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炎黄春秋》(2011年第9期)

　　1991年8月19日至9月2日，我作为山东社会科学院(当时的工作单位)访苏团组的一员(团组共5人)，途经莫斯科访问了苏联的鞑靼尔斯坦自治共和国科学院和该共和国巴尔达辛区苏共委员会，历时15天。

　　作为“8·19”事变的见证人和目击者，通过现场和新闻媒介，所见所闻甚多;同时通过同苏联社会基层和接待人员的接触，了解了某些苏联人对此事变比较有代表性的反映。我是这次学术访问的材料记录员，回来后即写下这篇《目击记》。

　　由于当时的条件，本文未能发表。今年(注：2011年)是“8·19”事变20周年，以这个难得的记录作为纪念，或许仍有意义。保留第一手材料的生动性和历史感，本文稿只对原稿做了个别文字的订正。

　　一、访问过程

　　8月19日下午2点，我们在北京首都机场办理出境手续，准备乘4点20分的909航班赴莫斯科。此时得知中央军委刘华清同志将率军事代表团与我们同机访苏，且也与我们同时办理有关手续。登机前约20分钟，在接近登机口的地方，一位在机场工作的山东老乡悄悄告诉我们：刚刚得知，戈尔巴乔夫于今早凌晨4点(北京夏令时上午10点)下台了。

　　消息突然，我们当时还没有完全反应过来。登机后，飞机迟迟不起飞，说是在等几个重要客人。实际情况是，军事代表团也是这时才得知戈尔巴乔夫下台的消息，是否仍按计划访苏正在做新的决定。结果是军事代表团未登机，而飞机则因此迟于5点才起飞。

　　飞机在当日莫斯科时间下午7点2分(北京夏令时次日1点2分)在莫斯科西郊国际机场降落，我们办完入境手续和提取行李后，约8点出机场，苏联科学院远东所研究员比留林、阿列克谢和鞑靼尔斯坦自治共和国的波波夫迎接我们。

　　刚一上汽车，几位东道主即告知我们戈尔巴乔夫已经下台，现在军队已经开进莫斯科，各要道口都部署了坦克。我们在急速行驶的汽车上，借着路灯也不时可以看到在公路岔道口上有不少坦克守卫。我们住进莫斯科十月广场附近的科学院宾馆后，比留林、阿列克谢、波波夫先生拿出预先准备的一根圆火腿和一瓶白酒，算是给我们接风。晚饭间，比留林只是谨慎地叙述眼前发生的事变而未作评论，波波夫则毫不隐讳地表明反对这次事变。他说：“两天后说不定戈尔巴乔夫又回来了!”(很快证明，这句话言中了!)比留林说：“这只是你的想法!”

　　8月20日上午7点，我们团组一行乘111路无轨去红场，电车提前两站停车，因为前面的路口被封锁了。我们徒步去红场，见到莫斯科河大桥的两头每个角上都有数辆坦克守卫，通往红场的几条大街全被坦克车横队堵塞，红场已被封锁，不能进入，不时可见装甲运兵车往来，路边墙上有刚刚刷上的大标语：“我们想见第一总统!”

　　下午2点，我们乘地铁去中国驻苏大使馆，看看使馆有什么指示，希望在使馆的指导下开展工作。我们刚刚走进使馆教育处大楼，即见楼厅内墙上赫然贴着一张告示：“鉴于政治局势紧张，使馆人员一般不要外出，外出的要随身携带护照，晚间外出的要尽早回馆。”使馆人员告知我们，现在形势紧张，希望你们谨慎行事。返回住所途中，在街道上看到各种贴在墙上的小报、传单，其中一份是叶利钦签名的声明，号召进行总罢工，反对“8人委员会(紧急状态委员会)”。

　　下午约5点，我们乘波波夫安排的汽车准备赴火车站，乘8点20分的火车去鞑靼尔斯坦自治共和国的首府喀山。由于时间尚早，我们乘汽车浏览莫斯科市容市貌，见到几处停放坦克的地方，均有大批群众围观、议论，有的坦克上还插上了各色旗子，其中有俄罗斯、乌克兰国旗等。在坦克准备前进的道路上，有群众用重型卡车、公共汽车、无轨电车、混凝土器件、汽油桶、原来安置在路边林荫处供游人休息用的大连椅和各种家具设置的路障。

　　我们从汽车窗口，遥见俄罗斯国会大厦(即所谓白楼或“白宫”)的周围，聚集了数万群众，大楼前面的台阶上堆满了障碍物。听波波夫和司机说：群众在这里集会已经3个多小时了(到下午6点30分时)，那些路障、群众集会都是保卫叶利钦的。

　　8月21日上午9点，我们在波波夫陪同下到达喀山，鞑靼尔斯坦自治共和国党中央办公室的塞辅洛维奇、巴尔达辛区的沙基耶夫迎接我们，住共和国招待所。这里是列宁的故乡，也是列宁青少年学习的地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苏联的重要工业基地。当时政治事变还未影响到基层，这里工作正常，开始阶段的学术访问、参观基本上正常，并且有时有警车开路，行程格外顺利。

　　但到26日早晨，我们商谈调整访问计划时，突然发现当地的党政机关已经运转艰难，戈尔巴乔夫关于解散苏共中央、没收苏共财产的命令已波及这里，当地党组织已经瘫痪，计划访问的巴尔辛区区委书记沙基洛夫已无法接待我们，甚至无法和他取得联系，正式的访问计划到此即告中断。

　　26日我们回到喀山时，只能吃自带的北京方便面，不仅自治共和国党的机关被封闭，我们原来乘坐的汽车亦被查封，因为它属于党的财产。从27日开起，我们旅行只能徒步或乘公共汽车，这与几天前的“警车开路”形成鲜明的对照。我们团组成员对此不无幽默地说：“我们成为没有党的第一批受害者!”

　　在我们滞留喀山期间，每天都能看到有或多或少的群众聚集在共和国政府大楼前的广场，他们用喇叭发表演说。这时广场及其周围建筑物警卫森严，到处都有带着警棍和无线报话机的警察巡视，广场四周的每个路口都有大型警车待命，里面坐满了穿制服或便衣的警察。我们亲眼看见一个约50岁的男人被两个警察架上一辆警车带走了。

　　28日，鞑靼尔斯坦自治共和国非例行苏维埃代表大会开幕，共和国政府大楼前广场上集会的代表和群众情绪激愤，高举标语牌，高呼“共和国自由”、“共和国独立”等口号，即要求从俄罗斯属下的自治共和国独立为与俄罗斯平行的加盟共和国。他们有一个思想：“我们资源丰富，交给了俄罗斯，但我们生活不好，所以需要改革”，而改革的首要目标就是独立为加盟共和国。

　　29日，俄罗斯共和国总统叶利钦赶到喀山(我们目睹了他的警车队伍)，反对鞑靼尔斯坦自治共和国独立，同时想干预代表大会，把曾支持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该共和国总统赶下台。但干预没有成功，代表大会仍选举高举“共和国独立”旗帜的原总统为总统。

　　29日晚，我们比原定计划提前一天离开喀山，于30日上午回到莫斯科。从30日下午至9月2日下午登机回国前的3天时间里，我们基本上是在塞辅洛维奇的陪同下自己到饭店吃饭、自己到街上活动。我们先后参观了红场、克里姆林宫、列宁博物馆，到列宁墓瞻仰了列宁遗容。列宁遗体保存完好，历经近70年仍皮肤光润，像熟睡的安详的活人。由于盛传列宁遗体可能被移走，去列宁墓的人格外多，不仅有大批的外国游客，且有大批的莫斯科人。我们看到了被封闭的克格勃大楼、苏共中央办公大楼，并在苏共中央办公大楼被封闭的铁栅栏前照了相。在行人较多的街道路口，有的墙上张贴了许多照片，展示了不久前的街垒、路障、坦克、群众集会，等等。

　　在整个访问期间，我们时刻关注着苏联政局的发展。每天的第一位任务是购买报纸，有空即看电视，了解有关事变情况的报道;有什么问题就问苏联陪同，苏联陪同人员对我们很友好，也很热情，每听到什么消息就及时转告我们，并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他们苏联熟人之间见面时也是彼此互告有关消息，加上我们直接看到的群众集会、演讲、军事行动、标语、小报、传单等情况，在当时比较混乱的情况下，我们还是了解到政治事变的大体情况。

　　二、政治事变情况

　　事变是8月19日凌晨4点对外公布的。当时戈尔巴乔夫在克里木半岛的夫拉斯(又译福罗斯)疗养地修养，被克格勃软禁了，他的30人的卫队同样被软禁了，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均被切断。以副总统亚纳耶夫为首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宣布成立，由8人组成(副总统亚纳耶夫、总理巴甫洛夫、国防会议第一副主席巴克拉诺夫、国防部长亚佐夫、内务部长普戈、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奇科夫等组成，本文中有时简称“8人委”)，委员会公布了一系列命令。

　　其中主要的有：(1)副总统令，8月18日签署;(2)副总统亚纳耶夫等3人签署的《苏维埃领导声明》;(3)《告苏联人民书》;(4)《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第一号令》等。

　　这些命令和文件的主要内容是：(1)鉴于总统健康状况，已不能执行总统权力，总统权力移交副总统;(2)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进入困境，物价飞涨，人民不满，国家处于政治、经济、民族危机之中，威胁到国家的独立、主权和公民生命安全，为终止这个改革，挽救国家，所以采取非常行动;(3)宣布从1991年8月19日凌晨4点开始，实行为期6个月的紧急状态;(4)宣布成立紧急状态委员会是为了更好地执行法律，确立宪法和法律的有效性;(5)宣布国家的一切权力归“8人委员会”;(6)宣布只保留6家报纸，其它均封闭，新闻单位不经批准，不得发表消息。

　　据《喀山晚报》驻莫斯科记者报道：8月19日凌晨，有几个穿制服的人从塔斯社的橱窗里把戈尔巴乔夫的像取走了，接着莫斯科和列宁格勒都开进了大批军人。记者就副总统宣布戈尔巴乔夫因健康状况不能行使总统权力而被解职一事评论说：“这很容易使人想起1964年和1973年的情况，人们立即想到总统或是被打死了，或是被捕了。”

　　对于事变的反应是迅速的。从8月19日早晨起，苏联新闻界就没有听从“8人委”的命令，依然继续传播有关国家情况的消息;叶利钦当即发表声明并印成小报、传单散发，称“8人委”是非法的，号召工人进行总罢工;国家宪法监督委员会宣布“8人委”是非法的;接着俄罗斯领导人开始聚集白楼(俄罗斯国会大厦)，宣布“8人委”是反宪法的，通过了《告俄罗斯人民书》，号召人民进行还击;再接着即开始出现群众集会。

　　美国总统布什也立即发表声明，说这是一次政变，是反人民、反宪法的，注定失败了一半;称“8人委”的《告苏联人民书》所作的许多许诺，如降低物价、提高生活水平、消灭犯罪、让人民有更大的责任心等等，都是用减号代替加号，用黑色代替白色;说“8人委”组成人员不是令人喜欢的人物，他们要把民主变成独裁、专制;宣布立即中止对苏联的一切援助;说希望“8人委”要谨慎地使用权力，完成戈尔巴乔夫留下的工作。

　　“8人委”传统派与叶利钦激进派的斗争是激烈的。据报载，“8人”委派了约500辆坦克清除广场等集会场所，封锁了俄罗斯领导人的出路(当时聚集在白楼)，并对叶利钦发出警告。军队向白楼挺进，当日中午那里已聚集了约1万人，阻止军队前进，有几辆坦克曾经从侧面控制过白楼。但总的情况是，执行任务的梁赞空降团和随后到来的两个师没有执行命令。

　　12点10分，叶利钦站在坦克车上宣读了《告俄罗斯人民书》，强调这是一场政变，是反宪法、反人民的，“8人委”的许诺是无法实现的，如农业情况很糟，正是没有改革的结果;物价飞涨，正是政府总理巴甫洛夫宣布提价的;他们的真正目的是要把民主的苏联拖向独裁和专制。

　　当时的阵势是：一方面是亚纳耶夫命令在莫斯科实行紧急状态，命令莫斯科卫戍部队司令加里宁对莫斯科实行宵禁;另一方面是俄罗斯副总统鲁茨科伊命令组织民兵，警察、卫队都要武装起来，要把白楼及其附近地区都控制起来。到19日中午，这个保卫白楼的中心力量就组织起来了。18点，紧急状态委员会举行记者招待会。

　　记者问：“现在戈尔巴乔夫在哪里?”

　　亚纳耶夫回答：“在克里木，戈尔巴乔夫早就请求让他休息一段时间，等他身体康复后，还会出来的。”

　　记者问：“你们的许诺靠什么措施来实现?”

　　纳亚耶夫回答：“准备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进行研究。”这种回答显然是转弱无力的，既反映了他们准备不足，也表明他们已经软了下来，认输了。

　　正如后来戈尔巴乔夫回到莫斯科在机场发表的讲话中所说：“他们在19日当天，就已经知道，他们失败了!”

　　8月20日是冲突最为激烈的一天。早晨，群众集会、声势更大了。有的群众发表演讲：“要原谅、宽恕戈尔巴乔夫(‘8人委’的人员都是他提拔起来的)，他是我们的总统。”设在普希金广场的莫斯科新闻社成为人们注意的焦点之一，该新闻社是被封闭的单位之一，被封查的报纸贴到墙上，用喇叭广播新闻。10点，俄罗斯副总统鲁茨科伊、总理希拉耶夫传达了叶利钦的最后通牒，要求解散紧急状态委员会，要求与戈尔巴乔夫见面，要求开放报禁。

　　在斯摩棱斯克广场，装甲部队与群众发生冲突，一个人被步枪射中，另一个人被从装甲车上摔下后轧死。在加里宁大街路口，群众拦住了一辆冲来的装甲车，向车上扔汽油瓶，坦克车着火了，坦克车手弃车逃走。有5辆坦克车占领了乌克兰饭店，群众用无轨电车组成路障，向装甲车扔石头，把棍棒塞入装甲车履带。

　　有一个由战士母亲组成的包围圈，打着标语：“士兵们，不要向你们的母亲和姐妹们开枪!”下午，天下起了大雨，成千上万的人拥向白楼，准备迎接“8人委”的进攻。群众还给守卫白楼的人免费送饭送水，同时也给坦克手饭和水。晚上，白楼周围汇集有7万余人，他们手挽手形成人墙，把整个大楼环了起来，在墙上写上“不要让法西斯主义回来”、“我们要把子弹射进普戈的肥肉里去”等标语。晚上有消息传来，说可能放毒气，于是群众又戴上面具。

　　深夜1点，坦克向白楼进攻，冲开了人群防线，人们向坦克车扔燃烧瓶，一辆坦克开枪，一个人被打死，两人负伤。在加里宁广场上的坦克车队采取了中立立场，没有进攻，那里贴上了许多标语：“让苏联共产党负责”、“让我们进行最后一次血的斗争”、“亚佐夫滚蛋”、“‘8人委’滚蛋”等，有些标语还写到了坦克车上。关于20日这天军队与群众冲突的某些情况，我们在次日晚上反复播放的电视节目中也看到了。

　　8月21日，冲突已近尾声。早晨，电台公布对莫斯科实行军管，莫斯科的33个区的权力都交给军管会。从23点至5点为宵禁时间，居民在这个时间不得离开住宅。但实际上，莫斯科已不为“8人委”所能控制。在普希金广场和附近街道的装甲车都采取了中立立场，坦克车手微笑着让人们拍照。6点，亚纳耶夫给俄罗斯联邦政府秘书布尔布里斯打电话：“我只想从经济上振兴祖国，我不知道这会招致什么后果。”这标志着已经准备缴械投降了。

　　10点，俄罗斯最高苏维埃非常代表大会开幕，大会宣布：“8人委”废除总统是非法的，其政变把国家带到战争边沿。叶利钦在大会上报告：政变分子已经逃到伏努科瓦机场，已命令逮捕他们。中午，莫斯科形势已完全转变，军队开始撤离莫斯科。14点10分，在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总统助手宣布与戈尔巴乔夫取得联系。

　　15点，人们把总理希拉耶夫送出白楼去接戈尔巴乔夫，他从汽车里伸出手，做出“V”字形(英文Victory的第一个字母，意为“胜利”)，群众说：“祝你成功!”19点，最后一批坦克沿着列宁大街开走了。晚上莫斯科生活恢复正常。凌晨1点，我们在电视上看到一架飞机降落，戈尔巴乔夫回到莫斯科，并在机场发表了讲话。

　　8月22日早晨，已传来消息，“8人委”成员已经被捕。后据报载，他们在伏努科瓦机场被捕时，亚佐夫很淡定，当听到“你被捕了”这句话时，他说“我早就知道了”，还向逮捕他的战士要烟抽;巴甫洛夫很坦然，说了句他“没有料到紧急状态委员会这么快就寿终正寝了”。亚纳耶夫是在自己的别墅里被捕的，当时警卫只有3人。普戈自杀，其子死，其妻自杀未遂，住进医院。22日这天，所有被封闭的报刊都已开始正常工作，《消息报》主编因与“8人委”站在一起，故被解职。中午12点，在白楼前举行胜利者集会，路障开始拆除。晚上，戈尔巴乔夫举行记者招待会，叙述他被软禁的情况，谴责政变，说他已在行使总统权力。20点，放焰火，庆祝胜利。

　　8月23日，我们在奇思达保里听到消息，莫斯科已经决定推倒捷尔任斯基像。8月24日早饭时得知，当日下午3点在莫斯科广场，为在事变中为保卫叶利钦而死难的3人举行安葬仪式，捷尔任斯基像已被推倒(次日早晨我们在报纸上看到了捷尔任斯基的塑像用吊车吊走的照片)。下午，我们在汽车上从收音机里听到著名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的夫人在其丈夫的安葬仪式上发表讲话。

　　后来，比留林在给我们送别的午宴上说：死难的3人，1个是工人，1个是教师，1个是画家，其中2人在阿富汗当过兵;在事变过程中，共有8辆坦克倒戈。24日早晨，莫斯科所有东正教堂都举行仪式，为在这次事变中保卫俄罗斯政权而牺牲的人祈祷。

　　就是在24日这天，戈尔巴乔夫宣布自行解除苏共中央总书记职务，并建议党的领导机关解散，他不接受这个搞政变的中央委员会。戈尔巴乔夫总结了两条教训：一是他太不果断，没有采取果断措施改变机构;二是没有过早地结束共产党对权力的垄断。戈尔巴乔夫命令取消原部长联席会议办公室，建立国民经济高效率办公室;命令在军队、安全部门、内务部等国家机关实行非政治化，在工作时间不得进行政治活动;命令苏共财产转交人民代表苏维埃保管。

　　根据戈尔巴乔夫的命令，莫斯科苏维埃决定，苏共中央和莫斯科党中央办公大楼被封闭和监护，以防止有人偷偷地转移党的文件。与此同时，列宁格勒也查封了当年的革命指挥部斯莫尔尼宫，喀山城市苏维埃非例行大会也封闭了在境内的所有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建筑。前总参谋长、当时苏联总统参谋、68岁的元帅阿尔哈尼耶夫于24日在克里姆林宫自己的办公室里上吊自杀了，他在遗言中写道：自己为之奋斗一生的理想破灭了。

　　三、苏联社会对政治事变的反映

　　首先，苏联的政治、社会组织大都是反对这次事变的。

　　事变发生后，苏联国家宪法监督委员会首先作出反应，声明紧急状态委员会是非法的;全苏工会总联盟苏维埃主席团声明反对这次政变;俄罗斯工会谴责这次政变;新闻记者协会声明反对这次政变;煤炭工业工会主席团声明反对这次政变，号召全国人民进行还击，进行无限期总罢工。

　　许多城市也谴责这次政变，如列宁格勒城市委员会刚宣布戒严，几小时后即宣布没有必要戒严，并谴责政变。海参崴、伏尔加格勒、维利纽斯都谴责这次政变。其他城市开始反应平静，但紧接着都纷纷谴责这次政变。

　　其次，苏联民众大都是反对这次事变的。

　　8月20日，即事变发生的次日，全苏民意研究中心就这次事变对弗努涅什、克拉斯纳雅尔斯克、列宁格勒、利沃夫这4个城市的1438人进行调查，结果如下：

　　问：你认为紧急状态委员会是否合法?回答不合法的(以下都是4个城市的比例平均数)占62.5%，回答合法的占19%，不表态的占18.5%。

　　问：你认为紧急状态委员会能不能改善国家权力状况?认为能改善的占16%，认为更糟的占55%，不表态的占29%。

　　问：你认为紧急状态委员会会不会采取大规模的镇压行动?回答会的占62.75%，回答不可能的占22.25%，不表态的占15%。

　　问：你对叶利钦号召无限期罢工持什么态度?回答支持的占42.25%，回答不支持的占37.25%，不表态的占20%。

　　以上民意调查可看出，对紧急状态委员会不支持、不信任的占大多数，支持叶利钦的虽然不占多数，但比例也最高。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说明这次事变失败的原因，即没有得到群众的支持。

　　再次，我们访问期间没有遇到一个人明确支持这次事变，也极少有人明确表示支持共产党。

　　接待、陪同我们的波波夫是非党人员，前面已经述及，刚把我们从机场接到汽车上，他就明确表示反对这次事变。后来，当在汽车上从收音机里听到“8人委”倒台、戈尔巴乔夫复出时，他激动地一个人鼓起掌来。在莫斯科，我们见到一个老太太指着马路上坦克的履带痕迹说：“你看马路都给轧坏了”，明显表示不满。在喀山，一个老太太说：“共产党试了70多年了，弄成这样，也应该让其他人试试”，显然支持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

　　8月24日晚，陪同我们吃饭的石化企业的一个领导人说：“现在这里退党的人很多，其原因很多，最主要的是党丧失了威信，人们的日子越过越不好，20年前人们都愿意入党，现在我们党衰落了，人们也要退党了。”当我们不经意间谈到斯大林领导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这个话题时，波波夫表现出极大的愤怒：“二战的胜利是人民付出极大的牺牲，是人民的胜利，怎么能说是斯大林捍卫了苏联?!”这使我们的谈话一度出现比较尴尬的场面。

　　8月26日晚，我们从嘎马斯克回到喀山，被迫吃自带的方便面时，陪同我们的鞑靼尔斯坦自治共和国中央办公室的干部塞辅洛维奇说：“党建立88年了，突然完了;88年搞得如此模样，党解散也是应该的。”他和波波夫都表示：“我们可能要转到资本主义去了，实际上这也没有什么可怕，令人担心的是这个转变能否和平的、平稳的转变。”他们估计形势可能越来越糟，人们普遍忧虑，担心流氓团伙会乘机而起，搞打砸抢，形势会复杂起来。总之，他们担心、忧虑的已经不是共产党会否垮台，而是能否和平地转变到资本主义。

　　苏联共产党的社会基础已经非常薄弱，基层党组织早已没有了领导权，戈尔巴乔夫多年来宣传的多党制已为广大基层党员干部所接受。8月22日，喀山皮革厂的总工程师向我们明确表达了他关于企业党组织的看法：“企业党组织的负责人对厂里的生产没有、也不应有领导权或干预权，因为党并不是无所不知的，如在生产上，我就比别的人知道得多些。”当我们向他介绍一些关于中国企业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在生产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时，他很不以为然，明显表示不相信。

　　8月23日，苏共奇思达保里市委对话委员会(大约相当于我们党的宣传部门)主席达基娅娜说：企业党组织主要有三项任务，即协调不同民族工人间的关系，维护团结;管理工人的组织纪律;组织工人文娱活动。这就是说，苏联企业中的党组织已没有领导、干预生产的权力，其职能类似中国的基层工会组织。就是这样一位热情的党的宣传工作干部，也盛赞多党制说：“每个党员都应该赞成多党制，党的伟大正确需要得到实践的证明。党犯过很多错误，所以要改造党。我们党做事应该为了人，为了事业，而不是为了一个思想。所以，我们现在有了一种新的观念，党就是民主，就是群众，就是事业……如果每个工厂都有一个党的委员会，那么人人都是政治家了，就没有人干活了，工作就不好做了。我想指出党应该学会一种新的工作方法。”

　　苏联人普遍对现状不满的最主要的原因是经济没有搞好，他们迫切地要求改变现状，处于一种“我们将会被开除球籍”的焦虑状态。8月19日晚到机场接我们的司机说：“再晚了对我们就没有时间了!”波波夫在陪同我们期间经常表述的一个思想是：“我们生活在最富的国家里(指资源丰富)，但我们什么东西也没有，这是由体制决定的。70年代以前，商店里什么东西都有，但人们没有钱;现在有钱了，但什么东西也没有了。”他对现状的不满主要集中在日益衰退的经济上。

　　8月29日，在从喀山返回莫斯科的列车上，我们与来自巴库飞机制造厂的一位工程师进行了较长时间的交谈。他对中国人很敬慕，知道中国的商品很多，改革很成功，赞扬中国人有修养，城市很卫生等等。他对苏联现状不满，并认为人人都像他那样不满，原因同样是“什么东西也没有”。

　　他对改革提出三条意见：一是要加强组织纪律，他认为现在没有纪律了，如从美国进口电影，有很多描述男女性生活的，在美国是儿童免看，但在这里什么人都看，他认为这应当禁止;二是要把土地还给农民，解决生活资料匮乏的问题;三是要提高产品质量，节约原材料，现在东西造得很大，质量又差，材料浪费了。当我们问及导致这种“经济衰退”、“人人不满”的原因时，他想了想，审慎而又幽默地说：“这个问题太困难了，还是让戈尔巴乔夫来回答吧。”

　　应当指出，我们在整个访问期间，确曾遇到过一个明确支持共产党的干部，同时也感受到苏联共产党仍具有很大的影响。苏共奇思达保里市委第一书记是我们访问过的唯一盛赞共产党的人。他在苏共财产被查封前的8月23日，曾对我们说：“我们这里的党是健康的，我是第一书记，但现在出了点麻烦，我们有思想准备，准备过冬。我们有个口号，光荣属于苏联共产党!我们的每条河流的命名都是由上级党组织批准的。”据说，当莫斯科当局宣布推倒捷尔任斯基、斯维尔德洛夫等人的塑像时，一些老党员走出家门口，把自己在战争年代获得的勋章戴在胸前，以示不满。

　　我们在红场目睹了许多对青年结婚，仍按老传统在烈士纪念碑前献花、拍照。虽然斯大林的形象早已在苏联人民心目中失去光彩，但列宁的形象仍然是伟大的。书店里摆满了许多封面上印有列宁像的图书，特别是在喀山，许多建筑物上都装有党旗的徽记，几乎所有庄重的场所，都有列宁的塑像或照片。在宣布封闭苏共中央办公大楼、没收苏共财产以后，莫斯科盛传乌克兰共产党召开了第一次地下秘密会议。

　　但是，就我们对整个苏联社会的感受来说，苏共在短期内似难形成有组织的强大抵抗力量，苏联目前正处于一种非意识形态化的过程，人们最关心的是货架而不是“主义”“思想”“纲领”，苏联知识界和人民群众不愿回到过去，而愿沿着戈尔巴乔夫鼓吹的改革道路走下去，这已是当时苏联难以逆转的现实和大趋势。

　　(作者张锡恩为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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