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对于投资性购房而言，虽然盲选的时代已经过去，但对于有资产配置需求的投资者来说，作为优化资产配置的一个选项，持有核心城市有确定性租金回报的房产，依然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前有推进房产税立法和实施的时间表，近有土地供给放开的信号———国土资源部最近提出，未来政府将不再垄断住房供地。

　　1月15日，按照国土资源部部长姜大明的表态，国家将主要围绕三个领域进行开放土地供给的尝试：一、非房地产企业依法取得使用权的土地可以作为住宅用地;二、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可以尝试建设租赁住房;三、宅基地使用权可以放活。

　　就在前段时间，房地产领域的又一个重磅话题被财政部部长肖捷引爆，他指出，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和实施的安排已经箭在弦上，国家会“力争在2019年完成全部立法程序，2020年完成‘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改革任务”。

　　房地产税推出的时间表确立，以及土地供给放开，都是房地产长效机制的一部分。就房价调控而言，如果说房产税的征收标准和影响尚待确定，那么放开土地供给，则直接触及了供需关系这个影响房价的核心因素。因此，理论上看，它更有可能成为控房价的“终极杀器”。

　　不过，理论归理论，目前来看，土地供给放开也只是准备敞开一个口子，这个口子怎么开、开多大，都是要打个问号的。从现实角度讲，即便真的要全面放开土地供给、给足面粉做足面包，也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

　　如果对国土部释放的信息稍加研究，实际上，瞄准土地供给放开引而待发的三个领域的改革，并非如很多人臆想的那么可怕。首先，以第一个领域为例，“我国将研究制定权属不变、符合规划条件下，非房地产企业依法取得使用权的土地作为住宅用地的办法”。显然，非房地产企业把自有土地拿来盖房子是有条件的，一个城市，规划制订后要拿给省级政府或国务院审批，这和房地产税的立法、普遍征收完全不一样，回旋的余地很大。

　　至于另外两条，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可以尝试建设租赁住房、宅基地使用权可以放活，其实也同样如此。这两条虽说形式上厉害，但实质上可行性也低。为什么呢?房价高的一二线城市，其核心主城区的集体经营性用地，本来就超级少，所以建设租赁住房以抑制房价，其力度极为有限;而三四线城市的集体经营性用地虽多，但三四线城市的房价本来就低，而且本来还需要继续去库存，又怎么会启动租赁住房呢?即便启动了，又有什么实质性意义呢?

　　此外，除了符合规划、需要政府审批之外，放开的土地无一例外都要遵循“权属不变”这个前提。也就是说，非政府渠道供给的土地，房子可以盖，但盖好只能用于租赁，而不是商品房———这样的限制性土地供给，和传统意义上的土地供给比较，只能算是放开了一半。这其实也反映了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谨慎。

　　话说回来，从之前国家提出租售并举，到现在提出土地供给放开，再次支持住房租赁，说明国家大力发展住房租赁市场是一个确定性的趋势。长远来看，这不仅会直接挤压到个人投资性住房的对外租赁，也会直接影响市场供给的结构。换句话说，未来小户型的房子可能会越来越多，大房子则会相对稀缺，未来有改善型需求的购房者，尤其应该早做筹谋，刚需购房子，现在只要有经济条件，尽量做到一步到位。

　　其实，我国的城市化尚有不小的空间，对大城市来说，像北京这样的一线城市，其土地供给的空间还是有的，但是城市功能性的规划却欠缺，容纳不了太多的人口(如果达到东京那样的城市功能性规划水平，理论上容纳5000万人口都不是问题)，这才是问题的根源所在。

　　而相对来说，三、四线城市的产业瓶颈、人口增长瓶颈则会一步步凸显。这个趋势不会因为房地产政策变革而转移。因此，即便对于投资性购房而言，虽然盲选的时代已经过去，但对于有资产配置需求的投资者来说，作为优化资产配置的一个选项，持有核心城市有确定性租金回报的房产，依然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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