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一代大妈何去何从?
发布日期:2015-04-08 17:33:28 来源:澎湃新闻 作者:王芊霓 编辑:袁啸天

  根据戈夫曼(Goffman)对于污名(stigma)的洞见,招致污名的原因往往是由于被污名者的某些特征与社会对它的期望不同。基于此,人们对“广场舞”一种或含蓄或明确的消极态度就容易被理解了。针对“广场舞”的污名,其实裹挟了两个方面的社会期待:一方面是对它的主要参与者——中高龄女性行为的社会期望;另一方面是对公共空间如何被利用的期待。这两个方面的原因都需要细致深入的解读。

  美丽夕阳还是枯萎的花?

  无论是被污名还是被“魅力化”,其实都是社会和文化动态建构的产物。以健身和舞蹈为例,在动态的建构过程中,它们被赋予了积极或消极的符号意义。例如瑜伽已经成为健康、积极、高端的代名词,甚至已成为专属于城市中上层的一种高雅的运动方式。换句话说,人们已经可以通过练习瑜伽而成功地标榜一种品味。而研究表明,瑜伽的“魅力化”与商品逻辑的合谋是密不可分的。与之相反,还有一些舞蹈形式则被主流价值观认为是消极的。比如,在斯里兰卡,一种叫做“Kandyan”的传统舞蹈,它的表演者因为与传统的密切关联而遭遇边缘化。舞蹈研究者SusanA.Reed认为这是由于这种传统舞蹈被它代表的“落后的过去”长期禁锢了,舞者们被认为与“现代”格格不入而陷入一种底层困境。再如JonathanNoble通过对秧歌的研究,认为对秧歌的污名和舞者多为老年人的身份有关,因为老年人参与舞蹈往往挑战了社会惯常对他们的期待。这些社会期待与老人自我认同的差异包括:社会惯常认为老年人应该是位于社会边缘的,与感官愉悦无关,与性无关,数日子度时光的;而通过舞蹈,她们追求的是一种理想自我:处于社会核心,是社会的财富,仍然有感官和性的吸引力,积极健康生活等等。需要说明的是,正是因为客观生理年龄变老和一些生理功能的丧失(比如绝经),才使得中老年女性在舞蹈中尽情表现性感时不再容易造成违背伦常的后果,因而更容易被她们的家庭接受,她们也才有了机会去拾回自己年轻时被压抑的爱美之心。

  有些讽刺的是,这些中老年舞者体现的与社会期待冲突的自我追求,却恰恰也是社会构建的产物。大部分广场舞爱好者经历过推崇“去性化”的毛时代,然而笔者发现在她们身上这种“去性化”的时代烙印却已并不多见,反而她们表现出的对柔美和性感的追求是在当今社会被扭转和重塑出来的。性感、柔美、苗条的女性出现在方方面面的商业宣传中,不停刺激着大妈也去追赶这种当下流行的女性美。例如,在笔者研究和参与广场舞的过程中,经常目睹中高龄女性试图模仿一些拉丁舞和爵士舞的动作,比如扭屁股或者做一些性感却很难达到的肢体动作。采访后得知,她们这样做背后的逻辑是:要保持年轻,就要向年轻人看齐,要“与时俱进”,比如模仿年轻人在舞蹈中的动作。简而言之,当下社会鼓动着中老年女性追求性感的渴望,却试图压制或剥夺她们追求性感的权利。

  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全世界的女性似乎都有类似的追求。在一些发达国家比如英国,很多老年人钟情摩登系统舞(modernsequencedancing),这与英国社会对老年人行为的期待也有差异,却没有遭致污名。反观中国的广场舞,却成为大众调侃和取笑的对象,这是否提醒我们应当重新审视中国当代社会的包容性?

  当然,也有一部分女性参与者是极力压抑自己对感官愉悦和性魅力的追求的:有一些报告人拒绝使用“跳舞”这个词,而是用“跳操”来强调广场舞的运动属性和健康目的:她们也不穿短裙或者高跟鞋,并且尤其注意自己的肢体动作不要过分招摇——许多经历过社会主义历史的“大妈”确实内化了一种“去性别化”。有些人通过怀念年轻岁月、通过怀旧获得愉悦感,有些人则更多的通过“与时俱进”获得愉悦感,虽然研究表明后者是现在“广场舞”中女性气质的主流,但个体间的差异却也是非常显著和必须被区别对待的,这也说明了历史对不同个体影响的差异性。

  在观察中发现,广场舞参与者也有不少三十多岁的年轻女性,她们也未能幸免于被污名。这其实也恰恰说明女性在公共场合“扭动”是被社会主流认为不适宜的,主流社会对所有已婚女性的期待——应该是安分地,甚至是一如既往地在家庭内部做好照顾者的角色。其实,近代中国对女性理想社会角色的定义几经更迭。在建国前,中国女性大多只有作为妻子或母亲的家庭身份,她们几乎没有社会角色;建国后的集体主义时期,女性被鼓励走出家庭参与社会劳动,虽然她们同时担负着家庭和社会的双重负担,但后者往往成为评价一个女性的主要标准;改革开放后,女性肩负的“双重负担”仍然存在,但伴随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女性回家”的呼声,女性在家庭中的表现逐渐成为社会评价她们的主要标准。在当今社会,生长于改革开放后的80后和90后逐渐掌握了话语权,在他们成长和接受教育的改革开放时代,正是这种回归传统的、保守的、甚至是遵守传统妇道的要求渐成主流的时期。近十几年数度复兴的国学热、女德班现象也都说明了这个问题。“好”女人的标准已越来越绝对化,而广场舞大妈的“舞蹈行为”把她们推到了这一“好标准”的对立面上。因为从表面看起来,她们太容易被误解为是一群不顾家庭只顾自己爱好的女人。不得不说,社会对男女的双重标准从广场舞面临的争议中表现得非常突出。一方面,女性要背负维护家庭稳定的责任——跳个舞都会被骂作搔首弄姿、不守规矩;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社会对男性却要宽容许多,在一些地方文化中,男性在维护家庭稳定方面的责任很低,甚至出轨也被认为是正常和可被谅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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