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有些学者常常将1991年苏联解体归结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措施失当，或者归结于1956年赫鲁晓夫所作的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秘密报告“捅了漏子”，实际上如此总结苏联解体的原因是欠全面、不深刻的。世界上任何一个政权都不可能没有政策失误，只有善于发现并及时纠正失误，才可避免最终的败局，而苏联政权的垮台，正是在于自其诞生的那一天起，太多的政策失误未能得到及时的发现和纠正。知识分子长期受压制，得不到信任，就是其严重失误之一。

　　电影《天下无贼》中的台词：“21世纪最缺的是什么?是人才!”曾广为流传。其实，自有了人类文明之后，在任何一个时代，人才都是最为宝贵的资源。然而，人类常常犯下有意识戕害人才的过错，下面要介绍的就是这种过错之一——苏俄政权初期将大批知识精英驱逐出境的真实历史。

　　苏俄政权为什么要驱逐知识精英

　　问题的答案从十月革命爆发前，1905年列宁的一篇文章《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中可见端倪：“一些创作人员竭力‘超越’或‘不介入’阶级斗争是不可能实现的……生活在社会中却要脱离社会而自由，这是不可能的。”列宁这番话已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早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前，俄国知识分子中就已经出现了一种现象——竭力“超越”或“不介入”阶级斗争，这让列宁感到很不满甚至嫌恶。

　　十月革命后，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掌握了政权。新生政权自诞生的那天起，就遭到了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包围和反扑，同时国内反动势力也卷土重来，苏维埃政权处于危急之中。为了捍卫新生政权和建设新社会，俄共(布)和苏维埃政权推行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然而，由于布尔什维克党刚执政不久，对于在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没有任何经验，在执行和贯彻政策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一些过激举措和过火行为。例如，在向广大农民征集余粮时，不仅强制没收了地主、富农的余粮，而且还将普通农民赖以活命的口粮和来年播种用的种子粮也强行征收上来，逐渐引起广大农民的不满甚至仇视，最终引发了一系列农民暴动。在城市，控制、镇压与国内外敌对势力相勾结的反动知识分子的同时，也将一大批对新生政权持观望态度的知识分子逮捕起来，不仅使普通知识分子感到不满，连著名作家高尔基也感到愤懑。他多次给列宁等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写信反映情况，并主张应当将“是否为国内外敌对势力效力”的知识分子区分开来对待。

　　1919年9月，高尔基再次给列宁去信，希望区别对待知识分子，列宁很快于9月15日回信：“亲爱的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我已经接见了通科夫，早在接见他和收到您的来信之前，我们中央委员会就已决定委派加米涅夫和布哈林，去审查亲立宪民主党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被捕案并释放了可以释放的人，因为我们清楚这方面也曾发生过一些错误。同样很明显的是，总的说来，逮捕立宪民主党人(和亲立宪民主党分子)这个措施是必要的和正确的。”因为“我们知道，亲立宪民主党的教授们往往给阴谋分子提供援助。这是事实”。列宁在信中提及的通科夫教授，是著名的解剖学家，当时担任军医学院院长，他曾找过列宁本人和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约?捷尔任斯基，反映过对一些科研人员逮捕不当的问题。

　　从列宁给高尔基的回信中可以看出，布尔什维克党已意识到知识分子政策在执行过程中“曾发生过一些错误”，并且“释放了可以释放的人”，但总的来说，列宁认为“措施是必要的和正确的”。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尽管部分被错误逮捕的知识分子后来陆续释放，但此类事件仍时有发生，以致高尔基不得不经常给领导人写信交涉。1919年10月6日，高尔基给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捷尔任斯基又发去了一封信，就逮捕科研人员一事发表了看法：“我认为逮捕这些人是野蛮行为，是残害国家精英”，“苏维埃政权正在激起我对它的反感”。在同月写给列宁的一封信中，高尔基呼吁：“请不要将政客化的知识分子同具有学术创造力的知识分子混为一谈”，在白卫军那一方“几乎没有什么正派人，没有一个学术界巨匠，他们都还站在我们这一边，而且这些人站在我们这一边并不是为了搞阴谋，而是真诚地希望新制度能够为他们的工作提供广阔的天地，他们在工作，而且是在凭良知工作!”“现在，对于我们而言，有学问的人比任何时候都宝贵，正是这些人，也只有这些人，才能用其智力使国家变得富裕起来，使国家发达起来”。

　　高尔基恳请释放无罪专家

　　高尔基和通科夫教授等人的吁请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作用。在上述1919年10月写给列宁的信中，高尔基也对一些科学家获释向列宁表示了感谢：“杰普已经被释放，我很高兴并表示感谢。请释放捷廖申、奥西波夫(最优秀的外科医师之一)、布什、奥尔登堡、谢尔巴和全部科学家。”信中提及的奥西波夫是一位精神病学家，曾在精神病学中发展了病理生理学派;而谢尔巴则是一位语言学家，其他几位也都是著名的学者。

　　在实行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内外交困的特殊时期，农民和知识分子政策引发的危机，促使俄共(布)领导人对社会主义建设路径问题进行深刻反思。随着外国武装干涉被击退，国内战争取得胜利，苏俄政府领导人着手调整政策，改行新经济政策，允许自由市场贸易和私人所有制的存在，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缓和了社会危机，也舒缓了广大知识分子的心气。

　　新经济政策实施后，各种社会思潮比较活跃，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一些知识界人士纷纷要求苏俄政府在社会和政治生活方面实行比较宽松的政策，这引起了俄共(布)领导人的高度警觉。在他们看来，一定程度上恢复市场经济和私人所有制，有可能引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资产阶级在苏俄的复辟，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唯有加强对意识形态和政治领域的控制。而另一方面，苏俄国内各知识分子团体纷纷集会，反对政府官员对知识分子创作活动的干预，要求允许思想自由交流，主张建立完善的法制来保证新经济政策得以持续执行。1922年初，以反对苏维埃高等教育改革和争取学校自治为核心内容的教授罢工已持续了一年多，并且呈愈演愈烈之势，这引起了苏维埃政权领导人的强烈反感。1922年3月12日，列宁在《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一文中指出：“……俄国工人阶级有本领夺取政权，但是还没有学会利用这个政权，否则早就把这类教员和学术团体的成员客客气气地送到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去了。”5月19日，列宁给捷尔任斯基发去一封密信，指示国家政治保安局(即原先的全俄肃反委员会，1922年改名为“国家政治保安局”——笔者注)着手准备驱逐“反革命”作家和教授的工作：“……责成政治局委员每周拿出2_3小时的时间来浏览图书和出版物，作出书面的评价，将所有非共产主义思想的出版物送到莫斯科，不得有误……系统地搜集教授、作家们的政治经历、教学和文学创作方面的信息……系统地将所有反革命分子、协约国的帮凶、协约国的仆从和间谍组织以及毒害青年学生的坏分子驱逐出境。”

　　苏俄政府颁布驱逐决定

　　1922年5月，列宁收到卫生医疗人民委员Н.А.谢马什科的报告，报告指出第二届全俄医生大会通过了不参与国家政治生活、保持医生组织独立的决议，谢马什科认为“这是我们生活中很致命很危险的趋向”，并建议“对医生的‘领袖们’实施隔离”。列宁对这封信作出批示，责成“谢马什科协助捷尔任斯基在两周内制订出相应的措施报政治局审议”。

　　随后《真理报》刊文指出，一些知识分子“错误地指望我们会由于新经济政策的施行以及西方资本家的压力而继续退却，试图反对苏维埃政权”。6月1日，捷尔任斯基向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提交了一份《关于知识分子中反苏集团的报告》，里面写道：“反苏知识分子选择高校、各类社团、出版物……还有宗教团体等作为反苏的主要舞台。在高等教育机构中，大学生与反苏教授团体的反革命活动主要有两个方向：争取高校‘自治’;争取改善教授和大学生的物质生活条件。争取‘自治’的实质，是出于政治目的，抵制共产党和阶级原则在学校中的影响……至于要求改善物质条件，不过是高校的反苏分子用作政治对抗的武器而已。不久前的高校罢课充分说明了这一点……高校里的形势要求我们采取一系列果断措施，制止和预防教授们的反革命活动。”

　　6月8日，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作出了《关于知识分子中反苏集团的决议》，责成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组建特别委员会，授予其实施行政流放或驱逐出境的权力。7月16日，正在养病的列宁给斯大林发来一封信，敦促尽快实施驱逐行动，并直接点了一批在他看来必须驱逐出境的知识分子的姓名。

　　8月10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米?加里宁签发颁布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行政驱逐的决定》，该决定指出：“为了对参与反革命活动的人员实行隔离，凡是报送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批准隔离两个月以上者，在无须逮捕的情况下，决定以行政方式驱逐出境或者流放到俄罗斯联邦境内的指定地区。

　　“谁不跟我们站在一起，谁就是反对我们!”

　　将大批知识分子驱逐出境，绝不是列宁个人的想法，而是当时苏俄领导人的共同意见，一系列文献资料证明了这一点。比如，1922年8月30日的《消息报》刊登了托洛茨基为驱逐行动所作的辩护说明：“被驱逐和我们将要驱逐的那些人并没有什么政治影响力。但他们却可能是我们的敌人的潜在武器。一旦出现新的军事紧张局面……所有这些不可调和和不肯改正的分子就会成为敌人的军事和政治间谍。而我们不得不根据战时法令对他们处以极刑。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在和平时期我们预先将他们驱逐出境的原因。”很显然，在托洛茨基看来，将大批知识分子驱逐出境还是比较人道、温情的举措。苏俄领导人之一布哈林也指出：“我们允许的是我们制度框架内的研究自由……当一位卓有建树的教授说我们与世事无关，我们远离政治，请让我们自由地讲授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这是无论如何都不行的。”同年，季诺维也夫在彼得格勒苏维埃全会上发言时也指出：“正在对知识分子采取的行动的意义，可以用一句话简单地加以概括：谁不跟我们站在一起，谁就是反对我们。”

　　由此可以看出，在当时领导人“非此即彼”的逻辑看来，不是苏维埃政权的忠诚拥护者，就是苏维埃政权的敌人，远离政治是绝不容许的。

　　不仅一大批著名的人文和社会科学工作者以及自然科学专家被列入驱逐出境人员名单，一些青年大学生也位列其中。比如，1922年9月7日，国家政治保安局秘密事务局的书面报告指出，包括乌克兰在内，整个共和国应当驱逐228名反苏知识分子出境，其中包括32名大学生，截至该报告呈交之日，这32名大学生中已有15人被逮捕。根据解密档案文件看，国家政治保安局主席捷尔任斯基等人对于驱逐大学生出境一事非常审慎，1922年9月22日他在给工作人员梅辛格的便函中指出：“亲自检查莫斯科大学生案件，查出了一系列错误。我请求您亲自体验一下莫斯科的经验，即亲自跟所有拟定被驱逐出境的大学生进行私人交谈，用这种办法纠正可能的错误，并对这些大学生施加影响。”同一天，国家政治保安局副主席亚戈达也给梅辛格留了一个便条：“梅辛格同志：在莫斯科，我亲自复查了所有被驱逐出境大学生的案件，同他们进行了交谈，我有这样一种印象：即将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驱逐出境，是没有意义的，他们实质上就是些糊里糊涂、幼稚的小青年。”在捷尔任斯基等人的敦促下，一些原拟驱逐出境的大学生又被留在了自己的祖国。

　　究竟有多少知识精英被驱逐

　　由于拟定驱逐出境的人员名单经常变动，所以目前要准确地界定1922年究竟有多少人被赦免，免于驱逐出境，多少人被改为国内流放，又有多少人被驱逐出苏俄，仍是比较困难的。笔者所掌握的有以下几种说法，一种认为“1922年的驱逐旧知识分子行动波及270多人，其中78人被驱逐出境(不含家属)，23人命运不详(没有任何有关被驱逐或国内流放的信息)，其余人等被流放国内”。另一种说法则认为“从8月到12月有三四百名俄国科学和文化界的著名活动家被分批驱逐出境”。这两种说法都是国内学术界人士根据俄罗斯文献资料作的统计。还有一种说法，是俄罗斯联邦安全委员会注册登记和档案卷宗管理局局长赫里斯托福罗夫在俄《近现代史》2002年第5期《“哲学船”：1922年科学家和文化活动家被驱逐出苏俄》一文中提出的：“200多名俄国思想界精英被驱逐出境”。几种说法之所以如此殊异，应该跟各自的统计方式、所据资料不一有关。

　　最终，第一批知识分子于9月23日乘坐开往里加和柏林的火车离开了苏俄境内。9月29日和11月16日，来自莫斯科、喀山和彼得格勒的学者及其家属约100多人分两批由彼得格勒乘坐从德国租来的“哈肯船长号”和“普鲁士号”轮船离开了苏俄。由于离境的很多知识分子是著名的哲学社会科学大家，所以历史上又将此次事件称为“哲学船事件”或“列宁船事件”。

　　也许是因为当时苏俄经济状况比较差，也许是出于对拒绝跟苏维埃政权合作的知识分子的嫌恶，一部分被驱逐出境的知识分子及其家属是自费出境的，公开的档案材料证实了这一点。俄罗斯联邦安全委员会中央档案馆公布的一份档案材料中，就列举了从莫斯科到柏林途中的具体花销费用：“1.从莫斯科驱逐一个人至柏林，必须支付：(1)签证——4900万卢布;(2)两昼夜路程食品——800万卢布;(3)从莫斯科至谢别日火车票——(档案原件这里没有标注金额——笔者注)……”而另一份书面报告显示，截至9月7日，莫斯科一地已经逮捕并应当驱逐出境的有75人，其中有57人自费出境。

　　被驱逐出境的人员，一般都经过国家政治保安局的审查且都被下了结论，认定这些人积极从事了反苏活动。比如，1922年8月19日给著名哲学家别尔嘉耶夫所作的定性结论是：“自十月革命以来的5年时间里，他不仅一直对苏俄工农政权不满，没有停止过自己的反苏活动，而且利用目前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外交困境，加紧反革命活动……”可根据前一天对别尔嘉耶夫进行的审讯的材料看，又看不出他究竟从事过哪些“反革命活动”和“反苏活动”。别尔嘉耶夫只是在受审时坦诚地表示“不能赞成阶级观点”，并且“一视同仁地认为，不论是贵族的意识形态，还是农民的意识形态、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都是狭隘、局限而自私的”，“俄国没有什么无产阶级的国家，因为俄国人民的大多数是农民”，而且“认为对社会革命党人的严厉判决是错误的”，表示“不赞同苏维埃政权对高等学校采取的政策，因为它破坏了学术和教学的自由，压制了先前的哲学自由”，“我以前从不属于任何政党，今后也将不属于任何政党。在现有的政党中，没有一个能引起我的同情”。这些言论表明，别尔嘉耶夫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崇尚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的知识分子而已，远谈不上什么“加紧反革命活动”。然而，他还是被驱逐出境了。有类似遭遇的知识分子大有人在。

　　驱逐行动的危害性后果

　　大规模驱逐知识精英的行动，不仅给被驱逐人员及其家属造成了多年挥之不去的严重心理伤害，而且给严重缺乏专家和亟需人才的苏俄国家建设造成了重大损失。此外，由于政策失误导致了真正反苏情绪的淤积，即便是驱逐行动的具体实施者——原先的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后来的国家政治保安局主席捷尔任斯基，在一封致下属的信中也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宁肯在自由主义方面犯错100次，也比放逐那些并没有积极反苏的知识分子要好——当他们从流放地回来后，或许就会成为反苏积极分子，他们对苏维埃政权的指责将会被敌人用来攻击我们。”真正离苏反苏情绪的不断淤积，实际上也为多年后苏联政权的垮台不断地埋下了一个又一个地雷。国内有些学者常常将1991年苏联解体归结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措施失当，或者归结于1956年赫鲁晓夫所作的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秘密报告“捅了漏子”，实际上如此总结苏联解体的原因是欠全面、不深刻的。世界上任何一个政权都不可能没有政策失误，只有善于发现并及时纠正失误，才可避免最终的败局，而苏联政权的垮台，正是在于自其诞生的那一天起，太多的政策失误未能得到及时的发现和纠正。知识分子长期受压制，得不到信任，就是其严重失误之一。

　　本文原刊于《同舟共进》201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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