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秦始皇建立大一统郡县制度之后，这个制度反复出现一个巨大的缺陷，就是汲取能力过度发达，很快就会超过社会的承受能力。

　　在秦代之后，几乎中国每一王朝都宣称要轻徭薄赋，减轻民众负担。但是事实上，几乎每个王朝的后期，官员的横征暴敛都会导致农民揭竿而起。

　　这是为什么呢?

　　讲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搞清楚一个区别，就是“名义赋税”和“真实赋税”。名义上，大部分王朝的赋税都是很低的。比如汉初制定的税率，是三十税一，非常低，在全世界都是最低水平。但是汉代人写的《盐铁论》却记载，名义上对自耕农虽号称三十税一，但实际是按亩定额征收，加上“口赋更徭之役”，已是“率一人之作，中分其功”，实际的税率达到了50%。

　　明朝也是这样，朱元璋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强调轻徭薄赋、减轻农民负担的皇帝，他规定的税率也是三十税一。但是实际上，明朝中后期实际税收是名义税收的十几倍，沉重的赋税导致大量的农民破产。

　　为什么历代名义税率和实际税率会出现如此大的差距呢?当然是因为政府的收入不够花，只能变着花样加税。

　　政府的收入为什么不够花呢?

　　【2】

　　第一个原因，是财政供养人员太多。

　　中国历史上有一个鲜明的规律，那就是每一个王朝建立之初，官吏数量比较精简。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无不成倍增长。

　　比如唐代，初唐时厘定的京官定员只有640人。到了玄宗开元末期，京官人数达到2620人，外官人数则达到16185人。

　　宋朝草创之初，内外官员不过才5000人;到了景德年间(1004年~1007年)间，已达1万多人;而皇祐年间(1049年~1053年)，更增加到2万多人。南宋只有半壁江山，但是庆元年间(1195年~1200年)内外官员竟达4万余人。

　　明代也是这样。世宗嘉靖年间(1522年~1566年)，刘体健上疏指出，明初洪武四年(1371年)，天下文职官吏数目不过“五千四百八十员”，武职官数在国初也不过为28000员。“自宪宗五年，武职已逾八万，全文武官数盖十余万。至武宗正德年间，文官二万四千六百八十三员，武官十万。”

　　这是指官员。传统社会，官吏是分途的。也就是说，我们刚才说的数字都是“领导”，还不包括“科员”。至于科员也就是“吏员”数量，更是惊人，传统时代，吏员经常处于严重超编状态。吴思根据《虞谐志》计算，明代后期，常熟县的吏员超编二三十倍，一个县吏员合计为5900人。清代也是这样，比如清代河南山东总督衙门“经制书吏，上下两班，每班十名，共二十名。今现在办事书吏头班二班俱有百余名，是较经制十倍有余”，超编十倍。吴思在《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一书当中提到，学者、循吏刘衡在清朝道光年间任巴县知县，他说巴县吃衙役饭的约7000人，而巴县的额定衙役只有70人，也就是说，实际人数竟然是规定编制的100倍。

　　【3】

　　官僚系统为什么会不断扩张?

　　第一个原因，官僚系统的不断扩张，是皇权专制制度不断强化的结果。官僚系统是君主专制的工具，官权是皇权的延伸。传统王朝承平日久，通常会出现经济恢复发展、人口不断增加、社会生活日趋复杂的局面。皇帝应对复杂化社会的方式，从来不会是鼓励民间组织的自我管理，他们唯一的手段是“管”，“人人而疑之，事事而制之”。通过增加机构、增加人员，来把国家和社会的方方面面管起来，以防社会动荡。“科条文簿日多一日，而又设之监司，设之督抚。”规章制度越来越多，文件越来越厚，机构越来越多。“一个制度出了毛病，再定一个制度来防制它，于是有些却变成了病上加病。制度愈繁密，人才愈束缚。”

　　因此，社会的发育注定官僚系统也不断延伸膨胀。官权是皇权的代表，皇帝裁撤官吏数量，就意味着要简政放权，放松对社会的控制，这是皇帝所不愿意看到的。皇帝为了自己能更有力地控制社会，不得不依赖官僚集团，因此也就没法从根本上过度触动他们的利益。

　　第二个原因是，官僚体系的存在虽然是为皇权服务的，但是一旦出现，它本身就成为一个独立的利益集团，具有自我保护、自我繁殖的特点。官僚机构总是倾向于尽一切可能实现权力寻租，倾向于机构不断扩张，表现在官员数量上只能增不能减，既得利益只能增加不能减少，这些特点导致的结果是行政效率不断降低。比如宋代“景祐三年正月，诏御史中丞杜衍沙汰三司吏。吏疑衍建言。己亥，三司吏五百余人诣宰相第喧哗，又诣衍第诟詈，乱投瓦砾”。也就是说，当时皇帝命御史中丞杜衍负责裁减三司吏员，这些吏员怀疑这事是杜衍向皇帝建议的，十分愤怒，500多个吏员集体跑到宰相府去闹事，然后又跑到杜衍家门口破口大骂，乱扔瓦块石头，进行抗议。这一事件发生后，朝廷虽“捕后行三人，杖脊配沙门岛”，但“沙汰”之举也被迫“因罢”。再比如清代戊戌变法期间，光绪皇帝大规模减撤冗员，成为保守派官员强烈反击的起点，不几日，变法即遭失败。

　　【4】

　　财政供养人数的扩张本身其实并不太可怕，真正可怕的是随着人数的扩张，背后是腐败的加剧。如此多的人拼命挤进官僚系统，并不是为了挣那份死工资，而是为了能获得寻租的机会。

　　传统时代的社会运转机制是“权力决定一切”。传统社会生产生活的各方面，都是在权力的直接支配之下进行的。在传统社会，有了权力，就有了一切;没有权力，就失去一切。

　　然而与此同时，中国式权力又基本不受约束。中国古代传统社会历来讲究人治，因此权力运用表现出极大的任意性。各地官员则是各地的“土皇帝”，在自己的地盘上一手遮天，说一不二，独断专行。虽然中国历代王朝为了约束权力也进行了一些制度设计，但是因为相信“人性本善”，相信教化的作用，相信“有治人无治法”，所以实际上这些制度发挥的作用很小。用孟德斯鸠的话说就是：“专制政体的原则是不断在腐化，因为这个原则性质上就是腐化的东西。”

　　因此，每个王朝的中后期，腐败无不迅速发展，甚至达到无孔不入的地步。由腐败造成的民众负担加重，往往是官员俸禄的数倍、数十倍。而这种腐败通常得不到有效治理，因为在腐败导致王朝崩溃前，官僚集团是受益者，受损的只是老百姓而非政府。瞿同祖精辟地指出：“地方官员与绅商之间、群众与官吏及其从属人员之间、人民与在地绅商之间，都有着一种隐含的冲突关系。所有这些集团，都在现行体制下获得了最大的回报，唯一例外的是普通百姓。因此，尽管会有紧张(冲突)，他们却没有兴趣去改变现状。”

　　腐败使得税收大量流失，发展到极端，到了王朝后期，有可能税收最终到达中央的只有1/20，其他95%都流失在税收过程当中，也就是说被各级官吏贪污掉了。

　　【5】

　　官员人数增多、腐败蔓延，只是导致财政负担加重的一个原因，传统社会还有其他既得利益群体，比如皇族，也给民众造成了沉重的负担。

　　大明弘治五年(1492年)年底，山西巡抚杨澄筹向皇帝汇报了一个消息：居住在山西的庆成王朱钟镒又一次刷新了生育纪录，截至这一年的8月，他已生育子女共94人。

　　朱钟镒“生育冠军”的称号不久之后就被他的一位后代，也就是另一位庆成王所夺取。这位庆成王光儿子就多达100余人，以致出现了这样的尴尬场面：每次节庆家庭聚餐，同胞兄弟们见面，都要先由人介绍一番，否则彼此都不认识。这就是史书上所谓的“每会，紫玉盈坐，至不能相识”。到了正德初年，庆成王府终于弄不清自己家的人口数了。正德三年(1508年)2月，庆成王焦虑地向皇帝上奏：“本府宗支数多，各将军所生子女或冒报岁数，无凭查考，乞令各将军府查报。”就是说，如果皇帝不命令各将军府自己清查人口上报汇总，他已经弄不清他这个大家庭有多少人了。

　　庆成王一府的人口增长，仅仅是明代皇族人口爆炸的一个缩影。

　　朱元璋建国之初，分封皇族于各地，不过49人。180多年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增至19611人，增长了400倍。而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又增至8万多人。这仅仅是玉牒上列名的高级皇族数目，不包括数量更多的底层皇族。据安介生等人口史专家推算，到明朝末年，朱元璋的子孙已经繁衍到近100万人之多。明代皇族人口增长率是全国平均人口增长率的10倍。

　　为什么皇族人口增长如此之快呢?这是制度决定的。朱元璋为了让他的子孙后代们充分享受幸福，特意规定皇族不能从事任何职业。每一个皇族后代都由国家养起来。由于不能从事任何社会职业，皇族们增加收入只有一个渠道，那就是多生孩子，每多生一个孩子，国家就按等级多发放一份俸禄。所谓“宗室年生十岁即受封支禄。如生一镇国将军，即得禄千石;生十将军，即得禄万石矣。……利禄之厚如此，于是莫不广收妾媵，以图则百斯男”。俸禄如此丰厚，刺激着各地皇族拼命娶妾，拼命生孩子。

　　皇族们的俸禄都来自百姓的税收。从明代中期开始，各省的长官发现，他们全省的财政收入，已经不够供养居住在本省的皇族。比如山西省全省地方财政收入为152万石，而山西王爷们每年消耗的俸禄是312万石。河南年财政收入为84万石，而需要供应给王爷的是192万石。“借令全输，已不足供禄米之半。”因此，这些皇族的存在，对百姓来说是不折不扣的灾难。

　　我们上一章说到的河南福王的下场为什么那么惨呢?因为他给民众造成的负担太重了。福王朱常洵大婚时，万历皇帝一下子抛出30万两的巨款;朱常洵“就藩”时，万历皇帝一下子赐了上等良田4万顷。有了这样巨大的财富，朱常洵还不满足。他在洛阳与民争利，“河南官校藐法，横行于洛中”，“驾帖捕民，格杀庄佃，所在骚然”。这种凭借皇族的特权祸乱地方的情况，几乎在每一个王府都有发生，因此起义军对皇族才如此痛恨。

　　【6】

　　除了以上这几个原因，导致民众负担急剧上升的通常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皇帝的“多欲好动”。

　　秦皇汉武都是最好的例子。秦皇的事迹我们说过了，我们再来看看汉武。

　　对汉武帝的评价，一般都少不了“雄才大略”这四个字，他的一生是在一个又一个大事当中度过的，“征匈奴”“征南越”“征西南”“开漕渠”……真可谓彪炳史册，光耀千秋。

　　不过，“功业”与“代价”总是紧密相连的。汉武帝固然伟大，但是问题也不小。如果仔细分析，这些大事，有些是有必要做的，比如“征匈奴”“开漕渠”，有的是没有必要做的，比如“征南越”“征西南”，因为这些地区对帝国的安全并没有构成威胁。

　　有些必要的事，也做得有问题。汉武帝先后开凿大量河渠，这些河渠有的发挥了作用，也有很多是计划不周，盲目兴工，最后废弃了。比如他凿渠通褒水和斜水，可惜“渠成而水多湍石，不能供漕运之用”。

　　汉武帝于在位53年间，共发动战争达26次之多。其中很多次战争毫不慎重，没有必要。比如武帝后期在北方的军事行动，经常在敌情不明、准备不足的情况下，盲目劳师远征，深入绝域，带有某种赌博色彩。所以后期战争，钱基本都是白花了。因此吕思勉评价说：“……原也是做得的事。然而应当花一个钱的事，他做起来总得花到十个八个;而且绝不考察事情的先后缓急，按照财政情形次第举办。无论什么事情，总是想着就办，到钱不够了，却再想法子，所以弄得左支右绌。”

　　此外，汉武帝有很多和秦始皇一样的爱好，比如“营宫室”：他先后在长安大兴土木，建未央宫、甘泉宫、建章宫、蜚廉桂观、益延寿观、通天茎台等。大都极为豪华，极尽奢靡。“于是作建章宫，度为千门万户。前殿度高未央，其东则凤阙，高二十余丈。其西则唐中，数十里虎圈，其北治大，渐台高二十余丈，名曰泰液池，中有蓬莱、方丈、瀛洲、壶梁、象海中神山龟鱼之属，其南有玉堂、壁门、大鸟之属。乃立神明台、井干楼，度五十余丈，辇道相属焉。”他也喜欢“求神仙”和“巡幸天下”，而且出手比秦始皇更豪爽。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第一次出巡，封泰山，所过赏赐，就用去帛百余万匹，钱以“巨万”(万万)计。此外他还“笃信幽冥，有神必祭，大礼盛典，几无虚岁”。

　　纵观汉武一朝，花起钱来真是随心所欲，非常潇洒。这自然就大大加重了民众的负担。

　　综上所述，虽然很多王朝开国都宣称轻徭薄赋，但是不久都会变成沉重盘剥。

　　文：张宏杰，编：麻雀的理想，本文选自张宏杰的《简读中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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