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改革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就在于出现了严重的路径依赖，行政主导的改革根本无法达到预期的目的。只有把行政主导的改革，逐步转化为公民主导的改革，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各项改革方针政策，改革才能步入正轨。不进行行政体制改革，真正落实主权在民的原则，重大经济改革必将出现严重的变形，改革会走向它的反面。
人们有理由对中共第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各项决议抱有期望。然而，中共每一次三中全会制定的改革路线方针政策，在实施过程中都会打折扣，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共颁布实施的改革政策，与公众期望存在着一定的距离;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中共的改革旨在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因此，当改革涉及到既得利益的时候，一定会停滞不前。例如中共建议制定高等教育法，扩大高等教育机构的办学自主权，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高等教育法虽然早已颁布实施，但高等教育机构的自主权却在不断地缩小，原因就在于改革触及到了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利益。当初为全国高等院校确定行政级别，是为了更好地管理高等院校，可是却导致高等院校的行政化更加严重。部分经济学者早就意识到改革所面临的深层次问题，呼吁在充分照顾既得利益的基础上，以政策赎买的方式推动改革。现在看来，由于既得利益集团已经将自己的利益法律化，执政者提出的各项改革不可能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
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教训表明，对改革政策必须“听其言观其行”。1980年代的价格改革，的确为中国走向市场经济铺平了道路，然而，由于价格改革留下了巨大的隐患，出现了许多垄断集团，因此，后来的改革问题重重。1990年代的所有制改革，造成国有资产大规模流失，少数权贵阶层人士因参与国有企业的改革而成为富豪，而国有企业的职工却因为失去劳动岗位陷入困境。本世纪进行的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试图打破传统的利益分配格局，但是，学术界讨论的“延迟退休”方案，实际上是在增加城镇职工负担的基础上，消化中国退休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所积累的问题，普通退休职工又一次承受着中国改革的阵痛。
中共提出的每一项改革措施，都旨在进一步强化执政能力，巩固执政地位。中共在改革中所面临的首要问题，不是如何提高居民的福利待遇，而是如何化解党内不同利益之间的矛盾问题。进入本世纪的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则使得社会各个利益阶层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公开化。
十八届三中全会试图摒弃以往的改革思路，通过发展经济，大幅度提高生产力水平，缓和社会矛盾，解决改革中所面临的问题。换句话说，中共试图以改革来解决改革中的问题。这当然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思路，也是不得已的路径选择。然而，这样的路径选择同样面临着既得利益集团的相互掣肘，不可能一帆风顺。
自我改革大不易
中共提出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改革直接面向自己，面向庞大的执政团队，以及他们背后更为庞大的利益集团。不过，在简政放权的过程中，权力者一定会通过各种方式，把名义上失去的利益重新收回来。每年数以百万计的公务员考试大军，不仅昭示着体制既得利益的现实利益有多么诱人，同时也预示着这场改革很可能会无疾而终。1990年代国务院提出的机构改革方案，虽然减少了国务院的职能部门，却没能减少国务院的工作人员，虽然减少了国务院职能部门的办公经费，却没能减少国务院整体的财政开支。当改革的方针政策出自国务院行政机关，而不是全国人大的时候，行政体制改革一定会变成形式主义。当前中国改革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就在于出现了严重的路径依赖，行政主导的改革根本无法达到预期的目的。只有把行政主导的改革，逐步转化为公民主导的改革，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各项改革方针政策，改革才能步入正轨。
中国的改革从来都分为两类：面向执政者自己的改革和面向大众的改革。1980年代的改革实际上是公众自发的改革，中共只不过是确认了改革的成果而已。1990年代改革则是政府主导的改革，这场改革面向的是大众，却制造了大问题。虽然经济保持了高速度的增长，但由于是政府投资拉动的，必然导致权力不断扩张。无论是分税制改革还是国有企业海外包装上市，都是在不断扩大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权，进一步压缩市场主体生存空间。十八届三中全会试图把改革的方向对准自己，通过自我约束权力，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如果抱有诚意，这些改革方针政策贯彻落实下去，中国的面貌就会焕然一新。
面向自己的改革是异常痛苦的。国务院各个部门实际上已经成为各个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他们充分利用政策的制定权，维护既得利益。国务院领导人显然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试图通过技术性的改革，解决经济体制改革产生的问题。如果改革涉及到党内的人事布局问题，涉及国务院各个职能部门的人事改革问题，这场改革很可能会被扭曲，很难达到预期的目的。行政体制改革或者政治体制改革是一切改革的总开关。不进行行政体制改革，真正落实主权在民的原则，重大经济改革必将出现严重的变形，改革会走向它的反面——非但不能巩固执政党地位，反而使政权变得岌岌可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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