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卫平《理性与乡愁》的口吻，让人想起上世纪80年代中期小西天电影资料馆里的同声翻译。那些看电影的是小众中的小众，精英中的精英。有人马马虎虎地竖着领子，外套也是潮湿的，带着风尘仆仆的味道。电影院黑下来的时候，有一段长时间的沉默，机器播放着轧轧的噪音。她的话外音开始播送：南方口音，冷静，带一点翻译语言未经打磨的硬，转译的关节处全是未被屏蔽的真货色，并且把思考指向内里缓缓给力而在核心处工作。她穿插在解说中的形而上超越了通俗版的善恶之争、正邪之争，也忽略技术和流派，那不是她的兴趣所在。她的思考建立在善恶对峙背后的另一个维度上。那是一个文明的、理性的、人工的纬度，不是仅以人性两个字就可以概括的。

　　比如她所评价的陆川的《南京，南京》。“《南京，南京》采用一个日本士兵角川的视角。他身为1937年入侵南京的日本军队的一员，目睹大屠杀的残酷之后感到难以承受，放走了两名被俘的中国人，拔枪自杀。这被解释为人性复苏……‘究竟能不能把日本人当人来看?!’陆川问……”她没有停留在对其惨无人道的激愤指责上。她一针见血地说，“当年日本侵略军的许多令人发指的行为，已经超出了战争范畴，战争不需要虐杀人。他们所犯的罪行与当年纳粹对待犹太人的行为更加相似(只有更甚!)，属于‘反人类罪’。”

　　她必须摆脱性别带来的局限而保持理智和清醒，她谨慎地对待经验中的“天然的正当性”，对“反思”这个东西也强调“再反思”。这使得这些文字严肃之余，理性大于激愤，锐度大于反叛——按照《教父》中老教父的说法，“过度憎恨也会使人失去判断”。

　　评价二战题材的电影在书中占主要比重。她所提到的2003年作家出版社根据梅尔维尔最后一部小说《比利·巴德》翻译过来的更名为《漂亮水手》的作品(同名电影)，更能说明问题。故事也是从一般的善恶冲突开始的：主公比利·巴德是一个弃儿，善良朴实，手脚勤快，是海军战舰中成熟的水手。但是纠察队长克拉格特却成天跟他过不去。嘲弄他、讥讽他、羞辱他、陷害他。如果说前者的善良是天生的，那么后者的邪恶也是天生的——关键是，他把邪恶看成是严肃而非轻浮的事情。简单地说，这个邪恶者再一次设计圈套陷害善良者而令他没有退路的时候，他终于反抗了——杀了他。

　　故事没有结束，甚至刚刚开始。代表着权威的船长首先反应是“上帝的天使杀了他”，然后的反应是“士兵杀死了上级，这个天使要被绞死”。崔的结论是：简单的善，和纯粹的恶，其实处于同一层次，它们其实站在同一边;另一边是船长所代表的法律、制度和美德。这些是“人工产品”而非“自然天性”。

　　这和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善恶之争、正邪之争，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完全的不一样。一方面，人性中的光明与幽暗本是共生共存，善恶无法被量化，因而作为个体无法被准确测量和划归;另一方面，“邪恶制度下的人性”会将恶行以日常如流水的方式正常化、合理化地表现出来。比如电影《朗读者》里，电车售票员汉娜曾经作为纳粹集中营的女看守，每个月和“同事”挑选一些人送往奥斯威辛。汉娜的“平庸无奇的恶”并不是一望即知的魔鬼。当她和他们被卷进一个杀人机器，就像一枚螺丝钉在其中兢兢业业，身处邪恶而不自知。再比如林达的《像自由一样美丽》书中，那些纳粹看守曾经对12岁以下的儿童被送往毒气室产生过同情，但是他们的“职责”和“使命”使他们偶尔的人性善变为不合理、异端。

　　崔承认道德感是“无权者的权力”，是最有力的武器。但更注重那个管理人性的轨道是否健全、无障碍和合理。因为一旦邪恶上升为权力，并通过国家机器释放出来，造成的将是人类的灾难。宏观到国家、到世界，微观到常规所说的“制度管人”，说的其实是同一件事。

　　崔的启发是有效的。她看问题的角度是我们通常看问题的盲区，她在思维定式的空白点上工作，打破一番格局开创另一番格局。她的评论经过了理性和经验的处理，并且处理过不止一次，可以感受到那些东西的可靠的和诚恳。

　　她上大学的时候参加全班讨论会。“我嗑嗑巴巴地发言，引起班上某同学的不解与鄙夷，嘴里发出不屑的声响仿佛在提醒：这个人最好躲到地洞里去。这时候有人的旁站出来说话：“让她把话说完嘛。”“作为一个女性，我最感到痛楚的经验就是不给允许开口的经验，被暗示自己的意见无关紧要的经验”。这个世界越来越鼓励噪音了——怎么能区分那些响亮的发言者究竟是勇者还是白痴呢?让蛮强的音浪强暴沉默的大多数，真是暴力和罪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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