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这些共同体，生活在传统社会中的人们便不致于彼此孤立、疏离。因此，假设宋朝社会也有双亲均外出的“留守儿童”，他们亦应该可以从家乡的宗族共同体、村社共同体中得到照顾、安顿。
而当这些民间自发形成的共同体也不足以实现救济时，后面还有政府救济兜底。宋朝户令规定，“诸鳏寡孤独贫穷老疾不能自存者，令近亲收养;若无近亲，付乡里安恤。如在路有疾患，不能自胜致者，当界官司收付村坊安养，仍加医疗，并勘问所由，具注贯属、患损日，移送前所。”南宋时，单救助孤儿的政府公益机构，便有“慈幼局”、“散收养遗弃小儿钱米所”、“婴儿局”、“慈幼庄”、“及幼局”等。
我并不想说宋代对于儿童的救济有多么完善，只是想指出古今社会构造的不同：由于中国的现代化采用了全盘反传统的进路，传统的共同体与救济机制悉数被遗弃，新的社会联结网络又远未建立起来，于是社会趋向于解体，人的生存呈现出可怕的原子化状态。许多农村的情况更严重，由于青壮年外出打工，只有老人与儿童留守，农村空心化已成严峻现实。空心化的家乡，原子化的生存，就是当前农村“留守儿童”面对的最大困境。
现在我们再将视野拉阔，从整个人口流动形态的层面来审视，还会发现古今社会的另一处大差异。“留守儿童”固然是人口流动的产物，但更恰切地说，他们其实是那种无法落地生根的人口流动的产物。所谓“无法落地生根”，是指城市通常只接纳作为劳动力的外来工，而拒绝接受外来人口的完整家庭。由于户籍、孩子入学、生活成本过高等因素的限制，一名外来的农民工往往很难在城市安顿他的家庭，只好将老人与孩子丢在老家。
对于宋朝的流动人口来说，这些问题都不严重。苏轼原籍四川眉山，但他一直在外辗转为官，妻儿也是一路跟随。苏轼任杭州太守时，儿子苏过在杭州完成学业，并在两浙路参加科举考试。你或许会说，这是官员的情况，一般平民呢?那我们来看另一个例子：北宋名臣冯京，父亲是一名商人，他从小“从其父商，遨游四方”。商人居无定所，但冯京并未成为“留守儿童”，而是跟着父亲四处漂泊，冯京也因此有“东南西北人”之称。后来冯京考中状元，可见他尽管小时漂泊不定，但他在客居之地肯定是可以入学读书的。
宋代的士兵为职业军人，通常也允许携带家眷、入住兵营。即使是社会底层人，举家流入城市也并非不可能。《梦梁录》载，在杭州都城，“又有村落百戏之人，拖儿带女，就街坊桥巷呈百戏技艺，求觅铺席宅舍钱酒之资”。这些流浪艺人的孩子在城市接受教育也是不成问题的，因为杭州的公立、私立学校非常多，“都城内外，有文武两学，宗学、京学、县学之外，其余乡校、家塾、舍观、书会，每一里巷须一二所。弘诵之声，往往相闻”。
更重要的是，宋朝的户籍一般只跟纳税挂钩，孩子入学并不受户籍限制。尽管庆历五年(1045)的一条法令要求，“天下见有州县学，自今只许本土听习，若游学在外者皆勒归本贯。”但这一政令很快就作废了，官学又不分户籍招收学生。至于书院、私塾等私立学校的招生，就更不需要考虑户籍了。因此，宋代游学之风极盛。中央太学有大量旁听生，大儒胡瑗在太学讲《易经》，“常有外来听者，多或至千数人”;孙复在太学讲《春秋》，“来者莫知其数。堂上不容，然后谢之，立户外者甚众”。地方官学也多有游学生，吕祖谦在严州主持州学，“士由远方负笈者日众”。书院的开放性更大，陆九渊主持象山书院时，“每开讲习，学者辐辏，户外履满，耆老扶杖观听”。
而且，宋朝的外来人口要入籍寓居之地，也不太困难，通常只需要住满一年，或者在当地购置有田产，就可以附籍。如此，流动人口才能“择其所乐而居之”。对宋朝城市的流动人口来说，最大的问题不是来自户籍之类的制度障碍，而是在城市的生活成本是否可以承受。
据程民生先生的研究，一名宋朝底层人，不管是在城市摆街边摊，还是当佣工，日收入一般在100文至300文钱之间。我们再来看宋朝“店宅务”提供的公共租赁住房，实际上就是廉租房，日租金不过十几文钱。宋朝学校的学费也不贵，宋人说，当时“负担之夫，微乎微者也，日求升合之粟，以活妻儿，尚日挪一二钱，令厥子入学，谓之学课。亦欲奖励厥子读书识字，有所进益”。可知州县小学的学费约为每日一二文钱。所以，只要不是赤贫之家，外来人口拖儿带女进入城市谋生，是完全可以安居下来，并让孩子在当地入学读书的。这就避免了“留守儿童”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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