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点评众人看《红楼梦》时，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这个评论推及重要历史人物身上，大抵也是成立的。一百多年来，围绕康有为及其学说的讨论就给人这种印象。在革命作为主流话语的时代，一度被边缘化的康有为，近年又重新热了起来，参与康学的人群也颇为庞杂。这其中，史家的动力源自新史料的发现，同时借以思考当下的改革议题;而一部分据说是思想家的，重读康著，表示大为倾服，在那里发现了儒家对现代性的回应等思想资源，且迫不及待引荐给大众。据称，对康有为学说尤其是孔教论，已有更多的人在重思，并进行“实验性重建”。
在重新发现康学价值之前，我们不妨重新审视康的同时代人及同情者对他的点评。相比我们而言，他们能直面康有为，而没有历史迷雾笼罩所生的扞格。戊戌变法期间，主张借镜西法的湖南巡抚陈宝箴在读过《孔子改制考》后，“匡正学术”之心油然而生，他这样评论这一康氏名著：“其著为此书，据一端之异说，征引西汉以前诸子百家，旁搜曲证，济之以才辩，以自成其一家之言，其失尚不过穿凿附会;而会当中弱西强，黔首坐困，意有所激，流为偏宕之辞，遂不觉其伤理而害道。”意思是说，康学如果只是停留在学术层面，弊病不过穿凿附会而已，但如果诉诸实践，则要引人入邪了。而光绪帝的老师、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孙家鼐有着近似的观感，他说《孔子改制考》“杂引谶纬之书，影响附会，必证实孔子改制称王而后已，言《春秋》既作，周统遂亡，此时王者即是孔子”，“康有为必欲以衰周之事，行之今时，窃恐以此为教，人人存改制之心，人人谓素王可作，是学堂之设，本以教育人才，而转以蛊惑民志，是导天下于乱也”。意思是说，康有为穿凿附会，将孔子打扮成指示时局的“王者”，这将启发学堂学生肆意“改制”，人人争当王者去指点江山。而二十多年以后，现代学术史上的重要人物顾颉刚自述早年经历时则说：“我的推翻古史的动机，固是受了《孔子改制考》的明白指出上古茫昧无稽的启发。”这大概是那个时代对康学最高的评价之一了。吊诡的是，赞扬康有为早期学说的，恰是新文化阵营的新派学人，即传统儒学的对立面。
与康同处一个时代的改革者，多不赞成康的思想学问及改革路径，遑论所谓顽固派。重要原因，在于康学“伤理害道”;与康处于异时代的学者，思想上受惠于康，这主要因为康学从真实性上解构了古史及儒家经典的权威。也就是说，在康学对传统儒学的破坏性这一点上，人们的观点完全一致。而对于康学的具体内容，不但康的反对者，就连后辈受惠者，也并不讳言其巨大缺陷。顾颉刚就说：“因为他们的目的，只在运用政策作自己的方便，所以虽是极鄙陋的谶纬，也要假借了做自己的武器而不肯丢去。”可见，同是疑古且一度推崇康学的顾颉刚，在言及学术路径时，为防止自家的学说落入异端之讥，也明确主动要与康有为划清界限。
或许能让前贤汗颜的是，今天的学者善言创新，从康学中看出儒学的发展以及当下使命，利用康有为思想，思考“当下许多重大的核心问题”。当年康氏的反对者、同情者都攻之最力的内容，如兴孔教，在他们看来，却是康学最重要的成分。即便学术创新已成当今潮流，上述见解仍不能不让人耳目一新。如果真是“回到历史现场”，却发现这些新知本身，仍有太多的不确定性和误读在其中。
有关康有为学说，今天部分人推崇较多的是他的孔教论，即儒家制度化的重要手段。事实上，陈宝箴曾对康氏孔教有过一番点评，他说：“孔子之教散漫无纪，以视欧洲教皇之权力，其徒所至，皆足以持其国权者，不可同语”，说基督教世界里教皇在世俗社会的权势与孔子学说对传统社会的影响迥然不侔，这是从历史源流上论述基督教与儒学根基不同;他接着又说，康有为“援素王之号，执以元统天之说，推崇孔子以为教主，欲与天主耶苏比权量力，以开民智，行其政教”，却不知“欧洲教皇之徒，其后以横行各国，激成兵祸战争至数十年，而其势已替。及政学兴、格致盛，而其教益衰，今之仅存而不废者，亦如中国之僧道而已”。也就是说，康氏推崇的欧洲政教合一制度，最终酿成各国战祸绵延。后来，在近代科学及思想的冲击之下，“其势已替”。世俗化已是时代趋势，康推崇的基督教在西方社会不过是“存而不废”，就像中国的和尚、道士一样。在陈宝箴看来，耶、孔两教土壤不同，且康有为引为蓝本的基督教更酿成了长久的兵祸，现实中也逐渐式微，中土又怎能去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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