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三次领航”面前，中共高层除了面临着勇气魄力和意志的考验之外，也同样要有足够的清醒、足够的襟怀和足够的智慧。中共要当好历史转型的的领航者，就要摆脱某些人制造的意识形态的混乱与纠缠，至少也应该对各种理论上的争论说“不”。只有努力用人类创造的一切先进文化和文明成果“武装”自己，新一代中国领导人才具备领航中国的能力，才能较为健康和平稳地推进中国的社会转型。
毛泽东和邓小平是前两次的“领航者”
如果我们把一个执政党对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历史进程的影响，视为航行中的领航者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说，中共今天所面临的就是担任“第三次领航”者角色的巨大责任和巨大考验。所谓“第三次”当然是相对前两次而言。就中共而言，“第一次领航”应该说是由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集体完成的。上世纪中叶之前的中国积贫积弱。是中共把这个令人近乎绝望的国家变成了一个独立的、享有完全主权的、基本统一的国家。
“第二次领航”无疑就是邓小平所主张和强力推行的改革开放了。35年前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那次会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极具开创意义。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一批开国元老，在毛泽东去世后，敢于摆脱旧有的苏联斯大林式的发展模式(即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果断地推行了改革开放政策，使中国的经济有了持续的高速发展和难以想象的经济总量扩张。中共第二次领航的基本成功如今已是举世公认有目共睹，不必赘言。
“第三次领航”要有足够襟怀和智慧
笔者管见，在“第三次领航”面前，中共高层除了面临着勇气魄力和意志的考验之外，也同样要有足够的清醒、足够的襟怀和足够的智慧。
足够的清醒、足够的襟怀和足够的智慧首先是要有敢于直面中国各类危机的坦诚，绝不允许自己有丝毫的自满和自欺，也绝不允许各层级责任人用文过饰非的邀宠来麻痹中央。近年来最糟糕的自欺欺人的“案例”是对PM2.5的所谓争论。由于某外国驻华使馆公布了令人难看的数据，而引起某市政府官员的大怒。该市环保局副局长竟然在媒体上表示要与某国使馆进行公开辩论。直到中共政治局某位常委过问了此事，并表示也应把PM2.5作为中国监测空气质量的数值，风波才平息下来。中国官员们这种不作为懒作为乱作为甚至假作为，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出在皇帝新衣式的“面子观”上、出在要拼命保住自己权位却置公众利益于脑后的丑恶的“政绩观”上，出在不断地把这种弄虚作假、欺上瞒下、闻过饰非的无能之辈提拔到领导岗位的组织人事制度上。不摒弃这种有责不负责，有事不担当的心态和助其生长的制度设计，中共又怎么会有足够的清醒以应对“第三次领航”呢?
笔者管见，中共要当好历史转型的的领航者，就要摆脱某些人制造的意识形态的混乱与纠缠，至少也应该对各种理论上的争论说“不”。事实上，姓“资”姓“社””的争论，自改革开放以来就从来没有完结过。它不仅时隐时现、或明或暗地存在着。同样，笔者以为，中共要充当“第三次领航”者，还必须对世界有更深入更准确的了解，这既包括对世界经济走势和自然科学领域以及科学技术层面的高度关注，也包括在人文社科领域的关注和悉心学习。而在后一方面我以为一直是中共领导层的大缺陷与大短板。纵观中共立国六十多年历史的经验与教训，笔者确信，只有努力用人类创造的一切先进文化和文明成果“武装”自己，新一代中国领导人才具备领航中国的能力，才能较为健康和平稳地推进中国的社会转型。毛泽东尚且明白中国当年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邓小平也深知没有开放就没有改革的道理并且愿意以民族一员的身份成为世界公民，那么，为什么今天的中共却不能以更加自信更加包容更加虚心更加真诚的姿态去对待世界文明以及在这一文明长河中形成的价值观呢?在国际依存度愈来愈高并且不可逆转的大背景下，中国在与外部世界特别是发达国家打交道时，不可能永远都处在“经热政冷”或“经热文冷”或“官热民冷”的状况，而要改变这一状况，总是保持那样一种提防式的精神状态是不可能做到的。把捍卫国家主权的警觉变成了对文化等意识形态交流的高度敏感，这其实是阶级斗争意识的一种本能的过度反应。有了这种反应，中国在历史型的社会大转型中就得不到必要的国际社会的理解同情和支持，还会使中国失去与世界沟通的精神渠道，失去与各国同喜同悲同怒的价值观基础。
习近平最近在周边国家外交工作座谈会上说，中国的(周边)外交要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的理念。要倡导包容的思想，以更加开放的胸襟和更加积极的态度促进合作。笔者以为习近平的这番话其精神完全适合于中国在转型时期的对外关系。中共各个层级的领导人恐怕都应该认真想一想，更加开放的胸襟和更加积极的态度又是从何而来?如果没有对世界的深知，没有对人类公认的价值观的共识，又怎么可能在“第三次领航”中以亲、诚、惠、容的理念，赢得世界的支持同情与帮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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