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的贡献，不单在个案的纠错，而在结束迫害，而在个人解放。但它不是没有风险，贡献多大，风险就有多大。冤案的很多制造者当时都在台上而且位高权重，更有很多冤案是最高层乾纲独断的。胡耀邦却无所畏惧，以“要下油锅我先下，要上刀山我先上，要入地狱我先入”的“三先”勇气力排众议。诚然，平反冤假错案不能仅仅归功胡耀邦一人，有集体领导的作用。但最坚持、最拼命、作用最大的，无疑仅胡耀邦一人而已。田纪云先生说胡耀邦是“共产党人的良心”，诚哉斯言。
中国当代历史上所有冤假错案，都是革命异化的产儿，都证明人道如果不能驯服革命的烈马，革命的面目将会是怎样的狰狞和恐怖。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的另一重意义，因而是对革命的纠错，是尽力把革命拉回人性和人道的正轨，如雨果幻想的那样实现革命与人道的统一。这是胡耀邦版本的革命，或者胡耀邦版本的社会主义，在那里，人道主义才是最高价值。
八十年代据说是人道主义在中国复兴的时代，九十年代据说是自由主义在中国复兴的时代。很多人认为自由主义高于人道主义，九十年代高于八十年代。我不同意这样的主义之争。人道主义与自由主义，原本无高下之分。恰恰相反，八十年代以胡耀邦为代表的改革派，因为对文革等历次运动的反思，因为对人民经受的巨大苦难的愧疚，而在相当程度上认可了人道主义，就人道主义与社会主义一度达成了某种共识，这几乎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华民族所达到的仅有的精神高度。九十年代复兴的自由主义，迄今都不能在共识上取得突破，相比之下，毋宁说八十年代更让人怀念?
一个人道的共产党人，一个人道的革命者、人道的社会主义者，这可能是胡耀邦最好的历史定位。传统的人道社会主义抛弃阶级专政，与自由主义和解而获新生，在很多发达国家成为主导性的政治力量。传统的自由主义也因为与人道的社会主义和解，得以自我更新，获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在人道主义的共同旗帜下渐行渐近。胡耀邦则无疑是中国的先行者，代表了中国未来的方向，窃以为这是胡耀邦的独特所在，也是胡耀邦最大的价值所在，也是我们今天纪念胡耀邦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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