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有些看似折衷的观点认为老年人应该跳属于她们的舞蹈，但是这可能恰恰是问题所在。因为中国当代史的特殊性，老年人没有属于她们的舞蹈。老人们已经陷入一种两难境地：如果跳阳刚舞蹈，她们被当作是“文革余孽”;如果跳一些年轻人的舞蹈，则被认为行为不端。例如此前媒体像发现新大陆一样争相报道北京一组广场舞大妈穿军装跳舞的照片，似乎找到了证明她们是“文革还魂”的铁证，类似的还有对跳“打鬼子舞”的报道。很多媒体还报道了重庆某些广场舞队为了参加一个比赛而集体整容着装性感的新闻，引来了更多的包括“为老不尊”等等的批评。
总而言之，中老年女性的自我追求和社会期待的冲突，是广场舞被污名的重要原因。而这种冲突也是社会、文化和历史的共同影响和动态变化下的产物。一方面，当今的商业化社会塑造着女性对美的认识，刺激着女性追求性感;而另一方面，传统和保守的回潮却在一定程度上使社会趋于抵制这种外显的性感。另外，新中国历史上两个鲜明时代的差异和断裂，更使得当今的中老年妇女深深陷入一种身份认同的危机：似乎她们无论怎么选择都无法逃脱社会的批判，这对客观上经历了那段历史的人来说是有失公允的
空间利用与社会期望的冲突
关于广场舞者占用公共空间的争议，是广场舞被污名化的另一原因。大部分人认为占用公共空间是老年人教育程度低、缺乏公民意识的表现。这种判断看似有理，却经不起推敲。例如，在广场舞爱好者中，不乏社会中上阶层的人，如大学老师、银行高管等等，他们并不是受教育程度低的人群。要真正理解关于空间占用的争议，首先要厘清“空间”和“地方”这两个概念。“空间”是物理性的，而“地方”则有社会和文化属性。当“空间”因一些人使用而被赋予意义和价值感，则变成了“地方”。比如在广场舞中，舞蹈爱好者将公共“空间”变成了她们跳舞的“地方”。认清这点，我们就不难发现，关于广场舞占用空间的争议，实则是关于这些“空间”应该被变成什么样的“地方”，为谁服务的争议，是涉及价值判断的争议。
空间结构和社会结构是共生共融，相辅相成的。意即人们对空间使用的观念与他们对社会结构的理解相互一致。这里的社会结构包括阶层结构、年龄结构、性别结构等等。比如，社会惯常认为百货大楼是属于女人的空间，咖啡厅是属于中产阶层的空间，KTV是属于年轻人的空间等等。一般而言，因为大部分空间的属性已经十分明确(比如商业空间、私人空间等等)，所以在这些空间的使用上，人们的理解都趋于一致。公共空间则略有不同，它的使用和归属趋于模糊，也最容易产生理解差异。而且由于公共空间的可视性，常常被认为是代表着城市或乡村形象的重要场所，这从一定程度上使得对其使用权上的理解差异尤其容易导致社会矛盾，并在媒体聚焦下被放大。
从阶层结构来看，在当前社会，以中产阶层为代表的现代都市主流群体普遍认为一个现代城市的公共空间应该是安静而有序的。而广场舞代表的一种热闹聒噪的行为方式显然和他们的期待有所冲突。经过了几十年的改革开放，这种现代城市的观念在当代中国已经深入人心，而在这样的大环境下，牢牢掌握话语权的都市主流毫无悬念地碾碎了广场舞大妈们微弱的声音。这就难怪因为噪音问题而被泼粪的广场舞大妈不仅没有得到更多同情，反倒被认为“罪有应得”。这体现了中国当下社会话语权被一种关于“现代和发展”的论调垄断了。而这种看似绝对正确的“现代和发展”的论调却并非永远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比如在香港，有一些老人不满在公园唱歌受到管制而拉横幅抗议，更有年轻人为其写歌表达支持。
而从年龄结构来看，当前中老年人经历过有着鲜明集体主义的“毛时代”，因而或多或少地内化了那个时代的行为方式，比如在公共场合跳集体舞。而当前社会的中青年，则更多受到改革开放后西方文化的影响——强调个人空间权利的重要性。这种由于经历不同，而对公共空间行为方式的不同理解其实都有其合理性，但可悲的是，中老年一代却被扣上了“文革一代”的帽子，而遭遇了社会的鄙夷，甚至有了“坏人变老”这样的说法。相应的，代表着城市形象的公共空间，也被社会主流认为不属于这些中老年人，因为在人们的潜意识中，城市应该是年轻的和有活力的。在这一场冲突中，不少年轻人甚至扮演卫道士的角色，他们纷纷表示大妈们应该回到私人空间，不该在公共场合抛头露面。在国外跳广场舞，也引起了一部分网民们的不满，认为它走出国门代表的是落后的国家形象。在关于广场舞大妈在莫斯科红场和卢浮宫前跳舞的新闻报道中，一边倒的评论认为大妈“丢了中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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