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日本最终形成了依存于美国的结构。这种依存对美国与日本而言,具有迥然不同的意义。从美国的角度来看,这种美国实施的课业,可以说成功地规训了日本。民主主义、经济的繁荣、军事力量的抑制,这些成为美日两国异口同声赞叹的成就。然而,美国在其中获得的经验,反过来已然影响了美国自身,尤其是影响了美国的世界认识与对外政策。战后美国课业的全球意义开始显现出来。
1945年8月30日,美国军用飞机抵达东京近郊的厚木机场,道格拉斯·麦克阿瑟踏上日本土地,“仿佛是二十世纪的拿破仑皇帝一般”。美日关系的故事情节从这一刻起发生转折:双方化干戈为玉帛,开始上演一出包含着温情、理解与敬意的交流剧目。美国精英对日本国民的柔顺感觉讶异,而日本人对美国的宽宏大量则感恩戴德。此后,双方结成“美日同盟”。这是否皆大欢喜?由于美日同盟的性质已然超乎人们的一般理解,人们对其本质及意义缺乏准确的把捉。这本《战后日本的美国软实力》(《戦後日本におけるアメリカのソフト?パワー》)就给读者这样的印象;不过,它为我们洞察这种同盟关系的本质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历史素材。
这是一部讨论二战后美国如何实施对日文化政策的著作。作者京都大学教授、日美外交史专家松田武基于新近解密的档案资料,详细描述了占领军司令部、美国国务院、民间财团、日本学术研究机构之间的互动过程。这些互动均指向一个冠冕堂皇的目标:促进美日文化交流。在作者历史学的解剖刀下,(美国与日本)政府-财团-大学三个组织的“共生关系”得到了展现;标题中的“美国软实力”正是对这种关系的另一种表达。一般而言,在硬实力的背景下,软实力要发挥作用,还需依赖两个条件:一是学术界对对象国进行过长期研究,有大量的知识储备;二是政策制定者对这些知识的运用。二战后,美国对日政策制定者最大限度地使用了美国的日本研究成果,从而卓有成效地发挥了其软实力。
作者于是得出结论说,日本已经完全陷入了美国软实力的控制中,“在精神上与心理上形成了对美国永久性的半依存结构”。这句话并非耸人听闻,因为“在精神上与心理上”这个限定性描述性命攸关。这个结论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是对美国对日政策成功的赞歌,还是对日本国民的命运与生存状况敲响的警钟?思考如果驻足在“民族国家”层面上,我们将无法获得关于“美日同盟”的本质认识。我们必须进一步拓宽视野:这里所言的战后美日关系,对于世界史、对于人类社会而言具有怎样的意义?
最近十数年来出现的“帝国”(注意不是“帝国主义”)观念,而非人们当下熟悉的“民族国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视角。在新兴的观念当中,“帝国”这一人类对自身、对区域的统治秩序被认为更符合历史的常态,因而更具有解释现实的能力。
从这个角度来看,作者松田乃至为本书撰写绪言的美国日本史专家约翰·W. 道尔(参见中译本《拥抱战败》,胡博译,三联出版社,2008年)都没有意识到的是,战后美国的日本政策正是美国的帝国课业,即规训日本的一部分。松田对美日文化交流,尤其是学术交流史的重新考证,仅仅停留在这一教程的实施细节上。由于没有将帝国课业这一真正具有政治意义的视角表述清楚,他陷入了对一些似是而非的观念,比如“文化帝国主义”的辩驳当中,尽管这种做法与世人的心态与世界认识符合。
松田在本书前言中引用的一段话,表露了他的盲点。2002年2月10日,美国著名记者托马斯·弗里德曼为《纽约时报》撰文。在提到美国国民的观念时,弗里德曼指出:“如果国民将所有问题都归结为他人的阴谋,试图回避自己的责任,那么他们就免除了自己以及领导者对自身所面临的困境的责任,而且也不会自我反省。迄今为止,凡持此看法的国家,没有一个兴旺繁荣起来。只有在一个能够进行自我批判的社会当中,人们才能究明事实的真相,才能通过政治过程致力于解决真正的问题。”
对有健全判断力的无论是美国还是日本国民来说,这段话只是常识。松田特意引用,源于他的“苦衷”:他认为自己正在处理一个战后美日关系中的敏感问题,有可能会触及当事者的自尊心,因而事先要求大家保持理智的清明。其实,松田的主题自身在史学领域中可谓中规中矩。但如果引入“文化帝国主义”这个带有贬义色彩的说法,问题的性质就陡然改变:这个词意味着,制定美日关系政策的美国官员与学者自诩在道德、文化、知性上优越于日本人,因而所谓的“文化交流”,并非对等的交流,仅仅是从优势的美国一方源源流向日本而已。在这种观念中,美国成为日本政治的监护者、民主化的教师、国民精神的导师。
事实的真相若何?松田将焦点对准了美国的洛克菲勒财团与日本的美国研究学界。在一些日本历史学家看来,美国主导的日本民主化改革,乃是日本的政治活动家与美国占领当局合作的结果。问题在于,这里所说的“合作”究竟意味着什么?在战后日本被规训为自由主义的民主化国家的过程中,当事者实际存在的观念与美国的世界认识具有怎样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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