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自朱维毅著《德意志的另一行泪》，原题为《为二战忏悔，因为德国人反省历史》

　　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最危险的是集体狂热

　　德国人的二战历史观从整体上说是清晰的，对其评价基本上可以用“诚实面对，理性反思”八个字予以概括。众所周知，德国人在面对二战历史时和日本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这种差异也形成了这两个二战主要责任国在战后国际地位上的鲜明反差。

　　历史证明，仅仅以经济的崛起来评判一个担负历史罪责的国家之兴衰是不足取的。对于一个曾逆文明潮流而动并给世界带来深重灾难的民族，世界对其再度振兴的首肯必然是全方位的。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德国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积极案例。一个接受我采访的德国老兵后代曾一言中的：“世界发展至今，全面正视和反省自身历史过失的民族只有德国一个。”

　　不割断历史，才能客观地分析和评价历史

　　德国人在总结二战历史的时候，并没有简单和孤立地承揽下全部罪责，而是把纳粹的历史放在欧洲历史的大环境下予以观察和分析，把欧洲列强以武力争夺民族利益的传统纳入视线，这样的历史观就显得更为全面和客观，并且有助于后人学会如何处理民族发展和国际环境之间的关系。

　　克诺内尔博士就认为：

　　“作为欧洲大陆的一个后起民族，德国要自保要发展，不可避免地要祭起欧洲靠武力发言的传统大旗。问题是，德国没有跟上世界发展的潮流，别人那里已经开始滋生民主意识，开始厌战、避战了，德国却独自继续沿着欧洲的老路往下走，而且把一切强权、掠夺、好战、暴虐表现到了极致。”

　　“另一方面，从德国自身来分析，它也确实有先天的问题。德军的传统来自于普鲁士的军国主义，那就是崇尚武力，强调规则和服从。普鲁士开国时，面积在欧洲是第10位，人口是第13位，但军费开支占国民收入的比例是85%，占欧洲的第一位!它拒绝民主和人权观念，信奉侵略和掠夺，崇拜极权主义。您能想象一下，接受了这种价值观的老百姓最适合做什么吗?”

　　我没有说话，等待他给出答案。

　　“最适合组建军队。而且必然是一流的军队!”他说，“这样的军队如果置于一个准备侵略扩张的极权政府领导之下，它的破坏力就是灾难性的。”

　　最深刻的反思源于最深刻的教训

　　就侵略战争留给侵略国的教训而言，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能超过二战中的德国。翻遍近代史上的战争记载，大国之间的战争打到首都的巷战，全世界只有纳粹首都柏林一个例证。如果希特勒“战至最后一人”的部署真正得以实施，德国将不复存在。

　　纳粹的狂热战争带给德国的后果是灾难性的。在整个战争中，400多万德国人死亡，700多万德国男子成为战俘，30多万吨炸弹倾泻在德国的161个城市和850个村镇。在战争即将停息之际，饱受纳粹暴政之害的德占区平民开始了对德国人的无情报复。发生在捷克的大规模复仇行动中，共有3万德意志人被杀死。在今天德国和波兰的奥得-尼斯河边界线以东的地区，曾有3300个战前属于德国的城镇和村庄发生过群众性迫害德国平民的事件。在南斯拉夫居住的近20万德意志族人中，约16万人在战后被关押进集中营，其中被杀害、折磨致死者达5万人。在向南斯拉夫抵抗武装投降的8万德国战俘中，只有1.6万人活了下来。而战争后期遭受胜利者强奸的德国妇女更是数以百万计。

　　随着欧洲战场上枪炮声的逐渐停息，空前的民族大清洗开始了。按照波茨坦会议的决定，无条件投降后的德国必须让出四分之一的国土，1200多万东部地区的德国人和境外德意志族人在战后被勒令放弃世代家产，被驱赶到胜利者留给德国的那块缩小了的土地。在我采访的众多德国二战亲历者中，家家都有人死伤已经不是衡量战争代价的标志，使他们刻骨铭心的感受是一种面临民族绝境的“末日”感，他们把战争结束的一刻统称为“零点”。零点，这是一个最形象不过的停战状态描述：一个曾经辉煌的欧洲大国完全返回到了求生的起点，面对一片焦土，过去的一切都不复存在。

　　欧洲的二战胜利一方在纳粹德国被击倒的时候，几乎一起扑上去撕咬德国的咽喉，当时的痛苦使德国人记忆至今。但这些还远远不是清算德国罪行的全部。

　　痛定思痛。面对如此惨痛的战争教训和严厉的罪行清算，每一个理性的德国人都不可能无动于衷。

　　我曾两次采访干过党卫军的西德老人查斯特洛老人。他去年已经去世。我在第二次采访时曾问过他一句话：“从把党卫军看作是令人骄傲的精英队伍，到坚决反对一切极右翼组织，您的这个思想转变的基础是什么?”。

　　老人的回答几乎是脱口而出：“教训。让现在的新纳粹光头们去参加党卫军，他们会干的。但如果让他们也付出和我们这代人同样的代价，他们不会再为希特勒的精神而鼓舞。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最危险的是集体狂热。一旦出现，重新清醒一般来说是在有了深刻教训之后。我经过了这场导致民族灾难的狂热，我知道它带给德国的是什么。”

　　诚实融入了德意志民族性

　　德国人能够正确对待历史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德意志民族诚实的特质。说到诚实，从个体上可以涉及待人处事的习惯和原则，从国家上则可以延展到政治智慧。

　　1951年9月27日，西德总理阿登纳在联邦议会上表示：“新的德国和它的人民只有在感到对犹太民族犯有罪行并有义务进行赔偿时，才是真正地与纳粹的罪行一刀两断了。”同年，德国成立了布伦瑞克国际教科书研究所，开始和法国、波兰、以色列、美国合作编写二战教科书。为使后人真实了解历史，联邦教育法中还明确规定：德国历史教科书必须在内容上包含足够篇幅的纳粹时期历史。

　　1953年，西德通过了《战争受害者赔偿法》。到这一年的年底，东、西两个德国向纳粹德国的受害国所缴纳战争赔款已达到824亿西德马克。截至2000年，德国的赔偿总额超过1500亿马克。

　　1970年12月7日，西德总理勃兰特拜访华沙的死难犹太人纪念碑。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作为战时反纳粹斗士的总理突然双膝跪在纪念碑前湿漉漉的大理石板上，代表他有罪的国家向纳粹的受害者们谢罪，在场众人无不动容。

　　1994年，统一后的联邦德国通过了《反纳粹和反刑事犯罪法》，禁止使用纳粹标志、口号及敬礼姿势，禁止使用任何具有纳粹象征意义的标记符号、标语和徽章。宣传纳粹思想、美化纳粹战犯、悬挂纳粹旗帜和口号均被视为非法、对犹太人进行诽谤、攻击和恶意伤害者，都要被判罚或处以徒刑。

　　1995年8月，联邦总理科尔出席了在俄罗斯举办的二战胜利50周年纪念活动，他在讲话时表示“我向死难者请求宽恕”，同时再次强调德国愿意对受害者做出国家赔偿。由此，德国正式开始对二战时被纳粹强征的劳工给予赔偿，至2003年，德国已向各国二战劳工赔偿了26亿欧元。

　　根据受害国提供的劳工名单，德国最终的赔偿规模将达到平均给一个劳工支付约7700欧元。

　　2004年6月6日，是盟军诺曼底登陆60周年纪念日。德国领导人首次被邀请参加在法国诺曼底海滩举行的纪念登陆60周年的活动。联邦总理施罗德在大会上坦言心声：“正是诺曼底登陆的胜利使德国从纳粹暴政中获得了解放，盟军的胜利并不是战胜德国而是拯救德国。诺曼底登陆日象征的是自由，而不是征服或失败。”

　　在战后联邦德国的各届首脑中，施罗德是第一个对二战没有丝毫记忆的总理。但这并不说明他与这场战争没有个人的关联，他同样是二战德国军人的后代。2004年8月12日，施罗德总理在访问罗马尼亚时专程前往他从未见过面的父亲弗瑞茨·施罗德的墓地。在谈到二战的历史对自己的影响时，施罗德总理感慨道：“没有人会忘记希特勒12年的统治，我这一代人就是在它的阴影下成长起来的。我的家人直到4年前才找到了我在罗马尼亚丧生的父亲的坟墓，我从未有机会了解我的父亲……此时此刻，我代表的不是黑暗岁月中的旧德国。我的国家已经找到了回归文明世界的正确道路。”

　　在社会层面，德国人对二战历史的正视和总结已经成为一种风尚和传统。没有标语口号的彰显，没有官方的压力和引导，没有丝毫做秀的意味，一切自然而生。用我的一个德国朋友的话来说：“不认识历史的人没有未来。”

　　世代相传的诚实品质，使德意志民族保持清醒和生机。我曾经亲眼看见数千柏林市民在圣诞夜放弃了类似中国大年三十晚上的家庭团聚而走上街头，在寒夜里用烛光组成“决不重演”的字样来抗议新纳粹的排外行为。那种场面不仅令人感动，也更使人相信：这些德国人一定清楚他们不允许重演的是怎样一段历史——因为他们了解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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