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魏玛共和国(1919-1933)时期，德国教育的目的不是煽动公众，所有赞扬战争的教科书一律被清除。那个时期，每个学校建立学生家长的咨询委员会，家长、学生和老师对于教学内容有共同决定权。学校教育的宗旨是：以德国人民精神和民族间的和解为前提的道德教育;培养国家公民意识的政治教育;促进个人潜力发挥的能力教育。教育法规定，在一个公众学校的课堂里不能伤害到别人不同的思想。每个毕业生由学校赠送一部宪法。
然而，到了纳粹时代，纳粹党的教育制度一步步取代了魏玛共和国的教育体制。学生家长咨询委员会在1934年被废除，家长从此没有权利过问学校教学的内容。希特勒的独裁替代了人民自主权。“宣誓”曾是德国学校的传统。在魏玛共和国初期，誓言是：“我遵守和服从宪法。”
可在希特勒之后，誓言变成了：
“我遵守和服从领袖阿道夫·希特勒的领导!”
1933年5月，纳粹党建立了帝国宣传和人民启蒙运动部，它是纳粹党控制的关键的政府部门之一，主要通过书籍、报纸、广播和电影等当时已有的一切媒介，进行覆盖全社会每一角落的宣传，不断重复一些煽动感情、很容易让人记住的口号，以及与纳粹思想相配合的视觉形象、文字图像、声波等，让人们每时每刻都置身于这种宣传氛围之中，耳濡目染。
到了1934年，纳粹又建立了帝国教育部，把教育政策和机构置于纳粹的领导之下。在以“为了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名义而把国家和社会一体化的进程中，学校成了培养纳粹人的重要基地：在学校建立了纳粹组织;三分之一的教师成了纳粹党的党员;几乎所有的老师都加入了纳粹教师联盟;中、小学生也要加入纳粹青少年团体;犹太教师和不符合纳粹政策的教育界人士被解雇;学生能不能顺利毕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政治倾向，是不是纳粹政团体的一分子等等。著名的“烧书运动”就是德国大学生联盟的学生在纳粹教授的支持下在公开场合进行的。
希特勒本人把历史理解成为是各民族抢夺生存空间的过程。他认为，最强最优秀的民族最应该获得生存机会，这是一种自然规律。于是教学的内容必须以希特勒的思想为准绳，宣传德国的扩张;让学生们为德国版图在不断扩大而感到自豪;接着灌输德国民族作为优等种族的意义和命运。在战争期间，每个班都要记战争日记，学生必须能背出德国军队的最新消息。
一个学生回忆说：“学了多年的《我的斗争》和《纳粹党规》之后，我还是很纳闷地问我的父亲，到底什么是纳粹主义?我的父亲想了半天只说了一句话，但是非常恰当，他说：‘纳粹主义就是希特勒的意愿，惊叹号!’他连惊叹号也很响地报给我听。”
在德语课上诵读文学作品是德国的一种传统。但是在纳粹时期，读文学作品主要是为了煽动学生的战争情绪，大力歌颂历来战争中为了德国而献身的英雄。课文中也不断宣传为了国家和民族而放弃个人需求、幸福、甚至生命的榜样，努力在学生的脑袋中建立一个意识，那就是：在国家的利益面前，个人没有自身价值，必须服从国家利益。
一个纳粹时代长大的德国人后来在一部反省纳粹历史的纪录片中感叹道：“我们从头到尾都在学习为了国家而死，从来没有学习过为了国家而活!”
一位德国心理学家曾经在一部影片中分析纳粹的教育制度。他说，对于孩子，纳粹运用了“黑色教育”，即灌输所谓的“刚强的意志力”。从孩子出生起就对孩子的哭闹和乞求不做出让步，让孩子从小习惯战胜感情、眼泪、同情和软弱。这样造成的结果之一就是顺从。因为他们从自身成长的经历中知道，只有顺从才不会受到惩罚。
这种教育方法是为了培养出不受感情波动、没有内心世界、能够把纳粹的愿望完全当成自己的奋斗目标、具有坚强行为的接班人。被注入这种思想的孩子很可能永远都不会明白，自己身上究竟被植入了什么样的非人性程序。因此，很多纳粹时代的德国人在极权制度中并不感到痛苦，反而很幸福地去认同，甚至产生激情，可以为了所谓崇高的理想和国家民族利益而不择手段地对付他们认定的敌人，用任何一种方式去惩罚和迫害反对者。
人与生俱有的自然情感不会成为他们杀人的障碍，他们的良心不会遭到谴责。这就是为什么在纳粹时期发生了那么多可怕的事，人们却可以平静地接受。
这位心理学家还分析道：
“那时候的人们从智商上来说并不愚蠢。如果适应是必需的，那么智慧反而会帮助一个人克服无数曲折(而去适应形势)。这就是为什么高级知识分子一样容易成为极权制度的信仰者。”
宣传和教育被纳粹牢牢地控制在手里，于是，“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了真理!”为了取得更多民众的信任，在成立宣传和人民启蒙运动部的1933年，纳粹便开始生产一种纳粹设计制作的半导体收音机，只卖76帝国马克，比当时市场上卖200到400帝国马克的收音机要便宜很多，被称为“民众接受器”，人们也戏称为“戈培尔的喉舌”。(戈培尔是纳粹宣传部长。)之后，广播很快成为了纳粹政府最具影响力的宣传方式。纳粹也大量收集德国民众的思想动态，随时调整宣传策略，根据不断变化的国际国内形势，更新宣传内容。
西方启蒙教育提倡每个人都有价值，这种价值在国家面前必须通过基本人权得到保护，国家的首要工作就是维护个人价值，并通过国家手段使个人价值充分体现出来，发挥出来。而在纳粹时代，这些意识全部都被毁灭了，个人消失在纳粹掀起的全民运动中，每个人都被迫承担纳粹肆意给予的任何一项义务和任务，包括杀害别人以及为了所谓的理想、抱负、大局而牺牲自己的生命。每个人都可以被利用、被动员，成为折磨杀害他人的人;另一方面，每个人又都处于被轻视、被侮辱、成为被他人折磨杀害的对象。
深刻反省
二战后，希特勒纳粹政权残忍的真相被大量揭露出来，但在最初的几年里，德国人对纳粹历史的认识还十分迟钝。许多德国人不愿意谈论这段历史。对这种状况，盟军认为应该从年轻一代抓起，根除纳粹和希特勒的影响，使德国走上民主自由的道路。于是建立了许多青年俱乐部，有的德国人称之为“洗脑间”。我在海德堡市中心就见过一个。早在二战结束的1945年，盟军监督委员会发布的第一号法令，就是废除纳粹帝国的教育体制和各项法西斯的教育政策。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西德发生了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一方面抗议越南战争，另一方面，年轻人也强烈地要求父辈们公开讨论纳粹历史。在1970年代末期，西德电视台播出了美国电视连续剧“大屠杀”。一个犹太家庭在第三帝国期间仅有一名成员侥幸活了下来，其余的都在纳粹的大屠杀中死亡。这一连续剧引发了西德人激愤的情绪，引起了全社会的激烈讨论。此后，纳粹德国史成了德国中学的必修课程。
在德国的中学，从7年级开始，课上的内容就离不开德国纳粹党和希特勒领导下的第三帝国。除了在德语课读描述纳粹时代青年人的小说外，我们也在伦理课上看诸如《辛德勒的名单》这样的电影，历史课上更是频繁地播放关于纳粹时代的历史纪录片。有一位15岁犹太姑娘，她有记日记的习惯，她在1945年3月死于纳粹集中营。她的日记就成了我们的课本。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多的大屠杀见证人陆续过世，为此，请还活在世上的大屠杀幸存者讲述他们的经历，并将他们的经历拍成纪录片便成了历史记忆的重要手段之一。这些幸存者当时的年龄一般都是中小学生的年龄。如今这些纪录片成了我们上课的极好素材。
我们看得最多的是关于纳粹青年的影片，讲述的是纳粹党取得政权后成立了“希特勒青年”和“德国女孩联盟”等青年人组织，它们把学生们拉入各种纳粹党之下的分支组织中。在那些影片中，我经常看到德国中小学生身穿制服，整齐排列在操场上举行升旗仪式，大家斜举着手臂向纳粹旗致敬，喊着口号。队伍行走时，大家的步伐一致，手臂挥动一致，好像一群机器人。这些情景让我的德国同学感到很震惊，但是对我来说，倒并不陌生。影片是黑白的，我赶紧在书上翻找纳粹领巾的颜色，是黑色。
除了在教育方面采取了有效措施，西德也制定了严格的法律。1985年，德国联邦议院做出决议，否认大屠杀发生的人要受到处罚。1994年，统一后的德国出台了更为严格的法律，其中规定，那些公开赞同、否认或者粉饰大屠杀的人将受到轻则罚款、重至五年徒刑的惩罚。
在德国，哪怕出现一丝一毫赞赏第三帝国的言语都是极其敏感的。德国电视台的一位女主播在推销自己关于妇女回归传统角色的书时，对着观众公开赞扬希特勒独裁下的第三帝国时期的儿童、妇女、家庭的政策，结果电视台立即中止了与她的工作合同。后来某电视台想给她一个悔过自新的机会，邀请她参加谈话节目。电视台本期望她公开收回自己的话，向观众道歉。可她在节目中再一次为自己的言论辩护，结果被当场请出节目现场。这一事件一度成为德国媒体与大众的热点话题。
不过，和德国年轻人多年的接触，我发现他们由于自己国家历史上的罪恶而感到很不自信。德国人往往不敢表现出自己爱国，因为很容易被误解为支持自己国家的一切，包括历史上纳粹的行为。在大型国际活动中，高举国旗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德国人却有些战战兢兢。前些年世界杯足球赛在德国举办，德国媒体这样评论：“作为有着出色表现的国家球队的世界杯东道主，德国人民面对全球的外来游客冒着随时随地被称为‘纳粹’的风险而骄傲地亮出了黑红黄的德国国旗，好好自信了一回。”
由此可见，一个国家一旦走入歧途，不仅会给别国和自己带来巨大灾难，而且灾难过后，还会给自己的民族留下多么巨大的阴影，几代人都挥之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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