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说第一条。应该如何理解汪东兴所说“现在想来，那时的形势是极其危险的，但毛主席并没有把他知道的危急情况全部告诉我，他老人家没有作声，他沉着地待机而动”?
笔者以为，毛泽东南巡时的心态类似于1966年“文革”发动前去南方时，并且有过之而无不及。
1966年“文革”发动前，毛泽东对当时党和国家的政治形势作出严重错误的估计，认为党内有了资产阶级司令部，可能发动政变。于是，林彪迎合毛泽东这种错误估计，作了“五五一八”讲话，大讲历史上的宫廷政变。与此同时，在北京采取了成立首都工作组，增调卫戍部队等防政变的措施。事实证明，当时毛泽东所认定的“敌人”，无论是刘少奇，还是彭真，没有一个是反毛的，更没有一个想到要搞政变。
毛泽东这种对政治形势的错误估计，导致发动“文革”这一场史无前例的内乱。而在“文革”中迅速崛起的林彪家中的人际关系又十分诡异。比如母亲叶群几次三番将女儿林立衡逼入自杀的境地;再如儿子林立果偷录母亲叶群同黄永胜调情的电话，并称母亲为“婊子”等等。“文革”的大气候，加上林彪家族的小气候，使林立果的小舰队得以产生。
1966年3月1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去年九、十月份，我在中央工作会议结束时，专门讲了北京有人要造反，你们怎么办?也不要紧，造反就造嘛，整个解放军会跟上造反吗?”(《毛泽东传1949—1976》第140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版)
5年半后，1971年八九月间，毛泽东南巡时说：“我就不相信我们军队会造反。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够指挥解放军造反!”(《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24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版)
毛泽东前后这两次讲话虽然隔了5年半，但含义差不多，都是在强调有解放军，不怕有人造反;但防的对象大异其趣。1966年，毛泽东防的对象是刘少奇、彭真;林彪则是他的坚定支持者。5年半后，他直指黄永胜，黄永胜后面就是林彪。林彪已经成为毛泽东防政变的主要对象。
林彪在“五一八”讲话中说：“最近有许多鬼事鬼现象，要引起注意，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要搞资本主义复辟。”毛泽东在南巡期间，就碰到一些蹊跷的怪事，而这些怪事恰恰与作上述讲话的林彪有关。9月2日，江西革委会主任程世清向毛泽东反映：第一，庐山会议期间，吴法宪曾带程去见叶群。程发现叶群对黄、吴、李、邱搞得很紧，好像抓住了他们什么把柄。第二，1970年，林彪派专机将一辆苏制水陆两用坦克运到南昌，让江西仿制一辆，说是为他和叶群在北戴河游泳用。制成后，又来专机将原车和复制的车都运走了。第三，1971年7月，周宇驰驾驶云雀直升机到南昌，要见程世清。空八军李登云将周带到程开会处，见了一面。据后来李说，周驾机离开南昌后又飞到庐山、井冈山，再飞广东。周独自一人驾机到处飞，很不正常。第四，林豆豆曾两次到程家采访。在同程的夫人交谈时，流露了对叶群的不满，并说她家里情况很复杂，要程不要涉及她家里的事，说弄不好会杀头的。程向毛说：“我怀疑林彪可能要乘水陆两用坦克从北戴河向南朝鲜逃跑，也可能坐飞机往香港跑。”毛听后嘱咐程，这些问题只能跟周总理讲，对其他人都不能讲。9月3日，毛泽东的专列到达杭州，停放在笕桥机场附近的一条铁路支线上。据汪东兴回忆：“9月8日晚上，毛主席在杭州又得到新的信息。杭州有一位好同志派人暗示毛主席说：杭州有人在装备飞机;还有人指责毛主席的专列停在杭州笕桥机场支线‘碍事’，妨碍他们走路。这种情况过去是从来没有的。一些多次接待过毛主席的工作人员，在看望他老人家时也反映了一些可疑的情况。毛主席根据前后所了解和掌握的一些情况，感到要防止林彪一伙人的不测行为……”(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第187页)
毛泽东此时在防止林彪带领黄、吴、李、邱搞政变，这就是汪东兴所说“形势是极其危险的”。而林立果、周宇驰之流在毛泽东眼里只不过是林彪的爪牙。他根本不知道还有林立果小舰队，对其活动更不可能了如指掌。
后来，经过多年调查，没有发现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参与政变的任何证据。但是，有充分证据说明，为督促尽快谋害毛泽东而向小舰队抽鞭子的叶群正是林立果的后台。林彪表现尽管经常如老僧入定，却难逃叶群和林立果的干系。林彪决定出走前，听了林立果的报告，已经知道林立果企图谋害毛泽东，并在动员鲁珉、王飞、江腾蛟、关光烈等动手时遭到婉拒。此时，这几个人中只要有一个去自首就会东窗事发。到那时，说过谁反对毛主席就“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的林彪将如何面对?正是林立果的刺杀行动失败促使林彪匆忙决定，三十六计走为上，“九一三”事件就此发生。这是出乎毛泽东、林彪预料的事件。毛泽东没有料到林彪会跑;林彪也没有料到他会摔死在温都尔汗。历史就通过这一系列离奇、诡异的偶然因素显现出必然趋势：中国即将摆脱“文革”的噩梦，走向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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