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末年之乱象，表面上是结党，实际上却是权力游戏，而再往底层走则是利益之争。

　　所以，就是两个字“银子”。

　　如果非得给大明亡国找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理由，那就是“钱”。

　　满清八旗，大明是打不过。但，有大明在，满清八旗就冲不过山海关。是大明先亡国了，满清人才入的关。

　　农民起义，大明真的就制不服吗?关键是银子，有银子在，农民起义就不难镇压，甚至都不会有农民起义。

　　所以，东林党和阉党，都是在给“钱”和失败做注解而已。

　　东林党是一伙什么人

　　东林党，曾经在士大夫阶层中，发动了一场自下而上的整风运动。其实，这股风早该整了。

　　儒学在宋代发展到了思辨层面，基本上能跟佛教抗衡一番。但是，有一个问题却始终解决不了。那就是：儒学对于治国有什么用?汉宣帝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所以就不能被儒家这帮人给忽悠了。但，“神道设教”是揣着明白装糊涂，独尊儒术也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但等大家都糊涂了，也就没有揣着明白的人了。

　　所以，儒家道德满满，但就是没啥用。于是，王阳明出来了，提出“知行合一”。虽然逻辑上也不好讲通，但起码算是从形而上往形而下引了。但是，心学到了后期，也玄乎其玄了。于是，士大夫们又开始反思了，到底该咋弄呢?

　　在野老干部顾宪成，在江南带着一帮儒家士大夫，发起这种集体反思。所以，东林党的观点，大体可以总结为三点：

　　一个是崇尚实学，干正经事;

　　一个是文人气节，别搞腐败;

　　一个是自命清高，你们全都不对。

　　但，这里面也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别人全不对了，你倒是拿出一个对的方案来啊。东林党也拿不出来。拿不出来，并不等于就得任由别人胡搞，于是东林党批评一切、反对一切。凡是有东林党的地方，就一定要有“战争”。虽然我拿不出什么救国济世的方案，但我知道你们太腐败、你们全不对。

　　而到了明朝后期，官场是要多乱有多乱。在位的士大夫们当真是一点气节都没有了。所以，东林党并没有说错。所以，你可以把这帮人看作是一群反对者，要在士大夫群体内掀起一股整风运动。

　　阉党算是皇帝一党

　　一般认为明末党争是阉党和东林党打，但实际上明末党争主要是东林党跟齐楚浙党打。东林党、非东林党，这两伙人有什么不可解决的矛盾吗?

　　大体可以认为，东林党是在野党，齐楚浙党是执政党。你们这些庙堂之上的士大夫不仅腐败而且无能，那么就应该滚下台。东林党一直站在道义的一方，粪土朝堂万户侯。而执政的这伙籍贯党派，也看不上东林党，认为这伙人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你没坐在这个位置上，当然想说啥就说啥而且说啥都有理。同时，大家也普遍认为，东林党就是一群疯狗，逮谁咬谁。

　　等到明熹宗朱由校继位，东林党才算从在野的位置上升到执政的位置。东林党人叶向高当了首辅，东林党人赵南星组织京察。所谓京察就是合理合法的党派打击工具。明朝每六年对京官考核一次，干得好就升官、干不好就处罚。所以，谁掌握了京察，谁就掌握了大明的人事权。自己人肯定都是干得好的，然后都得升官;竞争者肯定都是干不好的，然后都得下课。

　　但是，之前说了，东林党根本拿不出什么方案来。东林党只是发动了自下而上的整风运动，批评了一切人也反对了一切人。但摆在眼前的问题，如辽东满清、如农民起义、如财政窘迫，东林党根本就解决不了。非但解决不了还添乱，所以天启帝就要亲自管，用你们东林党还不够添乱的。

　　千万别认为天启帝只会做木匠，这家伙在当木匠之余没少干事。辽东已经残破成那副德行了，派谁去都挡不住满清骑兵。天启帝就是把自己的老师孙承宗给派了过去，然后给搞定了。如果不是因为政治斗争太激烈，孙承宗收复辽东也不是没有可能。

　　当然，一个孙承宗不可能力挽狂澜。明末官场已经烂透了，要么是搞腐败的，要么是唱高调的。官僚士大夫是不能用了，那就用太监。于是，阉党出现了。魏忠贤这伙人肯定要对东林党下手，你们占着位置、不干活，那就代表皇帝消灭你们。

　　东林党和其他反东林党的士大夫官僚们，才是真正的党，而阉党，不能算是什么党，因为这伙人的命运全都捏在皇帝手中。所以，非要算的话，魏忠贤的阉党，也只能算皇帝一党。

　　大明朝到底有什么解不开的问题

　　回到最初的讨论了，就是钱的问题。

　　解决边关问题，要钱。孙承宗跟朝廷要24万两白银、去收复辽东。结果兵部和工部这帮官僚就是死活不给。你也不用把人都想得太恶劣，主要原因是大明朝真缺钱。

　　解决流民问题，要钱。从万历朝开始，明朝的农民起义就没断过，原因就是哪哪都是流民。到了1628年，流民问题就演变为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一直折腾到清朝都没消停。

　　边关要打仗、百姓要吃饭，而打仗和吃饭都要钱。而大明朝却拿不出钱来。所以，任谁执政朝堂，都得解决这个问题。

　　明朝是真没钱吗?别说什么小冰河期，小冰河期确实造成了天灾不断，但不至于把人都给饿得造反。主要原因是明朝的财政制度。

　　从朱元璋开始，明朝就建立了以农业税为主、以工商税为辅的财政模式。所谓“理财之道，莫先于农”，就是农业税，得跟农民要钱。工商税呢?以洪武十八年的商税为定额，就这么多，不能多收。

　　其实这么设计没毛病，可以藏富于民。但是，万历朝开始遭遇多事之秋了，万历三大征，朝廷连续对宁夏、朝鲜和播州用兵，而且都是用重兵。这就直接透支了大明财政。自此之后，这个财政设计就扛不住了。于是，国家只能加税。那到底是加征农业税还是工商税呢?

　　皇帝肯定想加工商税，从国家的角度说也应该加工商税，因为工商业已经足够繁荣了。但无论是哪伙士大夫执政，都不想加工商税。东林党也不例外，而且反对更激烈。

　　明朝的工商业已经相当发达了，江南地区，就是东林党发起的这个地方，则更是繁荣到资本主义萌芽的阶段。但是，工商税，却死活也装不进国家的腰包，都装进了官员的口袋。

　　一部分官员主持盐业和茶叶，可以从中渔利;

　　一部分官员依靠手中权力，或是官商勾结或是直接下海;

　　一部分官员则更是彪悍，跟东南沿海的海盗走私集团勾结了起来，捞钱都捞到了大海里。

　　皇帝这时候想收工商税，那不是与民争利，而是与官僚士大夫争利。与民争利，能争，因为民弱，所以那就举国加税。与官争利，费劲，所以只能太监出马。

　　这就是在正常财政制度之外，走起了歪门邪道。能走好吗?

　　太监玩得更绝，甚至还不如官僚士大夫这伙人有点儿底线。举两个比较典型的例子，一个是“矿不必穴”，你家有祖坟，那么好了，我就说你家祖坟下面有矿，我就要挖坟开矿。不挖也可以，但要交钱。一个是“税不必商”，说好了收工商税，但我不管你是不是经商开工，设个卡点就要收税，这基本就等同拦路抢劫，但是合法。

　　这么折腾的结果就是：苦了的是天下，穷了的是国家，而富了的是太监和阉党。

　　因此大明朝的财政问题，就是到死也没能找到解决的出路。明朝亡于农民起义，那朝廷应该是横征暴敛的秦始皇和隋炀帝。但实际呢?明朝的平均税赋也就10%，而同时期的日本则是50%，所以大明说不上横征暴敛，但它就是亡国了。

　　而到底是亡于东林党以及其他的士大夫官僚，还是因为太监等一众阉党呢?这两个家伙，到底谁更误国?

　　只能见仁见智了。而抛开成见去看，也许是传统国家就实现了不了工商税的制度设计，它需要赶紧转型。但大明却转不过来了，因为留给它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声明：本媒体部分图片、文章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025-847073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