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9日至22日，基辛格到北京，为福特总统访华做准备。邓小平负责接待，同他举行了四次会谈。在20日的会谈中，邓小平指出：“毛主席多次强调，中美之间当然有双边问题，但更重要的是国际问题。对待国际问题，要从政治角度考虑，才能把问题看得更清楚，才能在某些方面达到协调。”邓小平委婉地批评了美国方面强调的所谓“灵活态度”，认为“灵活是要符合于战略要求的灵活，如果灵活得过分，就会使人们想到究竟这个战略是什么”。邓小平强调，“苏联的战略重点在西方，在欧洲和连接欧洲的中东、地中海，甚至波斯湾”。“世界上有一种舆论说，似乎中国很怕苏联进攻。我可以坦率地告诉博士，这种估计是错误的”。22日的会谈中谈到福特访华公报时，邓小平指出：“重点在政治方面，这次访问从政治上可以体现出来。我们可以按照上海公报的原则在贸易和人员、文化交往等方面继续前进。我们双边关系中的重要问题是台湾问题，恐怕你们也没有准备拿出新的方案，如能重申上海公报的原则还是比较适当的。”
1975年12月1日，美国总统福特到达北京，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邓小平负责接待。当晚，邓小平受周恩来总理委托主持欢迎宴会并致祝酒词。在祝酒词中，邓小平高度评价1972年尼克松访华和上海公报，并表示了对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期望：“我们相信只要认真遵守上海公报的各项原则,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这一愿望终将实现。”(《人民日报》1975年12月2日。)福特在祝酒词中表示，“保证致力于那些最初步骤中所确定的目标和原则，特别是两国关系的正常化”;“我们将继续坚定地致力于在上海公报的基础上建立我们两国正常关系的过程，并且扩大就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进行合作的领域”。(《人民日报》1975年12月2日。)
12月2日下午，邓小平陪同毛泽东会见福特和夫人。福特在会谈中说，我们要努力更好地协调行动，以便在国际上采取强硬的态度来对付诸如苏联这样的国家所提出的扩张主义的挑战。他们在国际上总的欲望是在领土、经济和其他方面进行扩张。但是，我们将要对付他们的挑战。我们打算在明年之后改善美国与中国的双边关系。我们认为那时将是我们能在双边关系方面取得真正进展的时机。在此期间，你的国家和我的国家将分别从东方和西方来共同对付苏联。这将有利于在美国国内使人们更多地支持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继续取得进步和发展正常化。我们应当在此期间用我们美国所做的事情和你们人民共和国所做的事情来使苏联信服我们说的话有行动作后盾。我们将保持对他们的压力。我们希望东方对苏联的压力将同我们在另一端通过实际行动对他们施加的压力同样强大。
毛泽东表示怀疑福特所言不过是放空炮、骂娘而已。福特说：我们做的会比那要多，过去我们做的就比那要多，我们今后仍将如此。对毛泽东提出“你们有实炮啊”的问题，福特回答：是的。除非他们挑战，否则我们的火药将保持干燥。但如他们挑战，我们的火药就将不再是干燥的了。事实上，我们对付过他们的挑战，今后我们也将继续这样做。在得到福特的回答后，毛泽东说：那好!达成协议!福特进一步明确地说：我们达成这样的协议：为了共同的目标，我们将进行共同的努力，你们从东方施加压力，我们从西方施加压力。毛泽东加以肯定，说：就是。君子协议。(以上会谈情况据胡乔木、邓力群编《“文革”十年间毛泽东言论》1975年本，第121-126页。)
3日和4日，邓小平同福特继续会谈。在福特表示美方打算在明年按日本方式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前提下，邓小平说明了按照日本方式实现关系正常化后台湾问题的处理原则：按照日本方式，意味着跟日本现在和台湾的关系一样，非官方的、民间的贸易关系还可以继续保持。有关台湾的其他问题，则要作为中国内部问题解决。
这次接待福特访华，在毛泽东直接指导和邓小平具体负责下，取得了积极的重要的成果。美方接受了中国的条件：按日本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并提出了中美明年之后建交的时间表中美两国建交在福特总统任期内未能实现。卡特就任总统后，经过谈判，于1978年12月16日(北京时间)上午在北京和华盛顿同时公布中美建交联合公报，宣布中美两国决定，自1979年1月1日起建立外交关系。，还就共同对付苏联霸权主义达成君子协议。
福特返回美国以后，12月7日，在檀香山夏威夷大学发表讲话，提出被称为“新太平洋主义”的美国对亚太地区的六点政策纲领，强调在上海公报基础上完成同中国关系正常化，并重申在亚太地区及世界任何其他地区反霸权主义的立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关于美国对苏联搞“绥靖主义”的批评。但是，1976年中国国内开始“批邓”，周恩来、毛泽东又相继逝世，福特也在同年11月谋求连任的总统选举中落败，致使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处于原地踏步的状态。直到1979年元旦，中美两国才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四、促使《中日友好和平条约》写上“反霸权主义”条款
中日关系的焦点聚集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写上“反霸权主义”条款的问题上。1974年11月，中日两国政府就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开始谈判。日本方面在条约是否写上“反霸权主义”条款问题上犹豫不决。邓小平采用以民间推动官方的策略，耐心细致地做日本各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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