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于《世界知识》

　　殷罡认为，“反美是伊朗政权反美，是伊朗体制反美，而不是伊朗人。而伊朗政权的奋斗目标是，拥有了核武器之后能和美国商量，就像巴列维时期一样中东的事情由伊朗来帮着美国管。”但是美国至今不承认伊朗现政权，这是根本矛盾。

　　刀光剑影的伊美关系、波诡云谲的伊朗核问题——这大概就是外界提及伊朗时的第一印象。几年来，或者说30多年来，伊朗不断成为世界媒体的头条，而近期与伊朗有关的种种动态又掀起国际生活中蔚为壮观的狂涛大浪。“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阿拉伯人爱德华·赛义德在其名著《东方主义》中引用了马克思的这句话作为题记。好斗、激进、反美、反以、游离于现行国际秩序之外，这就是西方话语体系“表述”下的伊朗，我们对于伊朗局势的认识，可能大多来源于此。试问，我们了解复杂局势背后的伊朗吗?抑或说，我们知道的伊朗是真实的伊朗吗?

　　逊尼派汪洋大海中的什叶派国家

　　中东于世界的意义，至少有两点常常被研究者强调：一是地缘，二是石油。同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作为中东国家的伊朗在国际社会中占有举足轻重地位，主要原因不在于其自身实力，而在于其地理位置和石油。毫无疑问，“欧亚陆桥”和“东西方空中走廊”的位置，一度是中东头号产油大国的地位，给伊朗的强国梦提供了极大的空间，而这也是近代以来外部大国觊觎伊朗的主要理由。然而，不管是国王时期的现代化进程，还是政教合一体制下的强国之路，伊朗总是走得不那么顺利。其实，除了外部因素外，伊朗本身远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这是因为其特殊的双重属性。

　　“在伊朗，伊斯兰教的属性和波斯民族的属性一直在反复争斗”，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阿拉伯语系副主任吴冰冰教授如是说。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北非研究所研究员殷罡也认为，“在历史上，波斯人曾建立了世界上的第一个超级大国(公元前6～公元前4世纪的波斯帝国)，在几千年中一再建立强大的帝国，文明发展程度远远高于世界许多地区，其宗教、种族、文化都独立于中东其他国家，而阿拉伯国家和伊斯兰教在公元7世纪才兴起。自7世纪伊斯兰化开始，伊朗便被牵扯到伊斯兰教内部的冲突中。无疑，这是一把双刃剑。自20世纪初期以来，伊朗始终抱有强烈的现代化梦想，但要实现再次崛起却困难重重。伊朗必须摆正民族、宗教与现代化的各方面关系，显然目前这种状况不是最好的状况。”

　　伊朗古称波斯，其现在的民族构成中，2/3左右是波斯人，98.8%的居民信奉伊斯兰教，其中91%为什叶派，这是伊朗区别于其他伊斯兰教国家(主要信奉逊尼派)的一个很显著的特点。据估计，现在全球大约有15亿伊斯兰教信仰者，其中10%左右属于什叶派，拥有七千多万人口的伊朗当之无愧为什叶派最核心的国家。这是伊朗独特的现实。

　　吴冰冰说，尽管伊朗接受伊斯兰教已有十三、四个世纪之久，但它并不是一开始就接受什叶派，在很长段时间里，伊朗主体上是一个逊尼派国家。伊朗接受什叶派不过500年的历史，是波斯人在16世纪的新选项。当时波斯萨法维王朝建立，有意识地选择了什叶派作为国教，一方面是因为萨法维家族崛起的什叶派背景，另一方面，那个时候的伊朗受到逊尼派三面夹击：西边是虎视眈眈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东边是频繁来袭的乌兹别克人，东南边则是印度的莫卧儿帝国。萨法维王朝选择以什叶派立国，得以保持自己独特的国家属性。对内，萨法维王朝以什叶派为正统，强迫大量的逊尼派信徒改宗什叶派，并从叙利亚、黎巴嫩、巴林等地请来什叶派学者教波斯人什么是什叶派。对外，什叶派立国也使伊朗与逊尼派国家的征战具有了圣战的性质。

　　理解这一点，还得先明白伊斯兰教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区别。7世纪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去世后，他的信徒们由于继承权问题发生争执，形成逊尼派和什叶派两个主要派别。逊尼派是伊斯兰教中教徒最多的一个教派，而占少数的什叶派否认逊尼派所拥戴的哈里发作为宗教领袖的合法性，而称宗教的最高领袖为伊玛目。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16世纪崛起时，帝国苏丹接过了早已名存实亡的哈里发的称号，拥有对穆斯林的宗教权威。而此时，波斯是整个中东惟一一个在奥斯曼帝国控制之外的地方，因此，在面对奥斯曼帝国的权威时，从民族上讲，伊朗是不同于突厥人和阿拉伯人的波斯民族;从宗教合法性上讲，伊朗以什叶派为国教，不仅与奥斯曼帝国平起平坐，而且根本不承认哈里发。这样，伊朗便确保了自己的独立性。当然，当时的萨法维王朝并未意识到这一选择对后世的巨大影响。

　　与逊尼派不同，什叶派有一套独特的教阶制度。宗教学者分成若干等级，最高级的就是大阿亚图拉，具有这个级别的人数量极其有限，比如已故的1979年伊斯兰革命的领导人大阿亚图拉霍梅尼，萨达姆倒台后在伊拉克举足轻重的什叶派领袖大阿亚图拉西斯坦尼。而且什叶派宗教学者都是通过学习而“升级”的，就好比写著作，写得越多越好级别就越高，跟政府没有关系，不像逊尼派宗教领袖包括地区领袖是由国王、行政长官任命的。

　　这套教阶制度由两项制度支撑。一是教令发布制。某个大阿亚图拉对某个问题发表看法，所有追随这个大阿亚图拉的什叶派都要听从于他。根据什叶派的规定，所有什叶派信徒必须追随一个大阿亚图拉，这些人对大阿亚图拉的号召是无条件听从的。二是税收制度。所有信徒要把年收入的20%交给自己所追随的大阿亚图拉，即使只有一部分人上交，这也是一笔巨额的财富。反过来，大阿亚图拉再用这笔财富养活追随他的人。

　　所以说，什叶派是高度组织化的，有自身的一套网络和系统，而且伊朗的宗教学者高度政治化，常常对政治事务发表意见。这也是巴列维王朝国王礼萨·汗和巴列维压制宗教的原因，因为宗教是国家在政治上实行中央集权化的最大挑战。“政府和宗教界的关系就是，要么打压，要么顺从，至少还没有看到过其他模式，”吴冰冰说道，“伊斯兰化是伊朗的既成现实，整个伊斯兰世界都面临伊斯兰教如何和现代化相适应的问题。到目前为止，可以说，除了伊斯兰传统不是很深的马来西亚，没有一个伊斯兰国家把这个问题解决得很好。

　　民族与宗教双重属性的较量

　　从另一个角度讲，伊斯兰化对伊朗而言是一个根本性的变化，之前和之后的历史是截然不同的两个阶段。在前伊斯兰时期，波斯曾创立了琐罗亚斯德教(在中国称祆教)和摩尼教(在中国称明教)等具有世界影响的宗教。7世纪伊斯兰化之后，伊朗强调的是伊斯兰教的价值观，传统的东西遭到贬低。但另一方面，波斯人的民族主义思想又是非常浓烈的。

　　7世纪阿拉伯人征服波斯后，在征服者阿拉伯人眼中，波斯人即使信了伊斯兰教，也只是“二等公民”。在此背景下，波斯人曾兴起“舒欧布运动”，将波斯文化典籍译为阿拉伯文，并主动用阿拉伯语进行创作，以此证明波斯文化的优秀，并证明全世界的穆斯林都是平等的，去抗击阿拉伯人高高在上的心态。对波斯民族高贵属性的认识在伊朗也一直存在。爱德华·赛义德在《东方主义》中提到，在西方观念里面，雅利安人是优于闪米特人的。其实，伊朗人自诩为雅利安人的心态很强烈。上世纪30年代，当雅利安人种优越论在德国甚嚣尘上时，礼萨·汗立即意识到雅利安的概念对伊朗有利，因为他们才是纯正的雅利安人，于是在1935年将国名由波斯改为伊朗，就是“雅利安人的家园”之意。

　　“波斯人一直试图在伊斯兰教的框架内保留并摆正其民族属性，”吴冰冰认为，在伊朗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伊朗的伊斯兰教属性和波斯民族属性之间并不是协调融合的状态，一种观点主张强调伊斯兰教属性，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不能因为伊斯兰化而否定波斯民族的传统历史，应挖掘伊朗的民族意识。”

　　殷罡也表示说，礼萨·汗效仿土耳其国父凯末尔追求现代化，和巴列维后来进行的“白色革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去伊斯兰化”，突出波斯人的民族属性。而1979年以后的霍梅尼则是要突出伊斯兰化。不过，尽管伊朗伊斯兰革命强调的是伊斯兰精神，但是伊朗要造核武器、实现强国梦，这是为民族利益服务的。所以，不管是借用西方体制的巴列维王朝，还是吸收西方的体制又冠以伊斯兰教监督的伊斯兰共和国，都是为了实现波斯人的强国梦，都是为波斯人的民族利益服务的。这在伊朗的邻国，尤其是阿拉伯人看来，就是异族异教的崛起。

　　波斯民族属性和伊斯兰教属性之间的纠葛关系，或许能为我们理解现在的伊朗提供不一样的视角。

　　礼萨·汗时期：第一种模式的夭折

　　深究起来伊朗的现代化之路，还得提及1904年的日俄战争。当时，包括中东国家在内，全世界都在观察这场战争：亚洲新兴的日本居然打败了传统的西方大国俄罗斯。中东人发现，日本是亚洲惟一立宪的国家，而俄罗斯是欧洲惟一没有立宪的国家。紧跟着，伊朗和土耳其相继发生立宪革命，这是现代化的第一步。

　　1925年军人礼萨·汗在推翻恺加王朝后登上王位，效仿土耳其国父凯末尔推行政教分离的现代化运动。在礼萨·汗时代，伊朗的现代化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至少有两条可以说明这一点：一是建立起了中央集权的政府和管理体制，二是逐步开始了基础设施建设。如果有第三条，那就是建立了统一的现代军队。面对反对改革的传统势力时，礼萨·汗丝毫没有手软。他修铁路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调兵对游牧部落实施打击，还把部落首领弄到德黑兰做人质。当宗教界反对全盘西化时，礼萨·汗没有任何犹豫，首先就让自己的妻子和女儿摘掉头巾。不仅如此，礼萨·汗甚至开着坦克冲进清真寺，拿鞭子抽打毛拉。

　　应该说，礼萨·汗、包括他的儿子巴列维国王，始终在压制传统势力，包括传统的商业、部落、军阀和宗教阶层。而礼萨·汗被推翻，很大程度上则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特殊环境。二战中，英国和苏联从南北两个方向双重夹击伊朗，以确保盟国从印度通向苏联的通道。但是伊朗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决定了其不愿被控制，于是礼萨·汗企图向德靠拢，借助“第三力量”在英苏之间搞平衡。这导致英苏出兵占领了伊朗，礼萨·汗被迫退位流亡海外，他的强国之路至此夭折，未竟事业只能留给儿子巴列维了。

　　吴冰冰总结说，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礼萨·汗时期，那就是由民族主义体现出来的国家独立诉求。在这一点上，也可以说礼萨·汗初步奠定了伊朗现代国家的基础。

　　巴列维时期：“赶超型现代化”再次失败

　　而二战之后巴列维选择投靠美国，也是礼萨·汗借助“第三力量”的思路，本质上是民族主义体现出来的国家独立诉求。

　　巴列维继续了其父的现代化和西化进程，在其治下伊朗也确确实实成为了强国，那时候的伊朗被美国定位为“海湾警察”。在礼萨·汗时期，英国控制着伊朗石油，礼萨·汗只能拿到少量的分成。等到美国取代英国势力控制伊朗时，美国人更改了与伊朗的石油收益分成，为什么巴列维那么牛气，又是买武器，又是搞核电站，就是因为有钱了。巴列维执政的最高潮是1963年开始的“白色革命”，这场革命被后来的研究者定义为“赶超型的疯狂现代化”，问题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开始显现。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为打击以色列及其支持者，包括伊朗在内的石油输出国组织大幅调高原油价格。然而，大量石油美元滚滚而来，伊朗一下子不知道怎么办了。1974年，巴列维把原计划内年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由11.4%调至25.9%。危机很快出现。比如，在霍拉姆沙赫尔，1975年年中有200多艘船等待卸货，货船在进港前不得不等待半年，港口运输能力严重不足，人员、设备都跟不上。随着国民经济失调，通货膨胀等问题接踵而至，固有矛盾逐渐被激化。

　　与此同时，伊朗在外交上也陷入疯狂，试图称霸海湾。1970年伊朗对巴林提出主权要求。1975年伊朗与伊拉克签订《阿尔及尔协议》划分国界，但是伊拉克人始终认为协议是在伊朗的压力下签订的。五年后，萨达姆打伊朗的法律要求就是废除该协议。

　　1979年伊斯兰革命爆发，巴列维在几乎全民一致的反对声中仓皇逃遁，最终客死异乡。究其失败原因，吴冰冰认为：“巴列维打击了传统阶层，又没有建构起很成功的现代体系。”首先，知识分子跟巴列维离心离德。伊朗的知识分子有三类，第一类是传统知识分子，即宗教学者，这肯定是被国王压制的。第二类是左翼知识分子，伊朗左翼运动的历史非常深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就是布尔什维克的前身，很早就在伊朗有所渗入，后来形成的伊朗人民党是中东地区组织最好的共产党之一。伊朗的左翼运动形成一大批左翼知识分子，这些人也坚决反对国王。当时国王称伊朗有黑色反动派和红色反动派，前者指的是披黑袍的宗教学者，后者说的就是共产党员。第三类是自由派知识分子，随着国王越来越专制、腐败，自然遭到了追求自由民主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反对。

　　至于宗教阶层，殷罡认为，“霍梅尼推翻巴列维并不完全是因为在意识形态上不认同巴列维，也许一开始单枪匹马与国王作对时，霍梅尼满脑子想的是意识形态，但最后能煽动起其他毛拉反对世俗化改革，有一条很关键，就是国王在经济上伤害了宗教集团的利益。换句话说，分了清真寺的地。”巴列维触犯毛拉权威的举措还有很多，比如说，原本所有的婚姻登记都在清真寺进行，而国王则把婚姻登记权移交给了世俗法庭。此外，为了建立起现代工商业，巴列维改造、削弱的对象还包括传统的巴扎商人。而巴扎控制着2/3的国内批发贸易和至少30%的出口额，具有很强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而且传统巴扎商人和宗教集团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密。

　　与此同时，普通民众则因为通货膨胀没有享受到经济发展的好处而反对巴列维，而且对于普通民众来讲，对伊斯兰教的认同感极其强烈，很难接受巴列维压制宗教阶层的举动。在巴列维时代后期，随着经济畸形发展，大批的人从农村来到城市，工作没有着落、居无定所，清真寺和宗教系统是他们获得社会福利、社会支持、心理依托的地方。国王打击清真寺、打击毛拉，就等于剥夺了这些移民立足的地方。

　　于是，传统的毛拉、中产阶级商人、知识分子、普通百姓都反对巴列维，此时又正值美国卡特政府推行“人权外交”，逼着巴列维搞改革，开放言论自由等等，并在最后一刻抛弃了巴列维。有资料显示，美国对巴列维最不满的正是1973年伊朗跟着阿拉伯产油国提高油价，当时巴列维是美国和以色列在中东最好的盟友，还是以色列惟一的能源提供者，而且与阿拉伯人之间又有矛盾，所以美国不恨阿拉伯人，恨巴列维。

　　殷罡补充说，“其实革命一开始规模并不大，就怕意识形态的煽动。还有一点，有点像现在的‘阿拉伯之春’，爆发与否取决于内部，而成功与否取决于外部。如果当时的卡特政府采取坚决遏制的做法，动用情报等各种手段，革命浪潮不是遏制不住的。”不管怎样，巴列维的现代化道路又没能走通。

　　伊斯兰革命：第三种模式能否持续

　　提及伊斯兰革命，可能还得说一说之前的第三次中东战争。吴冰冰认为，1967年阿拉伯国家被以色列打败，导致阿拉伯民族主义声誉扫地，而且有意思的是，阿拉伯人从那时开始认认真真地研究他们的对手犹太人，并得出一个结论，以色列之所以能够不断取胜，是因为以色列人历经几千年还在坚持犹太教，从来没有放弃，也没有被同化。于是，很多阿拉伯人开始反思，为何我们不追求自己传统的伊斯兰教呢?所以在20世纪60～70年代，伊斯兰主义思潮开始在中东崛起，在埃及如此，在沙特阿拉伯如此，在非阿拉伯的伊朗也如此。1979年沙特的宗教反对派占领圣城麦加的大清真寺，1981年埃及总统萨达特被刺杀，其实都是这一波的事儿。吴冰冰说，当时有人讲，埃及和伊朗都处于革命爆发的前夕，但为何伊朗成功了而埃及没有?很可能就是什叶派的因素。

　　说穿了，伊斯兰革命也是伊朗实现强国梦的一种手段。

　　后来担任过中国驻伊朗大使的华黎明，在1979年还是中国驻伊朗使馆的年轻外交官，是伊斯兰革命的亲历者。他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实际上群众开始起来游行示威反巴列维的时候，目标并不是很明确，而且当初反政府的主力军主要是要求变革的青年学生，不接受国王的独裁统治，此外还有部分左翼学者。不过，伊朗毕竟是什叶派国家，什叶派在草根群众中很有影响力，所以革命的领导权很快落到什叶派像霍梅尼这样的宗教人士手中。霍梅尼掌权后，政权并不稳定，面临很多的压力和挑战，1980年打响的两伊战争实际上挽救了他的新政权。华黎明说，根据他的观察，如果没有萨达姆的进攻，新政权能否维持下去都是个问题。在此种情况下，霍梅尼政权用保卫祖国的口号将伊朗人团结起来，而且以此之名实行高压统治，把军队也控制起来了。八年的两伊战争，给伊朗经济造成的损失自是不必多说，而且造成了伊朗严重的国际孤立，所以说，自伊斯兰革命初期一直到两伊战争结束，伊朗根本谈不上现代化建设，更谈不上实现强国梦。1988年伊朗被迫停火，第二年霍梅尼去世，伊朗政权实现了比较顺利的交接，之后伊朗总算在新政权下开始了迟到了十年的现代化建设。当然，这中间伊朗走得并不顺利，因为跟美国始终很敌对，西方也对伊朗施加了各方面的压力。1991年海湾战争，萨达姆进攻科威特，美国和阿拉伯国家出兵解放了科威特，随后又对伊拉克政权进行长时间的制裁。西方无暇顾及伊朗，间接为伊朗创造了发展机遇，在这段时间伊朗经济发展速度比较快，核计划也从1992年前后开始了。然而，就在温和的哈塔米总统提出“文明的对话”之际，9·11事件发生了，随后美国把伊朗列入了“邪恶轴心”，伊朗又一次陷入孤立。

　　根据华黎明的亲身体会，革命后的伊朗是个很政治化的国家。比如，宗教与政治紧密结合。穆斯林每个星期五都要去清真寺做礼拜，但在伊朗，星期五的礼拜是在德黑兰大学进行的，现场总是充斥着大量的标语口号，总是有政治领导人发表演说，总是有上万的群众参加。另外，清真寺实际上成为了伊朗革命政权的基层政权，政府通过这个基层政权可以动员成千上万的群众上街游行。外界经常在电视上看到，伊朗一遇到大的政治事件就有很多群众上街游行，实际上都是政府有组织的。

　　不过，根据华黎明的观察，随着时间的推移，伊朗也在发生微妙变化。革命迄今已过去32个年头，而且随着土耳其、中国等新兴国家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伊朗人希望伊朗作为一个强国进入现代化的行列。但是伊朗依然高度政治化和革命化，在国内的政治斗争上耗费了大量精力，因为与西方关系紧张，伊朗又花费大量财力物力发展军事化项目，还要支援叙利亚、哈马斯真主党等境外势力，因此伊朗始终没有进入到一个经济建设、恢复民生的程序。所以到了最近十年，伊朗社会慢慢发生变化，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对现政权的不满越来越强烈，要求变革的呼声越来越高，爆发点就是2009年的总统选举。不过，尽管改革派认为选举存在舞弊现象，但是大部分的草根民众还是站在政府一边，支持政府的革命化和政治化。因为革命政权上台后实行了很多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政策，保证了普通民众的基本生活，更重要的是，伊朗是中东地区惟一敢与美国叫板的国家，民众对此还是充满自豪感的。

　　现如今，抛开伊朗国内保守派和改革派的较量不谈，伊朗体制在外部面临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伊朗的这种强国模式能否走得下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和以色列是否对伊朗动武。看一眼现在的阿富汗和伊拉克，如果伊朗又一次卷入战争，强国之梦或许真的是遥遥无期了。

　　体制会不会改变?

　　1979年后的伊朗，建立了一套极其独特的宗教-政治体制。吴冰冰认为，“1979年的伊朗革命，的确解决了一些问题，但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宗教和政治到底应该是什么关系?什叶派是伊朗历史的选择，而且影响力如此之大，既然无法抹掉宗教在政治中的影响力，那就干脆以一套很复杂的机制将宗教力量纳入政权，建立了一套宗教全方面监督和指导社会的机制。简单地说，伊朗体制有两套架构，一套是选举产生的，一套是根据宗教机构的推荐经过半选举产生的，两套架构之间互相搭着。全国人民选出86名宗教法学家组成的专家委员会，由专家委员会选出最高精神领袖，这是一套机制。而四年一次选总统，四年一次选议会，又是一套机制。议会之上又有12人组成的宪法监督委员会，六名由最高精神领袖任命，六名由议会选举产生，审核议会的立法是否违背伊斯兰法，没有宪法监督委员会的存在，议会是无权立法的。”殷罡也认为，“霍梅尼设计的伊朗体制坚持伊斯兰原则，实行伊斯兰教法，但是他又把西方的议会制、三权分立搬到了伊朗，上面又设立了宪法监督委员会和专家委员会等确保伊斯兰主导，最顶端的是至高无上的精神领袖。霍梅尼说伊朗的精神领袖应该学问大、德高望重、有领导能力，这个定位很高，实际上只有他自己才够格。如果没有这样的人担任精神领袖，这个体制不变才怪。”

　　构筑什叶派“新月带”

　　如今叙利亚政权风雨飘摇，引发了外界对伊朗主导的什叶派“新月带”命运的关注;对于伊朗是如何构筑什叶派联盟的，外界也同样充满好奇。对此，殷罡是这么解释的。首先，就叙利亚而言，总统阿萨德属于什叶派中的阿拉维派，不是什叶派的主流派别，一向被逊尼派视为邪教，也不被什叶派主流认同。正因为如此，生活在逊尼派阿拉伯地区的阿拉维人社会地位底下，数百年间受尽屈辱，对逊尼派的反叛意识非常强烈。上世纪20年代法国对叙利亚实施委任统治以后，大量启用阿拉维派军人镇压阿拉伯人的反抗。1946年叙利亚独立后，掌握军权的阿拉维派控制了叙利亚复兴党的领导权，最终由现任总统的父亲哈菲兹·阿萨德当上了总统，但一直面临占多数人口的逊尼派的压力。对外方面，1978年埃及单方面与以色列签署和平协议，叙利亚不得不独自面对以色列的威胁。与叙利亚接壤的伊拉克，虽然长期执政的复兴党与叙利亚复兴党同根同源，但由于政治主张的分歧、争夺泛阿拉伯主义领导权以及在幼发拉底河上的冲突等原因，两国关系一直不佳。1979年，萨达姆政权清洗了伊拉克国内的亲叙利亚力量。阿萨德政权在逊尼派阿拉伯世界中日益陷入孤立。就在此时，伊朗革命成功，伊朗一位大阿亚图拉去叙利亚视察，而后发布教令称：阿拉维派是正宗什叶派。为摆脱在阿拉伯世界孤立无助的局面，在两伊战争中，叙利亚作为一个阿拉伯国家支持伊朗对抗伊拉克。于是，叙利亚慢慢脱离了阿拉伯世界，最终进入了伊朗的什叶派阵营。

　　如果说叙利亚是主动投靠什叶派阵营，那么黎巴嫩真主党则是伊朗蓄意培植的。伊朗从1982年开始插手黎巴嫩内部事务，在黎巴嫩什叶派运动——阿迈勒运动的基础上组建了亲伊朗的什叶派武装，并在1984年首次打出了真主党的旗号。经过长期发展，真主党已然成为影响黎巴嫩局势的重要力量。

　　此外，巴勒斯坦的哈马斯尽管是一支逊尼派力量，但也被认为是什叶派“新月带”的一员。哈马斯原来和伊朗没什么关系，1993年巴以签订《奥斯陆协议》，叙利亚老阿萨德总统在大马士革成立抵抗阵线，拉拢包括哈马斯在内的一些组织反对奥斯陆进程，而伊朗则在政治上支持它们。哈马斯的经费支援一开始来自萨达姆，萨达姆被推翻后，伊朗看到了机会，从资金、装备到人员训练支持哈马斯，哈马斯进而成为伊朗布置在逊尼派地区的一颗棋子。哈马斯在巴勒斯坦分裂夺权后，整个阿拉伯世界都不承认，只有伊朗承认它。

　　根据殷罡的分析，中东地区2012年的主线是逊尼派摧垮什叶派联盟，这一点突出反映在叙利亚问题上，阿盟的要求无非就是逊尼派掌权。什么叫阿盟?现在的阿盟就是卡塔尔加上沙特。什么叫海合会?1979年伊斯兰革命成功，1980年两伊战争打响，1981年海合会宣告成立。海合会就是海湾君主国为应对伊朗输出什叶派革命成立的联合自保组织，是世界上罕见的高度政治、经济、军事一体化联盟。海合会的创立是针对伊朗的，现在又成为阿盟的主导，在摧垮什叶派联盟中担当核心，算一算时间，正好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中东地区有四种主要力量：阿拉伯人、波斯人、突厥人(土耳其人)和犹太人(以色列人)，而持久永恒的矛盾是阿拉伯人和波斯人、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矛盾。犹太人返回中东建国，的确搅乱了力量平衡，但毕竟力量小;土耳其偏居北部一隅，对于阿拉伯世界而言是一种外患。殷罡认为，现在看来，伊朗伊斯兰革命后形成的什叶派“新月带”很可能垮掉。首先叙利亚保不住，紧接着哈马斯也挺不住。而之前大家猜测的，如果叙利亚变天黎巴嫩真主党可能与以色列开打，这种可能性现在看来正在变小，因为真主党已经在黎巴嫩找到了存在的方式，建立党派，慢慢获得权力，为何跟着阿萨德政权陪葬?“什叶派联盟垮台也就是这一年半年的事儿，”殷罡说道，“至于美以打不打伊朗，则取决于伊朗造不造原子弹。”但是，逊尼派阿拉伯世界要想彻底解决什叶派问题也是不可能的，殷罡表示，“这是命定的，尽管这种内耗拖了整个伊斯兰世界现代化的后腿。”

　　被误读的伊美关系和伊以关系

　　说起近些年的中东局势，外界总说美国人在利用阿拉伯人对抗伊朗，不过根据殷罡的分析，其实是阿拉伯人想利用美国人干点什么。不仅如此，实际上，关于伊朗的很多问题，并非外界想象的那么简单，也并不是非黑即白的。

　　现在媒体上总报道说，伊朗想消灭以色列，但吴冰冰直截了当地说，“其实这是被误读的。在波斯语中，从来没有一句是说伊朗要消灭以色列的。其原话其实是消灭犹太复国主义实体，而不是以色列。对于犹太人和犹太教，伊朗人是很尊重的，伊朗议会中还有一席是留给犹太人的。而且伊朗人也留了很大的弹性，只要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和解，那就不再是犹太复国主义实体了。”目前，在德黑兰有两万多名犹太人。公元前538年，波斯的居鲁士大帝征服巴比伦，解放了被巴比伦拘押半个世纪的犹太人——“巴比伦之囚”，这些人大都返回了耶路撒冷，留下来的部分犹太人则散居在伊朗以及后来的伊拉克，因此，犹太人在伊朗已有2500年的历史了，据说到现在，德黑兰的零售业还掌握在犹太商人手中，德黑兰的很多古董商店卖的都是犹太人的东西。其实，这些事儿以色列人心知肚明。

　　而至于伊美关系，其实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势不两立。吴冰冰认为，朝鲜和美国之间那是真的对立，而伊朗和美国之间，那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且，在伊朗国内的生活和外界想象的不一样。伊朗承认双重国籍，有大批的伊朗人有美国国籍和伊朗国籍，这些人在美国和伊朗之间可以自由穿行，没有任何障碍。2009年伊朗总统选举时，在美国设了很多投票站。在洛杉矶，到处是波斯人聚居区，所以洛杉矶有一个外号叫做“德黑兰矶”。2009年1月奥巴马上台，一直等到10月才和伊朗掰了，就是希望内贾德连任上台(6月当选连任，8月就职)后能重启双方谈判，没想到伊朗大选后国内发生冲突，把机会错过了。所以，对美国和伊朗的关系不能看表面。现在每年有一万多名伊朗人向北美移民，而且伊朗的大阿亚图拉一生病都去英国看病。在德黑兰北部，有二、三百万人的生活是这样：家里有四层楼，每层楼有三个套间，有电梯，有停车场，有地下游泳池，全家人长期住在美国，房子出租给一些公司，每年回来收房租，收完租后又回美国过日子。殷罡也认为，“反美是伊朗政权反美，是伊朗体制反美，而不是伊朗人。而伊朗政权的奋斗目标是，拥有了核武器之后能和美国商量，就像巴列维时期一样中东的事情由伊朗来帮着美国管。”但是美国至今不承认伊朗现政权，这是根本矛盾。

　　我们常说，冷战后的中东是美国主导下的中东。不过，殷罡则认为，中东所有的冲突都是一神教文化圈、地中海文化圈的冲突，美国虽然是一神教文化圈的成员，但从地缘来讲，地中海周边是欧洲人的地盘。冷战时期美国竭力帮助以色列，冷战后在中东也打了几场战争，塔利班被推翻了，萨达姆被推翻了，打着打着美国就觉得不对劲了，所以在利比亚战争中，美国开始让别国分担责任了，冲锋在前的正是法国等欧洲国家，而美国则把自己的力量更多地放在亚太地区。仔细想一想，1941年珍珠港事件发生在太平洋地区，二战中美国在太平洋作战，二战后在朝鲜和越南作战，这都是在亚太地区。美国知道地中海周边早晚还会是欧洲的地盘，欧洲在那里迟早要占主导地位的。而另一个大国俄罗斯，也是地中海文明圈的。

　　伊朗还有更大的战略?

　　就伊朗的命运，吴冰冰认为，叙利亚问题还不是伊朗的生死环节。根据他的分析，什叶派和逊尼派的矛盾已经不再局限于波斯湾沿岸地区了，因为什叶派在非洲地区发展非常快。尼日利亚目前大概有1000万什叶派，在1979年之前这里一个什叶派也没有，30年中就有七分之一人口皈依了什叶派。从塞拉利昂、塞内加尔，一直到喀麦隆，整个西非地区现在有1000万～1500万左右的什叶派信徒。这是因为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后，当地的穆斯林觉得本地的逊尼派统治者不好，伊朗的模式才是正宗，于是纷纷到伊朗学习。这一变化可谓意味深长。

　　所以说，现在什叶派已经不再是以前的格局了。从伊朗的角度来说，它在构建更大的战略格局，远远超出了中东的范围，从阿拉伯世界和整个中东的核心区向边缘地区扩散。对于伊朗而言，在埃及的50万什叶派，直接带动1200万苏菲主义者完全同情什叶派——因为这两个派别在政治上很接近。试想一下，8000万埃及人口有1200万是同情什叶派、同情伊朗的，这是何等的影响力?埃及“变天”后，除了亲沙特的萨拉菲派之外，很多人都认为埃及应该迅速和伊朗改善关系，这也是为什么去年以来伊朗军舰能两次穿越苏伊士运河。所以，伊朗已不再谋求控制一个国家的政府，而是谋求在一个国家拥有一定影响力之后影响这个国家的政局，培养亲什叶派的政治势力。显然，这种战略的穿透力更强。

　　所以，吴冰冰认为，什叶派“新月带”如果崩溃，伊朗会有一个全新的架构。第一手，在非什叶派国家建构什叶派的民间阵线。第二手，如果“失去”叙利亚，伊朗会寻找一个替代国家在阿拉伯世界继续扮演叙利亚的角色。在目前形势下，伊朗可能会全力经营伊拉克。现在看来，伊拉克很可能在转变，在叙利亚问题上表现出了与海合会不同的态度，而且伊拉克现在的总理就是什叶派，伊拉克南部的什叶派势力也很强。第三手，伊朗可能会在海湾地区采取些措施，像海湾的沙特、巴林等国都有不少什叶派，不排除伊朗被逼到绝境的时候会使用一些手段，尽管后果会非常严重。

　　军事行动或许并不是伊朗或者美国、以色列惟一的选择。华黎明认为，伊朗要实现强国之梦，恐怕还得要进行改革，同时改善与西方的关系，真正融入到全球化的过程中，才能把伊朗的石油资源利用起来，才能得到发展所需要的资金和技术。此外，伊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始终有一个问题，就是伊朗革命胜利之后，一直想把什叶派这种政权模式和意识形态输送到阿拉伯国家中去，阿拉伯国家对伊朗的壮大和发展始终充满恐惧，尤其惧怕伊朗的核计划。波斯是个优秀的民族，文化古老、历史悠久，坦率地说，一般伊朗人认为，他们比阿拉伯人优越。所以，如何处理双方关系，还需要双方的智慧。

　　基辛格在2007年曾经说过，以伊朗的石油资源，如果伊朗的政策步入正轨的话，其经济总量应该超过现在的韩国。在华黎明看来，伊朗或许可以像中国进行的改革一样，既保持自己的独立，同时又在经济上比较开放、比较融入国际社会，而其中的关键就是改善同美国、同西方的关系，结束国际上的孤立。然而，伊美关系要像上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那样实现真正的和解，并非易事，一来缺乏特定的国际环境，二来也缺乏强有力的政治家来推动这个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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