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历史学者雷颐教授曾多次指出：

　　“从根本上说，不是革命党，而是清王朝的所作所为，断送、丧失了由上而下、由政府主导、士绅响应的社会稳定、和平转型的机会。”

　　雷颐老师说，“这是我的一个基本的、一贯的观点。”

　　按雷颐的分析，戊戌维新和清末新政这两个时期，其实都有可能实现上述和平转型。可惜这两次大好机会被晚清当局自己葬送了。

　　先说戊戌维新，这是一次典型的体制内改革运动。但是清廷却以十分“极端”“激进”的手段来对待如此温和的变革，“六君子”喋血菜市口，康、梁等被迫流亡海外……

　　当清政府连“体制内”改革者都不能容忍，把他们推向“体制外”时，社会变革的动力便又往下移，“体制外”的社会下层如留学生、会党便不可避免地成为变革-革命的主要动力。

　　而慈禧太后发动的戊戌政变，一方面给予了维新势力一记釜底抽薪般的重击，另一方面更是促进了革命力量的产生和壮大。

　　再说清末新政。这是清廷通过体制内改革实现君主立宪的第二个机会，其实也是最后一次机会。

　　而当清廷意识到必须深化改革时，形势已然发生剧变。尤其是经历了庚子流血的惨剧，清廷的统治合法性开始遭遇普遍的质疑。由一个合法性遭到严重质疑的政府来领导一个必然会涉及对社会各阶层利益进行调整和再分配的改革，的确有些勉为其难。

　　问题是，清政府对此似乎并无察觉，对那些亟待推出的足以缓和各种尖锐矛盾的“新政”措施一拖再拖，迟迟不肯出台，而那些仅仅局限于行政方面的改革措施，却对缓和日益白热化的社会矛盾早已无济于事。

　　人们开始明确提出“立宪”的要求。到1904年，连不少重臣都半公开地出面主张“开国会”，提出“仿英、德、日本之制，定为立宪政体之国”。1906年9月1日，清廷终于发布了仿行立宪的上谕，宣布进入预备立宪阶段。

　　虽然是迟来的顺应民意之举，但各界的反应依然十分正面，可谓万众欢腾，一些大城市甚至张灯结彩，敲锣打鼓。学生、市民、绅商集会、游行、演讲表示庆贺。

　　有人自发撰写《欢迎立宪歌》，表达其对朝廷的热爱尊崇和对必然带来暴力的革命的反对：“大清立宪，大皇帝万岁万万岁!光绪三十二年秋，欢声动地球……和平改革都无苦，立宪在君主……纷纷革命颈流血，无非蛮动力。一人坐定大风潮，立宪及今朝。”

　　然而，清廷并不珍视此时对它来说极其珍贵的民情民意，在预备立宪期间，总以条件不具备为由一再拖延，连温和的立宪派也终于认识到“政府宁肯与人民一尺之空文，不肯与人民一寸之实事”，于是号召“人民与之争者，宜与争实事，而不与争空文”。

　　从1907年起，立宪派就一次次发起和平请愿，要求尽快开国会。而地方士绅和商界首领对“开国会”的要求更甚。从1910年1月起到11月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以地方士绅为主的“立宪派”发动了四次大规模的国会请愿运动，声势浩大，遍及全国。

　　尽管“开国会”的呼声越来越响，一浪高过一浪，清廷却毫不妥协，拒开国会，拒不立宪，同时采取越来越激烈的手段镇压立宪运动。朝廷以越来越激烈的手段对待立宪派时，结果却事与愿违，许多温和的立宪派反倒越来越倒向革命党……

　　反对革命的梁启超，于1907年初在《新民丛报》发表《现政府与革命党》一文，指出“革命党者，以扑灭现政府为目的者也。而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场也。”可谓一语中的。

　　可以说，真正动摇大清“国本”，最终引爆辛亥革命的，不是立宪派，也不是革命党，恰恰是清廷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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