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提出要派人去看看西方国家究竟是什么样子。从1978 年1月至11月底，经香港出国和去港考察的人员达529批3213人，其中共有12位副总理及副委员长以上的中央领导人，先后20次访问了50多个国家。

　　由此出发，中国经济冲出了“历史的三峡”，大踏步汇入世界经济的洪流，拉开了长达40年爆炸性增长的序幕。中国改革开放，成为20世纪全球最为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

　　01

　　邓小平复出后关心的头等大事

　　科学的决策来自理性的认知，而认知首先要基于真实的信息。

　　已故外交家吴建民在因车祸不幸去世三个月前的演讲中说：凡是我们正确地认识世界的时候，我们国内的方针也比较正确，我们的事业就大踏步前进;凡是我们对世界看错了的时候，我们国内方针也会出问题，我们就倒大霉。1958年中央八届六中全会公报指出：“当前国际形势总的特点，是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到了1958年6月，头脑就更热了，说，赶上英国，有三年差不多了吧，赶上美国，十年可以了，有充分的把握。世界看错了，国内方针错了，中国人就倒大霉了。

　　原因很简单，当时在封闭状态下，我们对西方国家对判断不是基于事实而是根据“臆想”。在连基本的事实都不清楚的情况下，决策的科学性也就无从谈起。

　　痛定思痛。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提出要派人去看看西方国家究竟是什么样子。从1978 年1月至11月底，经香港出国和去港考察的人员达529批3213人，其中共有12位副总理及副委员长以上的中央领导人，先后20次访问了50多个国家。仅当年中国社科院的《经济研究参考资料》一年刊登的出国考察报告就有101期。

　　可以说，没有这些“睁眼看世界”的行动，1978 年年底宣布“改革开放”这一划时代决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就不会开得这么好、这么顺利、这么震惊世界。

　　西欧考察和“真理标准大讨论”，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两个最重要的历史序曲。

　　1978年国家领导人主要出访一览

　　1月，邓颖超副委员长访问民主柬埔寨。

　　1月至2月，邓小平副总理访问缅甸、尼泊尔。

　　3月，李先念副总理访问菲律宾、孟加拉国。

　　4月，陈慕华副总理访问罗马尼亚。

　　5月至6月，谷牧副总理访问法国、瑞士、比利时、丹麦、西德。

　　5月，华国锋主席访问朝鲜。

　　6月，姬鹏飞副委员长访问委内瑞拉、墨西哥、加拿大。

　　6月，耿飚副总理访问巴基斯坦。

　　7月至8月，耿飚副总理访问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牙买加、圭亚那、马耳他。

　　7月至8月，陈慕华副总理访问索马里、加蓬、喀麦隆。

　　8月至9月，华国锋主席访问罗马尼亚、南斯拉夫、伊朗。

　　9月，邓小平副总理访问朝鲜。

　　10月，方毅副总理访问西德、法国。

　　10月至11月，耿飚副总理访问刚果、几内亚、马里、加纳、尼日利亚、卢旺达、索马里。

　　10月，邓小平副总理访问日本。

　　11月，汪东兴副主席访问民主柬埔寨。

　　11月，邓小平副总理访问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

　　11月，王震副总理访问英国

　　11月，乌兰夫副委员长访问埃及、苏丹、土耳其。

　　11月至12月，姬鹏飞副委员长访问伊拉克、尼日尔、贝宁、多哥、塞拉利昂、冈比亚

　　02

　　讲真话的考察报告

　　在这些“睁眼看世界”的行动中，影响最大一次是谷牧副总理率团考察西欧五国。出发之前，小平专门找谷牧谈活，就如何考察提出要求，足见其重视程度。

　　回国后，考察团写了一个长篇报告《关于访问欧洲五国的情况报告》指出：

　　应当看到，我们现在达到的经济技术水平，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比较，差距还很大，大体上落后二十年，从按人口平均的生产水平讲，差距就更大。 我们同欧洲几个国家领导人会谈时，他们的最大兴趣是谈贸易问题。联邦德国黑森州副州长卡里表示可提供二百亿美元存入我银行供我使用。北威州州长屈恩在宴会上提出，如我愿接受五十亿美元，可以马上定下来，接受二百亿美元，宴会后谈判一小时就可定下来。法国巴黎国民银行在我代表团回国前，就派人来京商谈提供二十五亿美元存款的事宜。 我们能否更大规模地引进国外技术设备，归根到底取决于我们的支付能力。只有出口更多商品，取得更多外汇，才能引进更多技术设备。

　　我们的上层建筑，很不适应发展对外贸易的要求。据反映，省市要一笔外贸贷款，就得来北京跑许多单位，盖十四个图章，往往需费时一年。最近，北京市为引进一套西德眼镜片的熔炼设备，申请二百五十万美元贷款，上报已半年多，至今尚得不到批准。出国人员的审批手续，也要大大简化。

　　关于发展科学技术问题。欧洲几个国家所以能够在一二十年时间内实现国民经济的现代化，科学技术起了关键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讲，欧洲经济的现代化，是一次新的工业革命。我们也必须进行这样的工业革命。

　　如果不采取有力措施，迅速提高干部的管理水平和工人的技术水平，今后随着建设事业的发展，问题会更加突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不可能的。

　　要采取各种形式加强同国外的技术交流，尽可能多派留学生到国外学习。目前派出的留学生大多是学语言的，这种做法要改进。

　　关于改进经济管理体制问题。这个问题的核心，是如何在中央的统一计划下，让地方办更多的事。联邦德国州一级地方政府的权力比较大，许多事情州政府定了就可以办，这很有利于促进经济的发展。我们的一个省市，比欧洲一些国家还大，可是省市管理经济的权限却很小，很少主动性，省市在计划、财政、物资的管理上并没有真正成为一级，地方没有多少权力，许多事情都得跑到北京来解决。而且往往一个问题，跑几个部门，等上几个月，还没有结果。上层建筑的这种状况，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机器显得很不灵活，不适应经济基础发展的需要。这个问题不解决，不在中央统一计划下，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经济工作就搞不活，也就谈不上高速发展国民经济。考虑到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各方面的看法也不一致，建议中央成立一个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小组，吸收地方的领导同志参加，尽快研究提出改进办法。

　　交通运输的现代化，是高速度发展国民经济的必要条件，这是欧洲五国向我们再三介绍的经验。我们目前的交通运输状况，同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很不适应。我国广东省的面积同西德差不多，公路通车里程只相当西德的十分之一。长江航线比莱茵河的西德段长三倍，而运量只有莱茵河的六分之一。如不迅速改变交通运输的这种落后状况，必将拖四个现代化的后腿。

　　这篇考察报告可以说“一石激起千层浪”。1978年6月下旬，谷牧又向党中央许多领导同志做了详细汇报。汇报会由华国锋同志主持，从下午3时30分一直开到晚上11点。

　　聂帅态度坚决地说：过去我们对西方的宣传有片面和虚伪之处，这反过来又束缚了我们自己。谷牧这次调查比较全面，可以说该看的都看了，需要引进什么，从哪个国家引进，应当拍板了!不要光议论了!

　　会后，聂帅对于谷牧敢于讲欧洲发达国家的真实情况表示了鼓励和支持。

　　03

　　冲出历史的三峡

　　1978年7月，谷牧在国务院召开有关部委负责干部参加的关于加速四化建设的务虚会上说：

　　我国要老老实实承认落后了，与世界先进水平拉开了很大的差距。我们怎么赶上国际先进水平，怎么搞现代化，怎么把速度搞快些?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狠抓先进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国际形势提供了可以利用资本主义世界的科技成果来发展我们自己的机会，一定要抓住它。

　　1975年小平同志就提出过加强技术引进、增加外贸出口的政策，现在应当认真组织实施，加强引进。在发展对外经济关系上，必须解放思想，多想点子，开拓路子，绝不能自我封闭，自我禁锢，贻误时机。

　　这次务虚会开了20多天，大家畅所欲言，认真总结新中国近 30 年的经验教训：

　　大家说，日本、联邦德国两个战败国为什么能够迅速复兴?“上帝只给了太阳和水”的瑞士为什么也能跻身于发达国家行列?我们条件并不比他们差多少，许多方面还比他们强得多。一定要下定决心，千方百计，把经济搞上去。就这样，一系列重要思路打开了，包括正确运用价值规律，改革经济体制，坚持按劳分配，发展农村的多种经营等等。特别对如何加强技术引进，扩大外贸出口，采取灵活方式利用国外资金等，讨论得很热烈。

　　这些意见，最终凝聚到了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伟大战略决策之中。

　　由此出发，中国经济冲出了“历史的三峡”，大踏步汇入世界经济的洪流，拉开了长达40年爆炸性增长的序幕。中国改革开放，成为20世纪全球最为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

　　注：本文由【谷牧，“ 打开对外开放的大门：出访西欧五国”，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2020 年 7 月 25 日】而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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