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善良品性、独立人格、敏锐思维、历史眼光、宽广胸怀、执行力、组织力中的任何一样都是政治家所稀缺的品质，而这些稀缺品质集一身的组合又造就了他这种罕见的政治家。他虽然只在历史舞台上扮演了十来年的要角，但是造成的回响却可以影响几代人。

　　在整理和阅读耀邦文献时，每当惊叹他的远见卓识和政治操守之余，经常会思考一个问题：胡耀邦为什么会成为胡耀邦呢?也就是说，胡耀邦作为小知识分子或农民出身的革命者，为什么能够跳出自己出身和知识的局限性(其实像他这种出身和年龄相仿的的革命者当上领导人的不乏其人，但几乎都表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与现代文明冲突的”小农意识“)，成为引领国家思想解放和进步的“先知”呢?

　　再者，胡耀邦作为一个十四岁就参加革命的红小鬼，他的一生绝大多数时间是在严酷的革命熔炉里渡过的，他为什么又能避免遭受党内政治文化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不良因素的浸染，而恪守初心，保持思想和人格独立，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改革家呢?笔者根据对胡耀邦生平和思想的掌握，从他个人的角度(也就是非制度因素角度)，试做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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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讲家庭和生长环境。一个人的性格、品德、处事方式往往跟家庭有密切联系，在心理学上很多人强调“原生环境”对人一生潜移默化作用，自然有它的一定道理。比较政治领导人的性格，在他们家庭中都能找到影子。比如说，蒋介石的狡黠跟他宁波盐商家庭不无关系;张国焘作为县太爷的儿子，自然是有一股能伸不能屈的公子气，他后来愤然出走延安也不是没有原因的。

　　胡耀邦出身于什么家庭呢?他的父亲胡祖伦和母亲刘明伦都是忠厚善良的农民，从他们仅有的照片也可以看出来，充满淳朴仁爱。浏阳苍坊胡氏更是重视诗书修身，胡耀邦的曾祖父和祖父都是乡绅，曾经兴办私塾，推广教化。同时浏阳还是谭嗣同的故乡，胡家与谭家有些来往，胡耀邦自幼又受维新和救国思想的熏陶。胡耀邦的善良、尊重人性、忧国忧民不能不说跟他的家庭和生长环境没有关系。

　　这里还要说说胡耀邦的夫人。很多政治家的悲剧往往跟娶了一个坏妻子有关，虽然红颜祸水或旺夫的说法都是迷信，又含有对妇女的歧视，但是配偶的品德、能力、爱好都会无处不在时时刻刻对政治家有潜移默化的影响。胡耀邦的夫人李昭，她的美德几乎也可以说是“成全”了胡耀邦。她孝敬老人，视胡耀邦父母如自己父母;她心地善良，不畏权势，“文革”收养众多父母被投入监狱的无家可归的“黑帮子弟”;她不爱财不爱权，胡耀邦当了总书记后，就主动退休，虽然按照她的资历和级别，当一个副部级领导也没有问题，她作为总书记夫人也从来不抛头露面，即使是“抛头露面”也都是接受上访信、主持公道这种事情。试想如果李昭是一个尖酸刻薄、利欲熏心的人(这种人在高干夫人当中也不是个例)，恐怕胡耀邦的人生路径将是另一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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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讲他的思想、智力层面的因素。任何成为国家领导者的人，肯定都有极其不平凡的智力，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周恩来等莫不是，胡耀邦也不例外。胡耀邦虽然高小毕业后就参加革命，但是他的智力绝对是出类拔萃的，是那种一学就懂，很快能捕捉到事情精髓的人。我想这是他后来进入毛泽东视野，并且留心培养的原因。毛泽东是何等的雄才大略，但凡被他器重，肯定也有异于常人的能力。何况胡耀邦当时仅仅是个二十出头的中层干部，能被最高领导毛泽东赏识，更说明他自然有特别的地方。毛泽东一生不断栽培的人不多，胡耀邦算是其中一位。

　　不过人的聪明往往各有专长，有的人是善于体察人性，驾驭众人;有的人是善于思辨创新，做时代先知，胡耀邦的长处在于后者。我感觉到他最闪耀的聪明和智慧，就在于他有理论的敏锐性，又有独立思考能力，使得他善于发现理论学说的不足、漏洞和欺骗性，去探索更接近事物本质的真理。

　　比如，胡耀邦早在50年代末就看出来苏式社会主义理论的不合理之处，那个时候就打破了对“一大二公”的迷信，“文革”中他更是大彻大悟，1969年他无所畏惧地毛泽东写信指出：社会主义公有制下的“全民所有”其实是“全民所无”。当大家都还在迷信或困惑的时候，胡耀邦就像顾准那样，早已是先知先觉者。所以，粉碎“四人帮”，掀开历史新的一页之后，他和一些老一辈革命家，能够立即勇闯禁区，开启改革。胡耀邦在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后的那些观点，其实在1976年以前就有大致雏形了——某种意义上讲，不是时代催生了胡耀邦的改革思想，而是胡耀邦这些先知先觉的人推动了新的时代的产生。

　　胡耀邦是1915年出生的，他到延安后开始冒尖的时候，很多的清华、北大毕业的社会顶尖级青年精英也都在奔赴延安和解放区。那个时代上清华北大两校每年招生人数合计也不过四五百人，能够进入这些大学，简直是天之骄子。这些人到“文革’后与胡耀邦一起成为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成员，但是事实证明，这些人虽然很聪明，但是往往缺乏格局和历史感，甚至走到反改革的一面，而耀邦同志无论是治国理政的能力，还是洞察历史发展潮流的眼光都胜他们一筹。

　　曾经与胡耀邦共事的大理论家、共产党内最优秀的“秀才”们，比如于光远、吴江、冯兰瑞、马洪、江流(年轻一点的还有龚育之、郑必坚等)，对他都赞不绝口。有兴趣者可以看看他们的文集或回忆录，文人向来清高，不怎么喜欢夸人，但是他们对耀邦是由衷赞叹，觉得耀邦是能“懂”他们的人。冰心、巴金、周谷城、费孝通这样的大知识分子也很尊崇他，把他当做知心朋友。他们产生这种感觉并不是趋炎附势，而是觉得他们之间思想是相通的。从这些可以看出，胡耀邦思维的高度和认知能力，所以交大老牌毕业生、长期担任中宣部部长的陆定一称耀邦是“大知识分子”。

　　一个领导人的认知水平，往往也就决定了他领导的国家、政党的理论高度。所以，80年代又可以说是党内意识形态开放与包容的时期，这时候各种西方政治经济学说、各派社会主义理论被引进过来，极大丰富了中国社会主义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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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耀邦丰富的政治资历对他个人的成长和地位造就，同样也不可忽视。胡耀邦不仅革命资历深，还有一个优势是年纪轻轻就获得很高的位置，独当一面。上面说了，胡耀邦成长的关键始于抗大学习期间得到毛泽东的赏识，随之他被安排到抗大高级研究班，这个班上有贺子珍、王首道、王树声、洪学智等人，这些人绝大多数当时就是高级领导，以后又都成为国家领导人。到了1939年，胡耀邦经过毛泽东的提名，被任命为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而后担任部长，这个时候胡耀邦已经成为党内的高层干部了，并且是同级别干部中最年轻的。

　　1949年四川解放后，西南局把四川划分为四个省级单位，分别是川东(谢富治担任书记)、川西(李井泉担任书记)、川南(李大章担任书记)和川北(胡耀邦担任书记)。所以，胡耀邦到了建国后就成为全国最年轻的省委书记，那时候他才仅仅34岁，而当时担任省委书记的一般都是1900年—1910年出生的，革命资历非常老的老干部。胡耀邦在川北两年干的非常好，妥善处理了新政权建立、土改、镇反等问题，这时候，他就更加脱颖而出了。

　　到了1952年他又调往北京担任团中央第一书记，当时的团组织在政治生活中是非常重要的， 共青团的重要性和荣誉，自然是现在没法比的。胡耀邦若非能力得到任何，也不会被安排担当这个职务。1956年八大上，他又被安排当了中央委员，是第二年轻的中央委员。八届中央委员仅97人，“中央委员”这个头衔含金量非常高，这个时候他隐然是第二梯队重要接班人了。

　　“八大”之后，胡耀邦又有两次去基层工作的经历，第一次是担任湖南省委书记兼湘潭地委第一书记(华国锋当时担任地委书记，与他共事，日后奠定了他们之间的良好关系);第二次是1964年担任西北局第二书记兼陕西省委第一书记。这两次任命都显示他和毛泽东不一般的关系。这两次到地方任职，虽然时间都不长，对他的思想触动很大，认识到阶级斗争、人民公社和禁止商品经济这些东西都是违反人性的。所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那么积极支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支持私营个体经济，那么讨厌再提阶级斗争。

　　他在当总书记前，还又做过中央党校副校长(主持校务)、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宣传部部长和中纪委第三书记。总体来看，胡耀邦在1910年代出生的同辈中工作履历是最综合完善的之一，党政军、地方工作经历都很丰富，积累了方方面面的经验。说这些履历的意义何在呢?当然不是罗列他的职位，而是从这可以看出：

　　第一，胡耀邦很年轻就跻身权力高层，他洞悉了解这个体制，知道应该如何改变这个体制的不合理的部分。比如，他在中央工作几十年，清晰感受了民主集中制被破坏和意识形态僵化的过程，以及如何危害到党和国家的发展，这是他80年代政改思想的重要源泉。

　　第二，他跟党政军界的元老几乎都共事过，能够获得他们的信任和能力认可，这也是1980年他被一致推选为总书记，并且能够在一线主持工作、与其他老一辈革命家带领全党进行改革的原因。换成其他从地方上来的那些“改革派”领导人自然没有胡耀邦这种影响力，以及与元老们建立的良好信任基础。

　　八十年代改革的复杂性就在于充满了利益和新旧理念的冲突，不是说有意愿改革就能改下去的。在改革那关键的几步上，之所以能迈开局面，跟胡耀邦资历深，能够调动起改革力量，并且取得老同志的理解很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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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不得不说的是他的胸怀和格局。一个政治人物，即便是很聪明、有能力，但是要想做出对社会有意义的巨大贡献，成为一个人民景仰的人物，还得必须有格局来加持。

　　关于胡耀邦的胸怀、格局，笔者以前曾经写文章介绍过。比如说他多么不讲究生活，不喜欢排场，当了总书记出差，有时候就在县委办公室搭地铺住，也从来不喜欢警车开道，都是轻车简行。比如说，他如何作风民主，何迪的父亲何康跟他争得面红耳赤，也不会影响以后被提拔成农业部长。

　　政治家最了不起的格局应该体现在如何对待权力上。胡耀邦可以说是非常看淡权力和职位这些东西，他只关心怎么才能把事情做好，对得住良心，对得住人民。1980年在讨论华国锋去职的问题上， 大家一致认为由他接替华国锋担任党中央主席好，但是他是从内心上不想接受，原因就是他压根对当主席不感兴趣。他在十二届一中全会当选总书记后，考虑最多的就是怎么在任期内做好工作，然后退休，为破除干部终身制树立一个榜样。1986年，他一次跟邓小平等人谈话后，高兴地告诉秘书：我终于要退休了。胡耀邦之所以想退休并不是出于权术的自保或捞个好名声，而是想通过自己的示范，为国家树立良制这种淳朴的出发点。

　　胡耀邦的格局亦体现在，他做事的出发点，不仅不会考虑一己之私，也从来不以一个团体之私、一党之私去做事，他的唯一的标准就是要符合人民的利益。做一个权力领袖可以没有这些情怀，但是做一个改革家必须得有这些格局。因为改革的着眼点必须是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如果是一个自私自利、缺少格局的人，是不可能做出为大家所普遍拥护，为历史所铭记的决策的。

　　俗话说，“五百年方有王者兴”，也就是说，过几百年才会出现一位秦皇汉武那种真命天子，而胡耀邦这种思想纯粹、心中无我的政治家，同样也是几十年、上半年不遇。他的善良品性、独立人格、敏锐思维、历史眼光、宽广胸怀、执行力、组织力中的任何一样都是政治家所稀缺的品质，而这些稀缺品质集一身的组合又造就了他这种罕见的政治家。他虽然只在历史舞台上扮演了十来年的要角，但是造成的回响却可以影响几代人。

　　2020年11月19日于耀邦故里浏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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