时期对苏联、1972　年尼克松访华前对中国所采取的对抗、渗透和颠覆战略是“遏制战略”。其前提，一是要不惜代价搞垮对手;　二是美拥有广泛的同盟体系支持和跟随它采取行动;　三是美必须随时准备为“遏制战略”承担战争代价。今天中美关系的高度相互依赖和复杂性，决定了美国既要“防范中国”又要“合作中国”。但总的来说，美中之间的“战略互疑”已经明显上升。

　　美国的“变”已经开始，而且明显“变”得比中国快。这一“变”如果要打一比喻来说明的话，那就是美对华政策机器确实发生了试图重新改变中国政策定位“方向”上的变化。如果说以前这一政策机器是“脸”冲着那一面的，那么现在真的已经开始“转过来”，准备将“脸”朝向另外一面。事实上美这一变化过程不是现在才有的，最近十年以来就一直在酝酿和探讨中，只是从来没有像2011年这样如此清晰地表现出来。例如，2011年美国防部提交给美国会的《中国军力报告》第一次将中国的军力发展与中国在亚太的地缘战略影响联系起来，分析中国军力增长的同时更重视对亚太区域安全秩序的作用。我们对于美国这一次亚太战略调整的战略含义绝不能低估。即使短期内美国不会对中国“翻脸”，但包括中美关系在内的东北亚地区政治的未来走向都将继续深受这一波战略调整的重大影响。中国所面临的地区安全环境存在着恶化的风险。

　　结语

　　奥巴马政府的“转身亚太”战略虽然并不代表美国的中国政策有了决定性变化，但说明了美今天的“中国认识”和“中国判断”正在出现新的重大变化。随着美“转身亚太”战略的出台，中美在亚太地区的竞争、合作、甚至某些具体问题上的潜在对抗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当美高调宣布战略重心重返亚太时，“狼”真的来了。简单将这一战略调整归纳为“遏制中国”既有悖于现实也于事无补。除非中美撕破脸对抗，恐怕中美关系永远是重要而又复杂的关系，“斗而不破”的务实基调仍然会继续存在。但无论是　2011　年　11　月奥巴马宣布战略重心重返亚太，还是2012年1月5日宣布新军事战略，美对中国的战略评估都已经从原来的意识形态、政治体制和双边关系中的结构性难题，转向了对中国能力和意图的评估——中国的军事能力在高速增长，挑战美国的意图正变得越来越清晰。这一份新军事战略显示的还是美在中国政策上的“两难”——战略上越来越把中国当成对手，但政治和经济上难以割舍与中国的合作。美针对中国崛起的新的实力变化必然采取更多制衡措施的做法，生动地体现了大国政治依然是权力政治的本质。正如布热津斯基所言，“面对中国开始强大而可能出现的亚太权力结构倾塌的危险，美国必须显示足够的战略决断”。

　　中美如何共处、共存，特别是在力量对比逐步发生变化、美国不愿意放弃唯一超级大国地位而中国公众又急于“自证强大”的心态下，其对中国朝野的心理冲击其实要大于现实挑战。此时此刻，我们一方面需要牢记习近平副主席访美时的重要思想，“太平洋足够宽广，可以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平稳心态、长期谋划、以我为主、谋求共赢;　但另一方面更需要努力发展、学会成长。真正意义上的中美亚太竞争的大幕还远远没有拉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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