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志于道而仁以为己任”
1987年，余英时教授接受普林斯顿大学之聘，以“大学讲座教授”之身转任该校历史系之职，而此时华人世界变革日多，余教授撰文故半为政治评论，关心的层面则由学问益发拓展到了时事。早在转任教普林斯顿的十前，台湾爆发中坜事件，余教授在《纽约时报》上撰文仗义执言。即使近在今年3月才爆发的台湾太阳花学运，余教授也透过网络，发表《台湾的公民抗议和民主前途》，力挺学生，颇忧心台湾的民主前途。华人世界的政治发展，余教授遥兮心系，学院派的“学者”一称恐怕再难描述其人，中国传统以天下为己任的“士”，才是形容他的最佳词汇。
所以抵达普林斯顿同年，除了在台北梓行《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表达对故土的情感外，他也打破惯例，在上海推出《士与中国文化》(1987)，2007年又在台北镌行《知识人与中国文化的价值》，为传统“士”的身份演变，作一历史性的剖析，再以启蒙时代后西方的“知识人”(intellectual)对照之。余教授对于“士”的兴趣，早于哈佛任教时期就已开始，《中国知论阶层史论古代篇》(1980)是耗心甚勤的开山名著，至是则引儒家之言谓“士志于道”而“仁以为己任”，而且应具“明道救世”的崇高使命感。
准此，余教授所称之“士”早已不止于先秦“游士”或秦汉以后的“士大夫”阶级。他甚至把“以儒教为中心”的“吏”与“师”，或以道家为中心的名士如嵇康与阮籍也纳入“士”的范畴。出乎学界意料的，可能是余教授对南北朝及隋唐两代以济世拯民为念的佛门高僧的看法，释道安(312-385)与慧远(334-416)在他笔下都具“士”的身份。“科举制度”的功能，余教授撰文肯定部分，因为“取士”之道在此。余教授守住自己一贯的为学理念，《士与中国文化》出版后，对中国学界影响甚大，几乎形成一股“余英时旋风”。余教授每能守住自己的学术理念，“发前人所未发”。
西寻故乡
1991-1992年，余教授出任康奈尔大学首任的胡适讲座教授。这一年多数岁月之外，他人多在普林斯顿大学，而且一待几近十四年。这漫长的时光中，他出版甚多的文集。除上面所述诸作，《中国文化与现代变迁》(1992)和《民主与两岸动向》(1993)等书又复广集余教授的文化和思想文章，多数虽为通论性的演讲稿或时论，尤多对两岸政局的看法，但余教授写来同样旁征博引，每拟从变动快速的西潮回首过去，借以窥测大中华文化圈的文化与施行民主制度的可能。余教授如此冀求，一大原因是中国文化在近世遭遇未曾有之的变革，再也不能闭关自守，而得会通中西了。此刻令他感受较深的，反而是台湾对中国社会日趋冷漠，台人几乎“唯利是图”了。2001年夏，余教授从普林斯顿大学退休时，报上的专访显示他已不愿再见香港，连故土也拒绝踏足。不是不想，不忍心耳。钱穆在1990年谢世，他缅怀恩师，出版了《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一书，仍不忘叮嘱两岸三地的学界：儒学欲得新生，必得会通西方以还魂。余教授本人则“西寻故乡”去了，哪里是安身立命的乐土，哪里就是中国。
退休以后，余英时教授不再教书，每偕夫人徜徉在康涅狄格州的乡居，而于林荫小道漫步之际，反生出更多的时间写作。余夫人为名门之后，常代余教授款待学生。余教授退而不休，厥功大焉。此际既然得暇，余教授考订旧作，新写文章，长篇巨制源源而出。不过首先发表者仍为几篇中、英文短论。余教授先在世纪末回顾世纪初的五四思想运动，反对左右两翼视之为“文艺复兴”或“启蒙运动”的说法，从西方这两股运动或思潮否定如此认定乃历史矛盾，从而走回历史现场，视之为多重势力的竞逐场地。次则由20世纪走回先秦，从“天人合一”或“天人之际”的角度重审先秦诸子的思想渊源。结论是他们所思所想，泰半和巫觇祝祷有关，即使是孔子以“仁”为中心的思想，也出自“敬天”这种“巫教”(shamanism)文化。
压轴之作
和这些英文文章几乎同时问世的，是余英时教授迄今为止的压轴之作，亦即上下两册厚达千余页的《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再研究》(2003)。此一巨著的范围看似朱熹所经历的时代，实则探讨的是从北宋迄朱熹所处的南宋为止的宋代政治演变。再因朱熹本人为儒士，是以余教授势必由其思想下手，厘清宋代大部分的政治局面，亦即得让宋人的文化史与政治史，让儒学与政治、文化合冶，乃至让整个社会各层面一鼎共烹方可。世人多以朱熹为理学重镇，以宋代为哲学的时代，然而余教授深入全局后的了解，却是学术仍为治术服务，朱熹亦非仅在自己的语录中优游。终其一生，朱熹的学问都和宋代盛行的党争相始终，而这在政局上便表现于士大夫虽言必性理，却时时得周旋于政局的纷扰里，读书甚至为的就是治世，“内圣”为的乃“外王”。研究的结论一至于此，余教授等同于把朱熹请下圣人的神龛，还其有血有肉的凡人之身。、
《朱熹的历史世界》之后，余教授又著有《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2004)，所持观点亦复如是：“士”不仅是宋代的政治主体，“理学”也包含在“治天下”这种“外王”的理想中，而且宋代如此，明代亦然。余英时教授未尝解构朱熹或王阳明的价值观，他解构的是学术界过往的陈见或谬见。
实至名归
2006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余英时文集》十卷(沈志佳主编)，余英时教授在中国的影响力臻至顶峰。同年12月，余教授经芝加哥大学的余国藩教授等人共同推荐，获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克鲁格奖” (John W.Kluge Prize)。此奖奖励的不仅是余教授在学术上的非凡成就，也彰显他“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现代董狐之道。获奖迄今，余教授不时仍有新著出版，例如2009年的《中国文化史通释》、2012年的《天人之际》、2013年的《师友记往——余英时怀旧集》(彭国翔编)或2014年的《论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史的起源试探》等等，总数逼近六十。余国藩教授在克鲁格奖的推荐书上盛赞他道：“余英时教授就是他笔下的中国‘士’的典型，一生的研究与经历都在反映这一点。”对他关怀垂半世纪以上的中国文化，余英时教授多所着墨，再三致意，奖金高达150万美元以上而有“汉学界的诺贝尔奖”之称的“唐奖汉学奖”首届即颁发给他，允称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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