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东德国家安全部(斯塔西)外国情报局局长马库斯·沃尔夫，在他的回忆录《隐面人》中揭示，东德的情报部门在苏东阵营首屈一指，渗透西方各国政府和议会窃取机密颇有成效，唯独以色列几乎无法渗透进去，沃尔夫盛赞以色列社会组织严密，情报工作出色。

　　以色列特拉维夫，一个美丽的海港城市，很多游客到此后，都会按捺不住猎奇之心，试图观摩世界最神秘的情报机构——摩萨德的办公大楼。热衷探秘的网友，也会乐此不疲地用谷歌地图寻找其总部——可这并非易事。

　　在特拉维夫北郊的临海之地，格利罗特高速路的会合点旁边，有一处神秘的建筑群，被公路和农田所包围，据说它就是摩萨德总部，周边环境的氛围倒与摩萨德的气质颇为吻合。记者帕特里克·泰勒经过多年秘访，声称此处就是摩萨德所在地，不过这只是不确切的一家之言。总之，找到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英国军情六处的地址不费吹灰之力，欲知道摩萨德总部的准确位置却难如登天，这更给此机构平添了神秘色彩。

　　作为中东唯一的非伊斯兰国家，以色列自建国以来就长期在刀丛和枪林中过日子，艰险的地缘政治铸就了以色列的“铁血性格”。一方面全民皆兵，适龄男女皆须服兵役、接受军事训练以保障国家生存;一方面他们坚持“以血还血”的报复原则换取国家安全。以色列非常注重军事和情报体系的建设，军事是立国之公开基石，情报则是安邦的隐秘支柱，两者相辅相成，不分伯仲。

　　情报工作是以色列的一面镜子，很能折射出这个犹太国家的民族性格和文化特点。

　　谁是摩萨德?

　　摩萨德本身就是传奇，关于它的离奇故事传播已久，无需经过太多文艺加工，搬上银幕就是扣人心弦的电影。但摩萨德绝非神话，它也有失手之时，它是由凡人组成的情报机构，只不过它集纳众家之长，是融入民族特色打造出来独具一格的犹太情报机关。

　　近些年摩萨德已不如从前神秘，它也有了自己的官网，网站的基调散发着一股“007”气质。网站上引用了两位名人的名言，试图打动青年才俊加入自己的事业，分别是总统西蒙·佩雷斯的“没有想象力的人不可能创造出非凡的事情”，和开国总理本·古里安的“历史不是被写的，是被创造的”。摩萨德的徽章颇像三双伸展出去的手臂，意味着无处不在与强大力量，它的座右铭刻在徽章上，取自《圣经?旧约》的“箴言篇”，早期为“从事战争需要智谋”，现已改成：“无谋则国衰败，足智则民安居。”座右铭充分说明摩萨德反对“蛮干”，格外注重“智谋”，推崇知识与技术。

　　以色列拥有一个庞大的情报体系，它由众多情报机关组成。最主要的有负责国内情报的国家安全局——辛贝特，职责主要是国内反间谍、反恐怖主义;负责军事类情报的军事情报局——阿穆恩，主要是搜集与分析周边国家军事信息，指导空军情报部、海军情报部等分支机构的工作;外交部政治研究中心，负责国际政治情报的搜索与国际形势的评估，为外交决策提供参考。当然，各情报机构中的精华组织就是以“摩萨德”名称闻名全球的“情报与特别行动局”，摩萨德是它的希伯来语名字，意为机构或协会。摩萨德的主要职责是搜集阿拉伯国家的政治、军事情报，掌握世界主要大国的军政动向，对新特工实施谍报训练，为其它情报机关培训员工，同时肩负在海外执行特别任务的使命。

　　世界大国的著名情报机构，如美国中央情报局拥有2万多员工，摩萨德跟它们比起来颇为“短小精悍”，估计只有1200至1500人，大多数在总部从事情报分析工作，在海外设有规模不等的联络站。规模虽小，但并不妨碍摩萨德成为全球首屈一指的情报机关(人们常将它与中情局、俄联邦安全局、英国军情六处并称为“全球四大情报机关”)。

　　从1949年12月建立的那天起，摩萨德就渐渐融入了英、法、苏、美情报机关的特点。二战时，创始人及首任局长鲁文·希洛充当犹太人情报组与英国的联络人，他深受英式贵族作风影响，喜欢秘密策划，酷爱外交大战略，推崇谍报工作的浪漫化。第二任局长伊塞·哈雷尔出生于今天白俄罗斯的维捷布斯克，他的个人经历给摩萨德带来了苏联情报机关的文化，提倡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灌输集体主义精神，追求权力集中提升效率。梅厄·阿米特当第三任局长时则推崇“美国范儿”，重视高新科技在情报工作中的应用。后来担任过总理的伊扎克·沙米尔和西蒙·佩雷斯，因早年有法式情报工作的履历，又为整个情报体系引入不少 “法式谍报”令人眼花缭乱的迷惑技法。

　　摩萨德的色情女间谍多次创造奇迹不假，可外界着实有些误解，摩萨德并不会强迫女特工去从事色情任务。如果必须要通过性引诱或性讹诈达到目的，它通常会委托妓女，而这些以色列妓女往往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绪，执行任务时她们并不知道详情。摩萨德在使用男特工方面就开放得多，他们有些人英俊潇洒，魅力四射，很容易就跟女猎物建立亲密关系，获得有价值的情报。

　　以色列情报单位开展工作其实比美国情报机构更容易，美国人有“防范政府”的传统，作风较为自由散漫，尤其文艺界和新闻界对以“秘密原则”活动的情报机关多不理解，常抱以敌视态度。以色列在血与火中诞生，长期以来生存与安全成为首要目标，千年流亡史使得民众的国家认同度极高，对情报系统的工作相当理解。冷战期间，每当西方情报部门遭遇搞不定的情况时，向摩萨德求助往往能收到奇效。前东德国家安全部(斯塔西)外国情报局局长马库斯·沃尔夫，在他的回忆录《隐面人》中揭示，东德的情报部门在苏东阵营首屈一指，渗透西方各国政府和议会窃取机密颇有成效，唯独以色列几乎无法渗透进去，沃尔夫盛赞以色列社会组织严密，情报工作出色。

　　摩萨德的主业其实是搜集和分析情报，不过屡屡使它扬名海外的，当属它的海外“特别行动”。大致包括两方面：一、为国家利益执行特殊任务;二、针对危害以色列国家安全、民众生命的恐怖组织及个人施展清除、刺杀、绑架、爆破等计划，是以色列“以血还血”原则在情报领域的体现。

　　偷天换日运快艇

　　1962年，苏联为巩固自己在中东的势力以抗衡美国，向以色列的死敌埃及出售了一批导弹快艇，使得双方的海上军力失衡。以色列国土狭长，西临地中海，人口稠密的大城市皆在敌人的射程范围之内。

　　摩萨德在埃及的特工把消息传回国内，时任国防部办公厅主任的西蒙·佩雷斯受总理古里安之托，紧急秘密飞赴还未建交的西德，请求阿登纳总理协助，为以色列设计和制造更为先进的导弹快艇，以压制埃及的海上优势。经过一番周折，双方签署协定，西德同意为以色列秘密制造12艘导弹快艇，6年内全部交付。

　　原以为万事大吉，孰料两年多后，西德刚完成3艘快艇订单，秘密协定就被《纽约时报》抖了出来，在阿拉伯世界引起轩然大波，引发对西德的抗议大潮。阿拉伯国家掌控着丰富的石油资源，也拥有广阔的市场，西德害怕它们施加经济报复，被迫公开宣布终止造艇协定。不过，德以两方暗度陈仓，达成新的秘密协定，由西德提供设计图纸，在法国瑟堡造船厂继续为以色列生产导弹快艇。

　　临近1967年6月，阿以冲突愈演愈烈，埃及、叙利亚、伊拉克、约旦、黎巴嫩在其它阿拉伯国家支持下，准备对以色列动手，结果6月5日以色列先发制人，发起第三次中东战争。由于情报工作相当扎实，仅六天以色列就彻底击败阿拉伯国家联军，叙、埃、约三国空军损失惨重，尤其是埃及战斗机，绝大部分还未起飞就被以军摧毁。

　　在战争爆发前，瑟堡造船厂又交付了4艘导弹快艇，但法国总统戴高乐宣布对以色列实施武器禁运，双方关系开始恶化。当年12月，以军再次突袭黎巴嫩的贝鲁特机场，摧毁了多架阿拉伯国家的民航飞机，进一步惹怒戴高乐，他不愿听摩萨德的“不反击将亡国”等解释，出台了更严厉的制裁措施，不仅对以全面武器禁运，已经签过订单的武器也将不准交付，剩余的5艘导弹快艇自然也在被禁之列。

　　强化海军的计划眼看泡汤，而且当时以色列已在战争中损失了几艘舰艇，急需补充新舰，总理、国防部长、外交部长会同阿穆恩、辛贝特、摩萨德三大情报机构局长开会磋商对策。最终摩萨德局长阿米特提出方案——既然不能正常交货，干脆把剩余的5艘快艇“偷”回来。偷艇计划被称为“诺亚方舟行动”，可见当时这些导弹快艇对以色列国家生存的重要性。

　　1968年春，以色列军方通知瑟堡造船厂老板弗利克斯，既然交易无法完成，那么以方希望船厂把5艘快艇造完，出售给他人，将预付款还给以色列即可。船厂为这几艘快艇的前期制造已投入成本，正发愁这堆半成品不知如何处理，弗利克斯听到解决方案喜出望外。船厂老板向法国政府请示后，法方对以色列的“识趣”感到满意，同意这个皆大欢喜的处理方式。

　　数月后，弗利克斯在商界酒会上结识了一位风趣幽默的挪威人，对方自称马丁·西姆，是从事海上石油钻探的“星船”公司总经理，双方互相介绍了自己的业务，留下联系方式。西姆过了几天拜访弗利克斯，说自己公司现急缺从事海上运输的快艇，问能否介绍一下路子。“你需要几艘”，弗利克斯一听到“快艇”二字，立马感到商机来临。对方说需要五六艘，越快越好，弗利克斯立马打包票，说自己的船厂正好在建造5艘快艇，绝对能迅速交货。西姆参观完造船厂后，双方达成订购意向。法方怎么也想不到，这位西姆正是摩萨德的特工，“星船”公司是摩萨德刚在巴拿马注册的公司。西姆的出场无非是优先稳拿住这5艘快艇的订购权。弗利克斯向政府申报此事，法国政府也未多想，反正是没有安装武器的普通快艇，既然已经有买家，就批准了这桩交易。

　　“欲速则不达”，摩萨德知道这个道理，不能急于求成。西姆回去后把船厂码头平面图凭着记忆绘制出来，直到1969年11月快艇将完工时，他才带着数十位助手来到瑟堡验收。从12月起，接连半个多月的夜晚，发动器轰鸣声响个不停，周边居民和警察都习以为常，大家知道那帮“挪威人”在搞“测试”。

　　临近圣诞节，几十名以色列海军和特工以游客的身份进入瑟堡，他们在每个旅馆只住一晚，每次每人小批量地采购物资，一切都是为了不引起法国情报机关和警察的注意。法国人不知道，几艘快艇已经逐次被注进了燃料。

　　圣诞夜时，瑟堡居民和船厂员工们沉浸在节日喜庆之中，所有以色列海军和特工已全部悄悄登船，这一次响起的轰鸣声已不同以往，5艘快艇驶出海湾，像离弦之箭般消失在汹涌波涛之中。第二天，船厂员工们只发现空空如也的码头。5艘快艇穿越英吉利海峡，绕过伊比利亚半岛，在直布罗陀补给之后，插进地中海，经过5000多公里的航程，进入以色列海域，12月31日在前来迎接的海空军护航下顺利抵岸。为时一年多的“诺亚方舟行动”圆满完成。

　　此事被媒体曝光后，国际舆论哗然。以色列声称拿回已付完款属于自己的快艇，法国政府无比震怒，却又对摩萨德这一近乎神话的偷艇行为无可奈何。这些快艇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为以色列立下汗马功劳。法国人“栽”在摩萨德身上不只一次，不久后，以色列特工又成功策反了一名瑞士工程师，从对方手中拿到法国的“幻影”战斗机图纸。

　　为同胞“以血还血”

　　阿道夫·艾希曼，纳粹德国“犹太人最终解决方案”的积极鼓吹者和主要负责人，有“屠犹总设计师”之称，他的手中直接或间接沾满数以百万计犹太人的鲜血。二战结束后，艾希曼没有获得应有的惩罚，而是乔装打扮遁入民间，随后一路逃到南美洲的阿根廷，化名为克莱门特生活在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

　　有人认为艾希曼已“人间蒸发”，也有传闻说他可能生活在阿根廷，因为20世纪上半叶的阿根廷非常亲德，有“南美小德国”之称，不少纳粹党员前往那里生活。已过上数年幸福安宁日子的艾希曼万万想不到，儿子尼克的一段恋情会令自己身份暴露。

　　尼克追求一位叫罗泽·赫尔曼的美丽姑娘，约会时向对方讲述“犹太人问题未获解决，真是令人遗憾”，吹嘘自己的父亲曾是纳粹德国高官，在很多地方任过职。罗泽并不完全理解尼克所说的事儿，但对方对犹太人的态度令她不悦，她身上有犹太血统;她觉得尼克的行为古怪，不同于其他追求者，大献殷勤却从不邀请她去家中玩，留下的通信地址也是别人的。

　　罗泽回到家把这番经历告诉了自己父亲洛塔尔·赫尔曼，他恰好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前阵子从报上读到一则消息：“法兰克福检察总长正在寻找阿道夫·艾希曼。”老赫尔曼心中疑窦丛生，让女儿带着他秘访了尼克留下的地址，经过对很多蛛丝马迹的分析，他认为发现了艾希曼的踪迹，并将消息通报了曾受纳粹迫害过的法兰克福检察总长。检察总长没有将线索告诉西德政府，而是通知了摩萨德。

　　摩萨德局长伊塞·哈雷尔得到消息，立即制订计划，派出特工组奔赴欧洲和阿根廷，通过监视、跟踪、排查等方式，首先要确定“嫌疑人”真的是艾希曼。整个调查过程非常艰辛，德方艾希曼的亲戚们守口如瓶，在阿根廷的排查数度受挫。经过反复调查和多次核对照片，摩萨德特工已初步断定，尼克的父亲克莱门特就是艾希曼，他们制订了一个周密的跨国绑架计划。

　　艾希曼在回家途中，突然被一组摩萨德特工塞进汽车，特工们立即对他身上已知的伤疤进行最后确认，所有特征完全对上后，又经过多次审问，艾希曼终于承认自己的真实身份。要把艾希曼秘密带到以色列，正规出境方式行不通，会惊动阿根廷政府。当时正好有一个官方代表团乘坐以色列航空公司的班机飞至阿根廷，当完成“访问任务”后，摩萨德将艾希曼打扮成生病的航空公司员工送上飞机，艾希曼瘫坐在头等舱一言不发——他被注射了大量的镇定剂。1960年5月21日凌晨，飞机直插云霄，向以色列飞去。

　　5月23日，总理古里安在议会大厅宣布：“我们的特工抓获最大的纳粹罪犯之一艾希曼，他对犹太人犯下滔天罪行……我们会将他送上法庭。”整个议会掌声雷动，甚至有不少议员哭出声来。第二年艾希曼被以反人道罪等15项罪名提起诉讼，1962年5月被送上绞刑架。

　　如果说跨国绑架艾希曼只能算惊险刺激，那么摩萨德惩治“黑九月”的行动则非常血腥，甚至推动了黎巴嫩的基督教马龙派与巴解组织全面开打，有“东方小巴黎”之称的贝鲁特变成炮火的丛林，数万武装人员和平民丧生。

　　“黑九月”起源自约旦的巴勒斯坦难民营中的巴解组织，时至上世纪60年代末，约旦国王开始走务实主义路线，愿意与以色列握手言和，但在其境内受约旦庇护多年的巴解组织俨然已成为“国中之国”，控制难民营地区，完全不受约旦政府管束。巴解组织的各种恐怖活动常招致以色列的跨境报复，给约旦造成严重经济损失，约旦政府也承受着巨大的国际压力。巴约双方因利益分歧而导致路线撕裂，关系不断恶化，巴解激进分子甚至痛骂约旦国王是“帝国主义走狗”。

　　巴解游击队与约旦军队的口角之争与武装摩擦不断，约旦国王决定彻底解决“国中国”问题。1970年9月发起巴约战争，将巴解组织赶出国土，史称“黑九月事件”。据说难民营中有数万人丧生于战火，为了牢记约旦国王“屠杀巴勒斯坦人”，巴解的极端派别以“黑九月”作为自己组织的化名。

　　接下来的两年里，“黑九月”掀起疯狂的恐怖活动，劫持航班、袭击使馆、策划爆炸、实施暗杀，最让世界震惊的就是“慕尼黑惨案”。1972年9月，“黑九月”成员摸进奥运村，袭击以色列代表团，西德方面拒绝以色列派遣特种部队营救的要求，但由于当时西德警察经验不足，营救中出现失误，导致11名以色列人遇害身亡。

　　以色列举国哀悼死者之际，铁娘子总理梅厄已命令摩萨德实施复仇。经过情报分析，摩萨德将11名巴解组织高层人员选进“死亡名单”，由“死神突击队”来执行刺杀任务，这个庞大周密的报复计划称为“上帝之怒”。局长扎米尔将11个刺杀对象分为“硬目标”和“软目标”两类，前者属于巴解组织中的公开领导层，后者是以其它职业作为掩护，公众知之不多的巴解高层人士。“硬目标”通常防范意识强，随行携带大量保镖，行踪诡秘多变，扎米尔要求各行动组先对“软目标”下手。整个复仇行动持续9年，摩萨德特工不负国家之重托，将遍布于欧亚各国的11人逐个杀死，每个刺杀任务都是篇惊险小说，无法一一赘述。

　　虽然不胜枚举的特别行动成就了摩萨德的威名，但以色列“以血还血”的行事风格经常不能得到它的西方朋友的理解，遭到抗议与抨击实属家常便饭，如何评价这种作风也是众说纷纭。否定者认为“以血还血”不能带来和平，只能制造仇恨;肯定者却认为以色列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生存几十载，治安良好甚过很多国家，说明这种方式具有正确性。他们甚至发现，中东新崛起的ISIS疯狂杀戮，四处制造恐怖事件，迄今为止却未敢对以色列下手。

　　不管舆评如何，有一点是不能否认的，以色列情报机构“为国家寻求安宁，为民族追讨正义，为受害同胞复仇”的作为，增强了国家的凝聚力。尽管生活在动荡不安的中东，很多民众却感到如果受到恐怖主义伤害，国家会为自己伸张正义，进一步强化了国家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当他们有机会为摩萨德提供协助时，亦会倍感光荣。

　　本文原刊于《同舟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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