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贾晋京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助理兼宏观研究部主任，来源：文化纵横(ID：whzh_21bcr)，本文原载《天涯》杂志，原标题为“朝鲜战争之后：全球格局变化与中国的崛起”。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位参考。

　　抗美援朝战争被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国之战。此战虽已硝烟散去七十年，但其对中国国运和国际格局的影响之深，在今天的世界体系中仍有印迹。人们通常强调其政治和军事意义，但对其在经济层面长远而深刻的影响关注较少。贾晋京先生指出：

　　一方面，朝鲜战争是中国以一个现代国家身份应对现代世界挑战的重大历史事件。它是对二战后两极格局的首次重大修正，确立了中国的大国地位，在两大阵营对抗之外，为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南北关系的出现拉开了序幕。

　　另一方面，朝鲜战争还动摇了布雷顿森林体系，重塑了全球经济版图。受战争军费筹措问题的冲击，美国财政部与美联储矛盾激化，双方后达成《财政部—联储协定》，规定美联储在货币政策上获得独立地位，而这意味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核心规则——35美元等于1盎司黄金的固定比价必将无法持续，从而为日后这一体系的瓦解埋下伏笔。再者，由于战争导致美国出口走低、进口走高，欧洲和日本制造业获得了发展机遇，此后美国制造与欧日制造此消彼长，一个由美国负责“印钞”与金融运作、欧日负责制造业的世界经济体系逐步定型。而中国基于这一战的军事成果，也获得了和平环境，逐步建成了自身的工业体系;美国战后对中国的封锁禁运，又客观上导致中国国内形成一个低价格体系“池子”。工业体系和低价格优势，最终又构成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产业发展的关键条件。

　　人们的注意力大多集中在对朝鲜战争历史过程的回顾，而对其长期影响关注不足。即便关注其影响, 也大多关注其对中国国家安全与国际关系的影响，而较少研究其对中国经济的长期意义。至于分析这场战争对美国带来何种长期后果，这种后果又如何改变全球格局，则少之又少。

　　实际上，可以并不夸张地说，朝鲜战争的影响范围不但涉及政治、军事、外交，更通过影响美国金融体系进而改变世界经济格局，甚至后来发生的全球金融危机也与之有不可忽略的关联。

　　没有朝鲜战争，很可能就没有三十年后中国经济起飞的国内和国际条件，也就没有今天中国在世界上与美国被并列为“G2”的经济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崛起不应该被看作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年的事件，而是应该看作朝鲜战争以来七十年一以贯之的过程。这个过程今天实际上依然在继续，并可能在更大的程度上塑造未来。

　　▍中国作为现代国家的成型

　　朝鲜战争之前的中国并非现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传统国家与现代主权国家的区别可以理解为：现代主权国家在属地意义上能够明确其边界线，并在边界线范围内只有唯一主权;在属人意义上能够明确居民的国籍，并拥有对国民的最高司法权，而传统国家则不具有这两种属性。

　　朝鲜战争的最直接后果是中朝边界的确立。历史上，朝鲜半岛曾经是中国的藩属，在朝鲜李朝和中国明清两朝，作为传统国家的双方在交界地区的属地和属人管理上，存在“波形叠加”情况。朝鲜战争后，中朝边界的确立才具有了现代主权国家框架的意义，中国能够在清晰的边界范围内确立唯一领土主权，并确定领土内居民的国籍。

　　朝鲜战争的另一大直接后果是中朝边界线外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而非大韩民国，这种区别甚至具有决定中国发展路径的根本意义。从地理上说，朝鲜半岛可以构成一块外来入侵力量进入中国的跳板。如果没有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存在的话，中国海防前沿线就只能在山东烟台到辽宁旅顺一线，这样辽东半岛东侧从鸭绿江入海口到大连金州的海岸线完全暴露于美军炮口之下，三八线以北的黄海海域也会完全落入美军控制中。以朝鲜战争为发端，中国的陆上和海上边界逐步开始成型，中国第一次具有了现代主权国家的基本要素。

　　新中国成立初期，大部分工业基础集中在东北地区，尤以长春—沈阳—大连一带密集。如果没有朝鲜战争的胜利，就没有东北地区的安全保障。而没有东北地区的安全保障，就没有朝鲜战争后中国工业体系的大规模发展。

　　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定》签订后，东北地区安全的外在威胁解除，“一五”计划有了全面展开的条件，以东北地区由前苏联援建的156个工业项目 (实际完成146个) 为核心，中国开始逐步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工业体系。正是这个工业体系的存在，使中国成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之后欧美制造业大规模向外转移的首选目的地，造就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的中国经济起飞。而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之后欧美制造业大规模向往转移的原因，也是与朝鲜战争的后果密不可分的。

　　▍从两霸超强格局到中国大国地位的确立

　　二战后形成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主导国际秩序的两霸超强格局，但朝鲜战争的结果却造成中国逐步崛起为美苏阵营之外的另一大国，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雅尔塔体系的历史轨迹。中国把美国打退到了三八线以南，这一事实等于宣告了“弱小国家”也能把作为盟主的大国打得头破血流，这实际上是近现代国际关系体系形成以来“被主导”国家第一场(也是迄今为止最大一场)对主导大国的大规模造反。这无疑极大鼓舞了当时全球殖民解放运动，在“东西方两大阵营”的结盟关系划分之外，产生了“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南北关系”新格局。

　　大国间的和平来自武力的均衡，这是近代以来国际体系的基本规则。二战后拥有核武器成了大国身份的标志。由于朝鲜战争过程中美国在战场形势不利的情况下对中国进行核讹诈，促使中国下定决心发展核武器。1964年10月16日, 中国的原子弹试爆成功，大国地位由此奠定。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中国在朝鲜战场上的主要对手美国在政治和经济两方面都深陷泥淖：政治上，美国国内反越战运动风起云涌，给白宫造成了巨大压力;外交同样由于越战不利，欧洲盟友对美国是否有能力承担领袖责任打上大大的问号，而在与“勃列日涅夫主义”争夺中东过程中局面弄到连石油安全都危若累卵，则更加深了盟友的疑虑。经济上，1968年3月爆发的经济危机不断恶化，到1970年资本账户恶化到警戒线以下，1971年贸易收支时隔三十年首次出现赤字，官方结算账户赤字达到300亿美元，只用了一年时间就超过了六十年代累计的逆差，以至于资本大量外逃。

　　美国内外交困的状况下，朝鲜战争实际上最大的输家前苏联却在冷战中采取了咄咄逼人的攻势。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决定尝试与对手中国合作。从1971年中美接触到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中国实际上处在一种预备与国际经济体系接轨的过程中。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国际经济形势也使西方世界对制造业转移有了更为迫切的需求，而这种国际经济形势的出现，究其原因，又是与朝鲜战争紧密相关的。

　　▍从改变美国金融规则到重构全球经济秩序

　　朝鲜战争的经费问题直接导致了1951年3月美国《财政部—联储协定》出台，美联储由此获得独立制定货币政策的地位，这是对美国金融体系的根本性改变，也注定了当时初创成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命运，其后果是全球货币金融秩序乃至经济秩序的重构。时至今日，其深远影响不但没有消减，反而日益扩大。

　　朝鲜战争爆发前，美国财政部手中尚有大量二战期间为筹措战争资金而发行的战争公债尚未偿清。而朝鲜战争的爆发导致了一系列新的战争筹款措施出台。1950年9月，美国国会通过战时税收法案，但增加的税收并不足够战争开销。美国财政部不得不大量举债，不过这些债券大部分都卖给了美联储，这就给美联储造成了巨大的货币贬值压力。1950年末，美国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这导致了美联储与财政部矛盾的大爆发。经过了近半年的激烈争吵，1951年3月，双方达成《财政部-联储协定》，美联储不再承担以钉住价格维持财政部的公债市场的责任，这意味着美联储在货币政策上获得了完全独立的地位，而财政部也有了为筹措战争经费而发行更多公债的保障。

　　美联储独立制定货币政策实际上意味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核心规则——35美元等于1盎司黄金的固定比价必将无法持续。由于黄金的产量增加速度注定无法赶上可以人为操作的美元数量增长速度, 布雷顿森林的体系的瓦解命运在那时便已然注定。

　　《财政部—联储协定》实施后，货币持续大幅增长，1951-1952年美国连续严重通货膨胀，直接导致的后果有三：

　　首先，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的重要性下降，各类基金和金融公司则获得了大部分资金流，投资机构逐渐取代借贷机构成为金融市场的主体。

　　其次，美元大规模输出，在国际金融体系中逐步取代英镑的世界货币地位，不同于英镑秩序的美元秩序建立起来。据统计，1960年美国只有八家商业银行拥有少量海外分行，但1980年美国的银行则全球开花，仅花旗银行就在93国设有分行。

　　最后，改变了全球贸易格局。1949年主要欧洲货币贬值，增强了欧洲出口竞争力。而1950年朝鲜战争却使美国的支出增加，出口下降，进口上升。同一时期，欧洲、日本的工业体系在对美出口的刺激下不断升级技术，而美国的工业体系却在进口商品的冲击下逐渐显得落后。于是逐步形成了一个美国负责“印钞”与金融服务, 而欧洲日本负责制造业的体系，这是世界上第一次制造中心与金融中心的大分离。这种大分离的过程中，由于黄金不断从美国流向欧洲及货币供应量与产品增长率不协调等问题，1960-1971年11年中竟爆发了7次“美元危机”，贸易格局的大转型促成本文第二部分所述的美国把中国拉入国际体系。1973年春，美国无力维持美元兑黄金的比价，宣布自由浮动，布雷顿森林体系正式崩溃。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 逐步进入国际体系的中国已经初步完善了工业基础, 而美国经济在金融革命的作用下逐步向“虚拟化”发展。在美元的数字几乎可以凭空制造的环境下，“成长性”有限的传统制造业就显得无利可图，迫切需要转移到资源和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地方。中国承接全球制造业转移的基础条件在于“低价格体系”。所谓“低价格体系”，是指在一个工业化程度相对较低的经济体内部，由于占总产值大部分比重的商品都是附加值低的初级产品，而形成了包括劳动力在内各种交易价格都比较低的情况。

　　朝鲜战争之后，美国对中国进行了长期的贸易封锁，中国经济中对外贸易的比重很低，大部分经济活动都在国内进行，这也客观促成中国的低价格体系形成。由于农业和低端工业占到了产值的绝大部分，因此中国形成了一个低价格体系“池子”。与“池子”外的国际市场相比，包括劳动力、资源在内的要素价格都要低很多。而中国承接加工制造业所需的要素，与国际市场价格相比，要便宜几倍乃至几十倍。因此，“中国制造”就有了所谓“廉价”优势。

　　随着美欧的制造业逐步向中国转移，世界上第二次制造中心与金融中心的大分离出现了，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全球经济格局形成了“美国系统+中国制造”的当代世界“G2”秩序：中国在美国金融和技术标准安排下为世界制造产品，美国则从金融和技术上加以总体控制。

　　当历史的长河又流过七十年的距离来到2020年的时候，愈演愈烈的中美竞争正在上演。朝鲜战争改变了二战后世界历史的路径，又制造了变动中的“G2”世界格局，当中美竞争终将不可避免地造成当前全球政治经济体系的重整化之后，世界将向何处去?历史的过程是有启发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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