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巧的是，朱大户跟宝安区的领导相熟，自以为有坐庄的可能，便在二级市场上悄悄购进康达尔的股票。到1997年，朱大户居然囤积了5843万流通股，占到康达尔流通股的90%。但天有不测风云，朱大户的屁股还没把椅子暖热，香港突遭“禽流感”，康达尔5万只鸡一夜之间全部瘟死，香港更是全民戒鸡。
康达尔股价一落千丈，朱大户的2亿元深陷泥潭，一筹莫展。1998年秋天，朱大户从深圳飞往北京约见K先生，做最后一次挣扎。正是这次“深圳—北京”之旅，拉开了中国股市上惊天动地的“中科创业”大剧。
康达尔土鸡变凤凰。当时的吕梁正研究股神沃伦.巴菲特的股票“圣经”，琢磨着也建立一只基金，手握康达尔90%流通股的朱大户恰巧投怀送抱。吕梁认为，康达尔虽然是一只“瘟鸡”，但流通盘小，收购成本低，翻炒起来很容易。
1998年12月13日，吕梁跟朱大户签了一个为期5年的战略合作协议：吕梁负责组织资金接下朱大户手中50%的康达尔流通股，而朱大户必须配合长期锁仓，还必须帮忙安排购入康达尔部分国有股，最终实现对康达尔公司的控制和重组，将康达尔打造成“金融加高科技”的投资控股公司。朱大户当即承诺日后无论股价怎么上涨，他都将以13元的协议价向吕梁转让手中的股票。
就这样，套牢2亿元的朱大户和负债2000万元的吕梁正式联手，为中国股市上演了一出前所未有的双簧。1999年1月20日，朱大户通过中煤信托深圳证券营业部将277.9万流通股票以转托管的方式打到了中兴信托北京亚运村证券营业部吕梁的账户上。
有了这277.9万康达尔流通股，吕梁必须在3个月的建仓期间融到4个亿的资金，否则无法接管朱大户手中50%流通股。负债的吕梁当然只能外出忽悠资金。吕梁第一个找到董沛霖，后者是上海华亚实业发展公司的法人代表，下海前曾在国家计委任职，在金融和实业圈内有很深的人脉，对吕梁的股市理论十分痴迷。
1999年1月，董沛霖通过中煤信托哈尔滨证券营业部用吕梁手中50万股康达尔股票质押得到1000万元贷款。有了这1000万元和剩余的227.9万康达尔流通股，吕梁后面的融资计划交给了丁福根，后者堪称股市天才，且与吕梁交往颇深。他马不停蹄地飞上海、下深圳，与各地相熟或不相熟的证券营业部洽谈委托理财业务，一切格外顺利。丁福根一融到资金，吕梁就用它立刻去收购朱大户手中的股票，然后再把买进的股票拿给丁福根做质押，然后再融资。如此循环往复。
到1999年的3月前后，丁福根通过投资理财、合作协议、抵押贷款等各种形式，与各色人等共签下100多份协议，融进3.98亿元资金。吕梁用这些钱，先后从朱大户手中买下1300万股，并转托管了1700万股，完成了控盘3000万股即50%的既定建仓目标。
为了规避个人持股达到5%就要举牌公告的法规，丁福根先后动用了1500个个人账户，这些账户八成以上是由各地证券营业部以每张股东卡190元的价格卖给他的。此时，眼见坐庄时机成熟，吕梁开始展现他超级股评家的风采。在发行量颇大的《证券市场周刊》上，连发4篇《关于世纪末中国资本市场的对话》文章。
这是一组高屋建瓴、很有理论深度的股市分析文章，在绝大多数经济人士普遍不看好中国资本市场的氛围中，吕梁用他充满了思辨气质的语言为股市唱多，引起巨大轰动。1999年5月8日，吕梁的第四篇对话文章发表后，中国遭遇驻南使馆被炸，股市曾一度震荡，但随后的5月19日，沪深两市在毫无预兆的情形下发生井喷。“5.19行情”吕梁“中国第一股评家”的声誉也达到顶峰。在飙升行情的掩护下，吕梁拉抬康达尔股价的行动变得肆无忌惮，股价一路上扬，从20元涨到36元，到1999年7月，已跃至40元。8月，吕梁在《中国证券报》上组织了一个整版文章，全面介绍“重获新生的康达尔”。
文章宣称，康达尔已完成了重大重组，将涉足优质农业、生物医药、网络信息设备、网络电信服务、高技术产业投资等多个新兴产业领域，通过项目投资、股权投资等多种投资方式，以及其他资本运营手段，逐渐发展成为一家具有一定产业基础的投资控股公司。总之，康达尔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到1999年底，康达尔在深市涨幅最大的前20名股票中名列第17位，全年累积涨幅111%，养鸡股摇身一变，全然一个高科技大牛股。就在吕梁为康达尔股摇旗呐喊的同时，收购康达尔国有股的计划也在同时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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