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正：1931年生于长沙，出版人、作家，曾任湖南人民出版社总编辑，编辑有“骆驼丛书”二十余种。已出版的著作有：《鲁迅传略》《鲁迅回忆录正误》《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反右派斗争始末》等。
特约撰稿林东林发自长沙
湖南出版界有两个人物闻名全国，一个是钟叔河，一个是比钟叔河大3天的朱正。
他们是《新湖南报》和新华社湖南分社合办的新闻干部训练班的同学，也是《新湖南报》的同事，一起被打成右派，后来在“文革”中又是一同被判刑劳改的难友。更难分难解的是，钟叔河先生研究周作人，朱正先生研究鲁迅，让周氏兄弟以另一种方式齐聚长沙城。
1980年代的思想文化启蒙，中国出版界一时风起云涌，湖南出版界尤甚。钟叔河先生主持出版了风靡一时的“走向世界”丛书，而朱正先生则主持出版了“骆驼文丛”。湖南出版在全国赢得重要声誉，这两位功不可没。
出版之外，朱正还研究鲁迅，也研究反右派，曾以一部《鲁迅传略》和一部《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而蜚声知识界。对鲁迅，他从年轻时的崇敬崇拜而正视平视，发见了鲁迅的一些不足甚至是错误;对反右派，他在邵燕祥一篇文章的启发之下开始研究，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反复思考，从而对这一段历史进行诠释和还原。
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写作《鲁迅传略》、给冯雪峰写信指摘许广平的《鲁迅回忆录》书中的史实错误开始，他就逐渐涉足文学界。因为职业和交游的关系，他为现当代文坛保留了一份切身观察。在他的眼中，“杨绛比钱锺书还会写文章”。夏衍说，“聂绀弩是鲁迅之后最大的杂文家”，朱正则说他的朋友邵燕祥是“聂绀弩之后最大的杂文家”。丁玲虽然被划为右派，但他却说，他所接触过的丁玲“可是根本一点都不右”。
两个鲁迅
朱正最早接触鲁迅是在国文课堂上，他后来开始研究鲁迅，起因就是爱读鲁迅的书。他不满意小田岳夫写的《鲁迅传》，于是就有了自己为鲁迅作传的想法。随着对鲁迅研究的不断深入，他也从仰望鲁迅转向了对鲁迅的平视和直视：“我是以鲁迅的粉丝开始的，现在还是他的粉丝，但我不完全是盲目的粉丝了，他好的地方我很佩服，但他走的弯路，我还是给他指出来。”
我开始研究鲁迅很早，那时还不知道毛泽东说过鲁迅是民族英雄。初中二年级，国文课箫鸿澍老师喜欢鲁迅，在课堂上常跟我们讲，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我看鲁迅的书最早就是向他借的，那是1946年。1947年我回到长沙，买了鲁迅的一些书，抗日战争期间在重庆、桂林印的鲁迅的书很多，都是土纸印的，比卫生纸好不了多少，很便宜。我看了很多鲁迅的书后，自以为对他很了解。那时看到日本人小田岳夫的《鲁迅传》，我不满意，有些事情我比他好像还知道得多一些，我想，如果我写《鲁迅传》就会比他写得好，这是一个中学生的想法。可是我1956年写出的《鲁迅传略》也没写好，后来越写越好，现在出的这本就相当好了。
这些年里我对鲁迅的看法也是有变化的。早年写《鲁迅传略》时，我还是一个年轻人，仰视一个高大的身影，很崇拜，不但喜欢读他的书，而且以他的是非标准为是非标准，比如他反对提倡国粹，我也反对;他主张中国应该引进一些西方的东西，我也很赞成。他反对封建、反对专制、主张民主，这一切我都是很拥护的。他后来拥护共产党、拥护苏联，也成了我的政治信念。
后来我东西看多了，就发现鲁迅的思想分两段，北京时代和上海时代。北京时代他是一个自由主义思想家，他写文章对于中国传统和中国社会的批判都是很好的;到了上海以后，特别他搞左联的时候，晚年写的文章有一些就是宣传共产国际的错误观点了。
比如他的《我们不再受骗了》，为苏联辩护到那个程度，苏联的排队购物他也辩护，斯大林制造的工业党冤案他也辩护，理由都是站不住脚的;他在那篇文章里说的苏联文化方面的成就，引证的论据是苏联外交部发言人的谈话，外交官就是职业说谎家，他把苏联外交部的话引到文章中来作证。他晚年对国民党政府持批评态度，国民党政府虽然做过许多蠢事坏事，但也有一些事情并没有做错。1933年初日本军队侵占热河以后，北平受到威胁，当时国民党政府决定把故宫的文物装箱运到南边，鲁迅就写了好几篇文章批判这件事，就文章来说是漂亮极了，但意见并不对。
再举一个例，鲁迅晚年参加的民权保障同盟是个什么组织?这是共产国际为了营救牛兰组织起来的，牛兰是共产国际的特务，在上海租界被捕，引渡到南京中国政府。民权保障同盟为了营救牛兰，提出了无条件释放一切政治犯的要求，而且把牛兰这样的外国间谍也包括在政治犯之内。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主席胡适不赞成这个提法，他说政治犯应该和别的犯人一样受到法律的保护，但不能无条件释放。结果就把胡适开除了。任何国家的人权最多可以扩大到革命权为止，如果政府是腐败的、压迫人民的、专制的，人民可以推翻它，绝对不能把保护外国间谍包括在人权里面，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要保护外国间谍的自由，营救牛兰就是要保护间谍权。民权保障同盟就是这么一个组织，我觉得参加这样的活动绝对不是鲁迅的荣耀!
1949年后，因为政治环境的需要，鲁迅一度被抬得很高很大，被竖到了祭坛和神坛之上，被捧成了神。朱正研究鲁迅，也兼研究周作人和胡适。今天面对鲁迅、胡适和周作人，他能观其白璧，也能察其微瑕。
那些人拼命地捧鲁迅，对已经死掉的鲁迅其实也是一种灾难。鲁迅文章写得很好，大家都承认，但他的翻译就问题不少。像他翻译的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简直没法看，但曹宝华翻译的《没有地址的信》(是同一本书)就很好看;鲁迅翻译过法捷耶夫的《毁灭》，许磊然也翻译过，把两个版本对照看就知道。我不懂外文，对翻译没有发言权，但中文译本我还是能看出优劣，至少从我受众的角度来看，就哪一本好看哪一本不好看我还是能说出来一点的。而且鲁迅对于外国文学鉴别的水平也并不到位，比如曹靖华翻译过一本《不走正路的安德伦》，是一个苏联小说，是鲁迅写的序，但那个书在俄国文学史上毫无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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