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从性别结构出发，很多社会学家认为，空间是性别刻板印象的强化。如前文所述，当前传统的性别意识的回潮，要求女性远离公共场所，回归家庭。在此趋势下，“抛头露面”的广场舞大妈也遭遇了不少带有性别歧视色彩的批判。在现实生活中，她们因为在公共空间跳舞，甚至被一些男性假设是放荡的、可调戏的对象。笔者曾加入了一个名为“快乐的心”的广场舞QQ群，惊讶的发现群简介中赫然写着：“男性请不要申请加入此群，本群只接收女性广场舞爱好者。”群友告诉我，这个群起初是接收男性的。但是，发生过几次男网友向她们传送黄色图片的情况，使她们感到被冒犯和不被尊重。广场舞大妈控制不了在公共空间遭到的性别歧视，她们只能在网络空间塑造一个理想中的没有性别歧视和骚扰的空间。
如果跳出结构性差异本身来看，以中老年妇女为主的广场舞参与者对利用公共空间跳舞的诉求并非是不合情理的。甚至更进一步，如果站在广场舞参与者的立场来看待这场冲突，也许不是大妈们的广场舞影响了私人空间，而恰是私人空间的扩张在侵蚀老人们的公共空间。在当代中国城市，特大型超市还有私人房地产的扩张恐怕是挤压公共空间的一大原因。正如卢周来所述，中国的开发商为了最大密度使用土地，在私人住宅与公共空间之间几乎没有任何隔离。
当今中国的极速发展，使得社会关系也发生着深刻变化。上文我们提到了空间结构和社会关系的共生性，而这种社会关系的迅速变化也需要相对的空间结构来适应。列斐伏尔(Lefebvre)认为新的社会关系要求新的空间，他曾经批评苏联的空间设计者们在适应新的生产关系中的失败。可惜的是，政府在应对这种急剧变化的社会关系和空间文化上往往是不及时的。
有些人提出过一些折衷的方案，比如到室内跳广场舞，这些建议看起来可以轻松解决问题，却因为可行性不高而极易夭折。首先，外在的空间对参与者来说，往往是一个能够引发她们积极情绪的场所。户外空间意味着与自然的联系，这是中国自古养生理念中的重要一环。不少人也表示在户外心情要更加舒畅，一些阿姨还说，每天一段时间的户外活动时间比留在室内，减少了不少家庭矛盾。其次，在户外跳舞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惯习”。布迪厄(Bourdieu)用“惯习(Habitus)”的概念去描述人们深层的被内化的在童年时期学到的范例和习惯，它是无意识的，却对人的后期行为有着深刻的影响。在此例中可以理解为，在毛泽东时代，有一些女性有过被学校选拔，去到广场、街道、矿区跳舞的经验，但那时候跳舞大多是一些政治性宣传的舞蹈。我的几个报告人都曾经被选拔去表演“打倒四人帮”的表演，因而普遍经历过的在户外集体跳舞的“惯习”，唤起了她们年轻时的一些回忆。她们成长的环境确实让她们内化了一种集体活动和户外活动的行为。最后，在室内跳广场舞，无疑会极大增加跳舞的成本，比如对空调的使用。在这种情况下，广场舞作为对市场化休闲方式的间接抵抗，却又不得不依赖市场逻辑来实现，这已背离了广场舞存在的基础。值得高兴的是，近日上海等省市已经有政协委员提案表示，导致“广场舞”矛盾产生的原因包括公共空间稀少、设计布局欠佳的城镇规划，并提议尽快把群众文化健身广场的建设纳入新的城镇建设规划，作统一合理的安排。本文建议应该有所取舍的向西方观念和经验学习，简单地将老年人的活动转入室内空间等解决方案由于忽略了她们户外活动的合理性而并不足取，城市设计者们更应从广场舞中看到蕴含其中的自发的空间诉求，从这些活动中找到使得城市兼顾性别友好、老年人友好的灵感。
在这个戏剧性变迁的时代，价值观的碰撞从阶层、年龄，性别的维度凸显出来，作为社会热点的广场舞则提供了研究这些价值冲突的样本。无论是从身体行为还是社会空间的视角出发，中国历史和现代潮流的激烈碰撞是广场舞在当今社会尴尬处境的本质原因。年轻人所代表的“现代”越来越成为主导，老年人和他们所代表的历史则越来越被遗忘和视为“落后”。对一段历史的妖魔化认识也造成了对一个群体十分轻易的妖魔化。人类学家罗丽莎(LisaRofel)认为在现代中国“一个人正是通过消灭文革一代所代表的一切来证明自己是现代的主体。”此言可谓一语中的。通过把广场舞大妈统一塑造为文革一代的“他者”，不少人轻松完成了他们对现代和优越的自我标榜。可是真正的现代性，理应建立在对历史的客观辩证认识和对人的基本尊重之上。广场舞议题正在考验着整个社会能否在冲突中找到出路，塑造一个更加多元包容的文化价值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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