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7月6日，吴宓先生在东南大学写信给哈佛大学的业师白璧德教授：“自从我回国后两年，中国的形势每况愈下。国家正面临一场极为严峻的政治危机，内外交困，对此我无能为力，只是想到国人已经如此堕落了，由历史和传统美德赋予我们的民族品性，在今天国人身上已经荡然无存，我只能感到悲痛……我们必须为创造一个更好的中国而努力，如不成功，那么自1890年以来的中国历史将以其民族衰败的教训，在世界历史上留下最富启示和耐人寻味的篇章。”

　　在他写信前的这段时间，中国内外交困，危机重重。5月1日，天安门举行的五一国民大会主张推倒张绍曾内阁。5月4日，北京学生借“五四”纪念日再起驱逐教育总长彭允彝运动。5月5日，土匪孙美瑶在山东临城劫了一辆北上的列车，三百多中外旅客成为人质。6月6日，张内阁与黎元洪的总统府因权限之争，全体辞职。自6月7日起，在曹锟的唆使下，北京军警借口内阁已辞，饷项无人负责，开始向总统府索饷。9日北京警察全体罢岗，驻外各使联合通电，政府再不给费，将于7月1日一齐下旗回国。10日，北京警察仍在索饷，而且有人雇公民团驱黎出京。13日，黎元洪被迫离开北京，政局大变。其间，各地土匪猖獗，6月14日湖北应城土匪绑架男女百余人，7月5日，广东广九铁路上土匪劫持了七十多乘客……

　　吴宓留学归来，面对纷乱无序的时局产生强烈的无能为力感，他不同意胡适或陈独秀选择的路径，认为选择那些激进主义，会忽视民族传统，把民族带上一条不可预测的“毁灭”之路。多年的留学生涯并没有使他成为西方价值的膜拜者，虽然他的新人文主义理想也来自老师白璧德。他向往“由历史和传统美德赋予我们的民族品性”，渴望从“中国民众的思想和道德品性”着手，让中国摆脱精神与物质的双重危机。白璧德在哈佛对他的熏陶，赋予他文化保守主义的气质，他之办《学衡》，就是一种具体而微的努力。

　　中国当时首先缺少的是政治秩序，而更令他感到悲痛的是文化秩序、道德秩序的丧失。这在他1925年12月30日写给庄士敦的信中说得很清楚：“当前问题及令人失望的现象，根源和缘由不仅仅是学生们不守法，而是我们人民一种普遍的道德衰退。20世纪的中国，与以前真正的中国全然不同。”他的这一判断是否合乎实情，诚然还可商榷。但我们由此可以看到，他所关切的不是权力的纷争、政治秩序的重整，而是国人在道德品性上的堕落，他试图在文化上做补救的工作。这是他选定的书生报国之路。

　　后来，他再次给白璧德教授写信说：“请原谅我对您再次讲述我们正生活在中国历史上衰亡的危机中。中国已腐败到极点，但个人的失望和不幸相对于国家的灾难与普遍的黑暗而言微不足道。”

　　1894年出生的吴宓，在他的人生经验中，1923年前后耳闻目睹的已是腐败的极点，毕竟他尚无机会见识更深、更广的腐败。在未来的岁月里，他也很少如此明白表达内心的失望与悲痛，但他一生的关怀大致上可以概括在这些自白中。他的思考和研究，他坚持编了十二年的《学衡》，他为《大公报》主编的《文艺副刊》，以及他在清华、西南联大课堂上长期讲述的课程，都可以看作是他对自己这种悲痛的回应。他始终相信，“除非中国民众的思想和道德品性完全改革(通过奇迹或巨大努力)，否则未来之中国无论在政治上抑或是经济上都无望重获新生”。这一思路他一直没有放弃，1937年春天，他给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写信，申请去欧洲旅行和研究一年，申述此行重要目的，就是认真研究道德哲学，考察研究欧洲的人民和生活，特别是他们个人及公共生活中的行为准则和动机，为写作《文学与人生》做准备，“它将体现历史和传统的智慧，但却富有创造性地运用于当代实际生活的现实及环境”。几个月后，抗战爆发，欧洲之行成了泡影，但他的“文学与人生”课曾吸引许多西南联大的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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