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于《时代教育(先锋国家历史)》2007年第19期，原题为《世界首富伍秉鉴的末路人生》

　　事实上，伍秉鉴这样的官商，在皇帝和百官眼中还是可随意盘剥的商人。每当国家发生灾难、战事，皇帝和权贵们搞个红白喜事，或者地方官要向上级讨个好，十三行的商人们就必须“主动报效”或“捐输”。台湾学者陈国栋根据官方档案统计：1773年到1835年，十三行总共捐献了五百零八万五千两，而这仅仅是见诸史册的记录罢了。

　　2001年，美国《华尔街日报》统计了1000年来世界上最富有的50人，其中有6名中国人，他们分别是成吉思汗、忽必烈、刘瑾、和坤、伍秉鉴和宋子文。相对其他五个，伍秉鉴则是惟一一个凭借商业贸易成为世界首富的中国人。

　　1839年3月10日是中国农历的正月二十五，传统的新年刚过去，珠江南岸溪峡街的伍氏花园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这是一座可与《红楼梦》中的大观园媲美的园林建筑，中央的大厅可摆筵席数十桌，能容纳上千个和尚诵经礼佛，后花园还有水路直通珠江。寂静的花园中，一位老人正在小憩。他就是广东十三行首领伍秉鉴。

　　这一年，他70岁，正是普通人儿孙满堂颐养天年的时候。但是，从今天开始，他注定不能安享晚年。

　　1839·禁烟前夕

　　这一天，钦差大臣林则徐抵达广州。广州城万人空巷，争睹钦差大臣的风采。伍秉鉴的五儿子伍绍荣是现任的怡和行老板和十三行总商，当他把这个消息告诉父亲的时候，早有准备的伍秉鉴突然变得不安起来。

　　十三行并不是一个单纯的贸易团体，它还肩负着海关的责任。如今广州鸦片走私猖獗，作为十三行的领袖，伍秉鉴父子自然脱不了干系。

　　凭着在官场的特殊关系，伍秉鉴早已获知林则徐来广州的消息，也明白林则徐所为何来。因此，他提早就安排儿子伍绍荣警告那些外国商人，不要往刀尖上撞。

　　但是，那些夹带鸦片的外商并不听从伍秉鉴的劝告。以他们对中国官场的了解，林则徐也会像其他官吏一样雷声大雨点小，走走过场，刮阵风就回京复命了。而他们多年来与中国鸦片贩子的良好合作加上与广州地方官吏的“亲密关系”，更加强了他们的判断。他们抱着侥幸的心理，既不返航，也不销毁鸦片，而是把装有鸦片的趸船开到大屿山南部藏了起来。

　　事情很快传到了林则徐的耳朵里，并成了伍秉鉴勾结烟商的罪证之一。

　　这一夜，伍秉鉴难以入睡。而此刻，林则徐也没有睡意，他正忙着起草第二天的告示。

　　次日，两张告示出现在林则徐的辕门外。《收呈示稿》宣告钦差大臣此行目的是查办海口事件。《关防示稿》则申明：钦差及随身办事人员一律在公馆内用餐，不须地方供应;买东西一律照市价付钱，不准赊欠;钦差出门坐轿，不许地方官员派人伺候;如果发现借侍候钦差的名义“扰累”百姓，“即与严办”。

　　这两张告示让江对面的伍秉鉴加重了自己的忧虑。他看得出来，林则徐的信心和决心都来自紫禁城里的道光皇帝，大清王朝已经下定了禁止鸦片的决心。洋商的侥幸心理和大清朝彻底禁烟的决心，伍秉鉴都难以改变，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而此时，如临大敌的却不仅仅是伍秉鉴。

　　十三行的宝顺洋行里，英国商人颠地的心里也忐忑不安。他是英国最大的鸦片贩子，在中国臭名昭著。1836年清朝大臣许球曾上奏道光帝要求查拿，后来邓廷桢、骆秉章奏折中也都指出他实为奸夷之“渠魁”。前几次，他通过贿赂广州地方官员逃脱了制裁。但是，林则徐来了，他还会那样幸运么?

　　林则徐的确是一位干练的钦差大臣，在来广州之前他已经派人调查鸦片走私的情况。到广州的第二天便召集邓廷桢、恰良、关天培、豫堃等地方要员商议禁烟，并安排人手认真询查外国鸦片贩子的活动踪迹。

　　经过几天的调查研究，林则徐制定了“双管齐下”的策略。一方面查封烟馆，禁止买卖鸦片，严惩不法商人，从源头上截断鸦片的流通;另一方面，严禁吸食鸦片，设立戒烟所，强制戒烟。而要彻底堵住鸦片的源头就必须拿外国烟商开刀。但是，又该怎么和洋人交涉呢?林则徐首先想到了广州十三行。

　　夹缝中的十三行

　　十三行商馆集中在广州城郊西南角，紧靠珠江，那里是一个繁忙的水码头。1686年，广东政府招募了13家较有实力的行商，指定他们与洋船上的外商做生意并代海关征缴关税。1757年，清朝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仅保留广州一地作为对外通商港口，而十三行则是当时中国唯一合法的外贸渠道。

　　对外贸易的垄断地位，加上行商的努力经营，十三行得以迅速繁荣起来。清政府从十三行处每年获得的海关收入由起初的几十万两上升到上百万两，十三行逐渐被称为“天子南库”。因此也造就了一批世界级的大富商，其中就包括当时的世界首富伍秉鉴。

　　在外国人眼里，伍秉鉴就是财富的化身，他的商名“浩官”也成了发财致富的同义词，以至于美国波士顿的一艘商船也以冠上了“浩官号”的名称而自豪。他曾经亲手撕毁一位美国商人欠他7.2万两白银的借据，也曾经给他美国的义子约翰·福布斯(此人日后成为美国著名的铁路大王)50万银元，帮助他创立了旗昌洋行，慷慨之举在外商中广为流传。他的投资遍及美国、欧洲、印度和新加坡，被西方学者赞誉为“天下第一大富翁”。

　　但是，在中国的传统社会里，社会地位和财富并不完全一致，“士农工商”的排序中商人是最低贱的。这些通过垄断贸易而致富的十三行商人都纷纷向政府捐款以换取毫无权利的官衔。伍秉鉴也曾经花费巨资换来了一顶三品顶戴，摇身一变成了朝廷命官。

　　不过，行商们虽一个个腰缠万贯，也顶着三品、四品的顶戴花翎，行事却并不张扬。外国商人眼中的世界首富伍秉鉴，“天生有懦弱的性格”;甚至“一辈子只开过一次玩笑”。他的节俭深受美国商人的称道。而那红色的顶戴，从不在公众场合戴出来炫耀，只是在自己生日的时候偶尔戴一下。

　　事实上，伍秉鉴这样的官商，在皇帝和百官眼中还是可随意盘剥的商人。每当国家发生灾难、战事，皇帝和权贵们搞个红白喜事，或者地方官要向上级讨个好，十三行的商人们就必须“主动报效”或“捐输”。台湾学者陈国栋根据官方档案统计：1773年到1835年，十三行总共捐献了五百零八万五千两，而这仅仅是见诸史册的记录罢了。

　　无休止的摊派和募捐还不是行商们最难忍受的事情。清政府为了保证天朝大国的尊严，要求十三行不得对外商欠，一旦发生，所有行商负连带责任，其债务由其他行商负责清偿。此外，清政府还规定任何外商都必须由十三行中最富有的商家作担保，一旦外商拖欠清政府税款，则由行商负连带责任。这就形成了十三行的“保商制度”。

　　十三行不仅仅受到政府和官吏的盘剥，他们还必须看那些外国大商人的脸色。伍氏家族如果没有和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密切关系，就不可能获得最大的贸易份额，也成不了世界首富。而那些小的行商们，在官吏的盘剥之后，经常缺少周转的现金，这个时候就只能向外商们借款才能勉强维持。

　　在这种情形下，十三行的行商们无时无刻不处在风险之中。台湾学者陈国栋评价说：“对绝大多数行商而言，破产根本是必然的，早在他们一当行商的时候就已注定了。”

　　行商们无不渴望挣脱这个牢笼。十三行之同文行行商潘正亨甚至决绝地说：“宁为一只狗，不为行商首。”

　　伍秉鉴也多次申请退休，却都得不到官府的许可。1826年，他以50万两的代价(《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将怡和行行务交与第四子伍元华掌管，但政府仍然要他为所有行商作担保。他甚至表示愿意把百分之八十的财产捐给政府，只求政府允许他结束怡和行，安享他剩余百分之二十的财产，仍然未被允许。因此，直到1839年，他仍然是怡和行的真正掌管者和十三行的领袖。

　　1839·禁烟运动

　　3月18日，伍秉鉴的儿子伍绍荣和其他行商接到林则徐的传唤。林则徐不等行商们作任何辩白，就指责他们“混行出结，皆谓来船并无夹带，岂非梦呓?若谓所带鸦片，甲卸在伶仃洋之趸船，而该商所保其无夹带者，系指进口之船而言，是则掩耳盗铃，预存推卸地步，其居心更不可问。”同时责令他们传谕外商缴烟具结，“限三日内，取结禀复”，并密派兵丁在商馆周围“暗设防维”，以监视外国鸦片贩子。

　　按林则徐的说法，伍家和十三行对鸦片走私没有尽到督察与阻止的责任，顶多也就是一个“渎职罪”。但是，后世往往给他们打上“勾结洋商，走私鸦片”的奸商印记。

　　伍秉鉴一家，到底有没有走私鸦片呢?

　　从史料上看，伍家的怡和行向来做的是正经生意，茶叶贸易是伍家最主要的业务。

　　但是，一些伍家担保的外国商人为了谋取暴利，往往夹带鸦片，在伶仃洋外与不法商贩进行鸦片贸易。这其中就包括最大的鸦片贩子英国人颠地，也包括伍秉鉴的干儿子美国旗昌洋行老板约翰·福布斯。

　　按照当时的“保商制度”，外商走私鸦片一旦查实，为其担保的行商连同整个十三行都要承担责任。1817年，一艘由怡和行担保的美国商船私运鸦片被官府查获，伍秉鉴被迫交出罚银16万两，其他行商被罚5000两，罚金相当于鸦片价值的50倍。

　　因此，尽管鸦片走私可以获取暴利，十三行行商们却都对其避之不及。《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记载，“没有一位广州行商是与鸦片有关，他们无论用什么方式，都不愿意做这件事”。美国商人亨特在他的著作中这样写道：“没有一个行商愿意去干这种买卖。”

　　听完林则徐的训斥，伍绍荣匆匆赶到洋行向外商宣布了林则徐要求各国外商呈缴烟土的谕令，要求来华外商必须声明：“嗣后来船，永不敢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

　　一方是朝廷官府，一方是多年来贸易往来的生意伙伴，两边都得罪不起。但是，伍秉鉴更清楚，事情闹大了对谁都没有好处。一旦停止对外贸易，伍家和十三行都会遭受难以想象的损失。因此，他必须尽自己的全力化解这次危机。

　　但是，这几天伍家和洋商的交涉颇不顺利，双方始终不肯做出让步。眼看官府的限期已到，伍秉鉴不得不承诺以自己的财产来赔偿外商损失，希望换来外商与政府的合作。即使如此，也只有那些夹带鸦片较少的外商表示愿意交出鸦片，而最大的烟商英国人颠地则顽固地拒绝合作。

　　颠地的宝顺洋行和伍家的怡和行有着十分亲密的关系。颠地的态度完全出乎伍秉鉴的意料，这让他想起了五年前的“律劳卑事件”。

　　事实上，英国人对中国的朝贡制度早已不满。他们也多次试图通过谈判和中国建立平等的外交和贸易关系，却都以失败告终。

　　1834年，英国驻华商务监督律劳卑向两广总督卢坤发了一封公函。他并不知道中国政府严禁官员和外国人直接交往的命令。卢坤认为这封公函是对其一品大员身份的侮辱，断然拒绝了律劳卑的请求，命令他立刻返回澳门。律劳卑拒不返澳，卢坤便中断了贸易，同时命令封闭商馆，断绝供应。律劳卑不甘示弱，指挥两艘军舰一直打入珠江，同时派军舰去印度搬兵。与此同时，卢坤封锁了珠江，集合六十八只战船，并经道光帝敕准用武力对付。律劳卑因患疟疾身体虚弱，却顶住封锁达十七日之久。直到他失去本国商人的支持时，才不得不放弃，黯然回到澳门。

　　“律劳卑事件”使清朝官员(也包括林则徐)相信，只要大胆地封锁商馆，这些外国人就是瓮中之鳖，即使不打，就是饿也能把他们饿死。而另一方面，它也使英国人认识到，不通过战争就无法使清朝的贸易制度发生改变。

　　伍秉鉴敏锐地嗅到了硝烟的气息。但是，他更明白没有清政府的贸易政策，十三行就无以为继。同样，失去外商的支持，伍家的商业帝国顷刻之间就会轰然倒地。此刻，他和十三行唯一正确的选择是化解矛盾，阻止战争。

　　三天后，伍绍荣将外商上缴的1037箱鸦片交给林则徐，希望能就此结案。但是，事先做过调查的林则徐大为恼火。这时候，他从广州知府、南海、番禺知县送来的报告中，得知“咪唎坚(美利坚)国夷人，多愿缴烟，被港脚夷人颠地阻挠，因颠地所带烟土最多，意图免缴”。于是，林则徐立即发表声明“本大臣奉命来此查办鸦片，法在必行”，颠地“诚为首恶，断难姑容”。随即下令传讯颠地，“听候审办”。

　　当天下午，颠地接到传讯谕令后，竟然提出要林则徐颁发亲笔护照担保他能24小时内回来作为条件。

　　盛怒之下的林则徐认定这1037箱鸦片，分明是十三行行商与英商串通一气欺骗官府。他认为有必要给伍秉鉴一点颜色看看。

　　3月23日，林则徐派人锁拿伍绍荣等到钦差大臣行辕审讯，伍家再次妥协，表示愿以家资报效。但是，林则徐断然拒绝说：“本大臣不要钱，要你的脑袋尔!”下令将伍绍荣革去职衔，逮捕入狱。

　　同一天，林则徐将伍秉鉴和另一行商茂官潘正炜摘去顶戴，套上锁链，押往宝顺洋馆，催促颠地进城接受传讯，并扬言如果颠地拒绝前往，就会将伍秉鉴和潘正炜处死。然而，颠地全然不顾这两位老朋友的生死，依然拒绝前往。

　　虽然林则徐没有处死伍秉鉴，但是，经过此番折腾，伍秉鉴颜面尽失，斯文扫地。他花巨资捐来的三品顶戴并没有给他带来权势，甚至不能保护自己的财产和尊严。而他以身家性命担保的英商在他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毫不犹豫地抛弃了他。

　　林则徐释放伍绍荣后，限令他督促外商缴出全部鸦片，三日内取结禀复。伍家再一次与颠地协商，劝其交出鸦片，平息争端。但是，颠地的态度却因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的到来变得更加强硬起来。

　　3月24日，义律从澳门赶到广州，他不仅纵令颠地逃跑，还唆使英国鸦片商贩们拒不缴烟。义律此行的真实目的不是调解纠纷，他正在努力扩大事态直到挑起战争。

　　面对英国人的顽抗，林则徐对伍秉鉴及十三行深感失望，决定不再通过他们与外商交涉，而是效仿卢坤，直接封锁商馆，断绝粮、水等供应。

　　在外国商馆中，有不少商人与鸦片贸易无关。如果闹出人命必然会引发战争，出于人道，更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伍秉鉴让儿子偷偷给外国人送去食品和饮用水。而这件事，后来也成了伍家是汉奸的罪证之一。

　　3月28日，还没有做好战争准备的义律，知道对抗下去也不会有好结果，不得不将鸦片悉数交出。

　　1839年6月3日，林则徐主持了震惊世界的虎门销烟。此时，颠地和义律写给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的密函正在去往大不列颠的路上，一场针对中国的战争正在酝酿。

　　1840·鸦片战争·捐资助国

　　1840年6月，英国远征军封锁珠江口，鸦片战争爆发。据一位美国商人的记录，伍秉鉴当时“被吓得瘫倒在地”。他争取和平解决鸦片问题的努力彻底失败了。伍秉鉴别无选择，他只能倾其所有，希望中国能赢得胜利。

　　伍秉鉴清楚地知道，英国发动这场战争的根源，正是不满十三行垄断贸易，希望直接与中国通商。从本质上，这场战争是对中国政府朝贡贸易制度的挑战，也是对十三行利益的颠覆。一旦英国获胜，毫无疑问，十三行的独特地位将被迫丧失。

　　伍家，甚至其他行商，都为这场战争贡献了巨额的财富。

　　当鸦片战争正式爆发，英国军舰到达广东虎门外时，面对坚固的横档屿防御工程，竟无计可施。而该工程正是两年前伍家等行商自愿捐资10万两白银建设的。长期作为清政府“天子南库”的十三行，在鸦片战争中理所当然地继续为国家源源不断输血。

　　战争甫一开始，伍秉鉴和十三行的行商们等就积极募捐，出资修建堡垒、建造战船、制作大炮。作为商人的伍秉鉴对此也有所抱怨，在写给一位美国商人的信中，他说他们承受巨大负担，而这“对我这把可怜的老骨头来说实在是有些沉重”。

　　纵然如此，清朝政府仍全线溃败。奇怪的是，英军并没有攻入广州城。

　　这当然不是因为广州城固若金汤。实际上，1841年5月，当清政府妥协撤防，英军长驱直入兵临城下时，奕山统领的清军部队无力亦无心抵抗，于是想出了一条计策——令行商前往调停。

　　广州城外，奉命行事的伍绍荣与英军首领义律展开了讨价还价——事实上，伍绍荣们并没有讨价还价的本钱。这有可能是伍家最无奈的一次生意。最终，双方签订《广州和约》，按协议，清军退出广州城外60里，并于一个星期内交出600万元赔款;英军则退至虎门炮台以外。

　　以600万元巨额赔款，换来广州城的苟且之安，自然是悲哀。而这巨款，有三分之一由十三行商人出资，其中伍秉鉴所出最多，计110万元。

　　赔款赎城，行商们的牺牲，换来守城将军奕山的功勋。他在向清廷报告战况时隐瞒了乞降讲和的真相，只奏“外洋事务已经安定”，道光皇帝欣喜不已，称赞奕山办事得力。

　　遗憾的是，这次赎城之举没有给伍秉鉴们带来荣誉和感激，而是更多的非议。

　　从战争一开始，跟洋人做生意打交道的行商，就被国人蒙上了“汉奸”的阴影。不管他们捐献多少银两，也抹不去这个影子。而不战而降的赎城之举，当然不符合热血爱国者的意愿，这个耻辱，理所当然地被记在直接参与和谈的伍家和其他行商头上。

　　清政府战败后，随即与英国进入谈判阶段。在朝廷有关人员的举荐下，伍秉鉴之子伍绍荣因长期与英人打交道富有经验，被召前往南京作为中方代表与英方谈判。伍绍荣接到命令后即刻北上。但就在他赶赴南京的途中，被吓破了胆的耆英代表清政府匆匆签下了极不平等的《南京条约》。

　　假设是由伍绍荣代表中方与英方谈判，历史会改写吗?结论或未可知。不过，伍家这次最有可能改写中国历史的机会，就这么错过了。

　　1842年，鸦片战争以中国战败结束。战败的恶果，还得由伍秉鉴和他的行商们承担。

　　《南京条约》第四至第七条规定，中国赔偿英国2100万银元，相当于1470万两白银，而此时清政府国库存银仅不到700万两，广东十三行首当其冲地成为清政府的榨取对象。这次赔款，伍家被勒缴100万元，行商公所认缴134万元，其他行商摊派66万元。

　　另外，正如伍秉鉴一开始所担心的那样，英国借机推翻了行商制度。《南京条约》规定，广州行商不得垄断贸易，开放五口对外通商，十三行的外贸特权不复存在。

　　1843·一代首富病逝

　　十三行无疑是鸦片战争中主要的受害者，作为十三行之首的伍家，更遭受了巨大损失。据伍秉鉴自己估算，在战争中，伍家损失了不下200万两白银。但这笔数字，对于这位号称拥有2600万两的世界首富来说，并不至于伤筋动骨。况且，深谋远虑的伍秉鉴早把生意拓展到了海外，行商生意已不是伍家唯一的生命线。

　　然而，此时的伍秉鉴，却是心灰意冷。

　　1842年12月23日，他写信给在马萨诸塞州的美国友人J·P·Cushing说，若不是年纪太大，经不起飘扬过海的折腾，他实在十分想移居美国，通篇怆然难禁之情。“看来鼎鼎大名的伍浩官(伍秉鉴)不但对洋行的工作失望了，对整个中国的社会制度也失望了。”陈国栋在《东亚海域一千年》写道。

　　1843年9月，风烛残年的一代世界首富伍秉鉴，在内忧外患、谤颂不一中，于庞大宏伟的伍氏花园里，溘然长逝，终年74岁。

　　岭南名士谭莹所撰的墓碑文说：“庭榜玉诏，帝称忠义之家;臣本布衣，身系兴亡之局。”以一介布衣之身，欲担国家兴亡之责，虽为世界首富而不能也，这正是伍秉鉴的悲剧性命运。

　　十三年后，又一次鸦片战争使广州十三行成为中外交锋的战场。同年12月15日深夜，具有170年历史的商馆在炮火中化为灰烬，十三行作为一个整体，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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