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邓小平的故乡四川开始“扩权”试点，首批参加的企业是5家。次年7月，国务院颁发5个文件，对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实行利润留成、征收固定资产税、实行流动资金全额信贷、提高固定资产折旧率及改善折旧费等，做出规定，企业获得了利润留成，在定员定额内有权决定自已的机构设置、任免中下层干部等，政府对企业的考核也仅仅集中在产量、质量、利润、合同执行情况等。
1980年，试点企业达到6600多家;1984年，国务院颁布《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扩大了企业生产经营计划权、产品销售权、产品价格权、资金使用权和人事劳动权等10项权利，放权让利的改革从试点转向全面实行。
“放权让利”，意义不可小觑，这是市场机制第一次开始撕开计划经济的大网，尤其是撕开僵化的教条主义的大网。“政”开始变了，“商”也同样开始变了。
“放权让利”，因为有着相当的弹性空间，政、商两边的经济预期都难以稳定，因此，1983年开始推行“利改税”，试图明确政、商的利益分成。“利改税”，就是将国有企业的利润确定一个比例，和税合并，采取利税合一的方式，上缴财政，此外的其他利润则属于企业。
1983年4月，“利改税”第一阶段展开。国有大中型企业不必再向主管部门上交利润，而是将其所实现利润的55%，缴纳企业所得税;国有小企业则按超额累进方式缴纳。1984年10月，“利改税”开始第二阶段，国有企业向政府缴纳所得税和调节税，税后利润归企业自主安排。
“利改税”之外，还在投资体制方面推行“拨改贷”改革，将政府对企业的预算拨款改为银行贷款，变无偿使用为有偿使用。这项早在1979年就开始试点的改革，到1985年全面推开。
松绑让利
松绑的结果，是企业的活力得到了进一步的释放，政商关系从“父子”式命令服从关系，转换到“父子”式谈判关系。
这一改革阶段，中央与地方的博弈力度，似乎超过政府与企业的博弈。为了集中财政收入，中央在1982年提出，以地方总收入的固定比例作为中央财政收入的模式，这成为此后6年的主流。当然，福建和广东例外，这两个省份由于国有企业比例较低，且有着得天独厚的海外资源，地方政府因此在提供税收优惠、土地供应等方面有相当自主权。在地方政府推动下，闽粤出现大量私企和中外合资企业，而其财政上缴方式并非固定的比例，而是一个固定总额，这当然引起了其他省份的羡慕嫉妒，他们还要再过若干年，才能享受这一特殊的待遇。
“放权让利”改革，出现了不少问题，重点在于两个“截留”：一是“权力截留”，地方和主管部门截留中央下放给企业的权力;二是“资金截留”，企业通过各种手段截留国家收入、滥用国家资金。
解决的突破口，放在了推行国有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租赁制以及股份制。1984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在十二届三中全会获得通过，以增强国有大中型企业活力为中心的体制改革，正式推出。
相应的配套改革也陆续出台：1985年开始，国有企业实行工效挂钩制度;1986年开始，国有企业开始实行劳动合同制。
1987年3月的《政府工作报告》，将实行多种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作为调整政企关系的主要形式。当年召开的中共十三大报告指出：“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把经营权真正交给企业，理顺企业所有者、经营者和生产者的关系，……是建立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目前实行的承包、租赁等多种形式的经营责任制，是实行两权分离的有益探索，应当在实践中不断改革和完善。”
承包制的原则，是“包死基数、确保上缴、超收多留、欠收自补”，以经营合同的形式，规范政府与企业的责、权、利关系。自晚清开始中国现代化进程以来，一个多世纪中，这是第一次大规模的以契约方式试图规范政、商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但是，承包制下，政府对企业监管的动力不足，容易导致失职;经营者短期行为严重，不利于长远利益，承包制迅速显出疲态。1990年,第一期承包制到期以后，虽然政府与大多数国有企业仍维持了承包制的形式，但多数改成“一年一定”的滚动式承包。
声明：本媒体部分图片、文章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025-847073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