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说：“至死，他也没穿上一件毛衣。那时刚进城领导干部们可兴穿毛衣呢!张子善说穿打补丁的衣服光荣!他有一件褂子在里边套了好几年，好几处打了补丁，我见左肩头破了，而且布也没劲了，就说别补了吧，回头添件新的!他说打块补丁还能凑合一阵儿。”
我问赵玉秀，机关生产是怎么回事?
赵说：“那是1951年上边让搞的。当时的口号是，壮大地方国营生产，改善机关人员的生活。那时刘青山和张子善都很想搞机关生产。因为省委、华北局常常来人，又要吃饭又要办事，这些费用走正常的财务开支都不行，后来就搞了几个厂子。厂子办得很红火，机关上的人们生活得到一些改善，福利也多些了，可问题也就来了。省委的、华北局的常来人或打电话向刘张要东西。刘张也觉得现在已经不是解放前了，有条件了，领导们要点儿就要点儿吧!”
赵玉秀说：“可也别太过份了呀!滋养补品、狐皮大衣、名牌手表、名牌毛线，想起什么要什么。子善常私下和我发牢骚，说省里来人要，华北局来人也要，干部要，家属也要，吃了喝了还要带着，点着名要这要那，不给又不好，华北局有位领导打电话让子善给他家找个保姆，可一分钱也不出。子善就托人从农村找来了保姆，又吃又喝又带路费又带零花钱，最后还不都出在机关生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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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11月29日，张子善作为天津地区出席省党代会的代表及负责人，在他下榻的保定饭店被省公安厅逮捕。在此之前，张子善一直对自己的所做所为没引起重视，临被捕前他去看望正在医院养病的赵玉秀。赵担忧地问，怎么听说你们这案子闹大了，中央很重视，你们这是怎么搞的?张还说，别人说什么咱们管不了，你还不知道我?我是批了一些条子，可我自己又没花一分钱，全是给上边花了!全是搞机关生产!大不了，给个处分，做个检讨罢了!张子善没想到，这是夫妻二人最后一面!
1951年11月，刘青山作为中国青年友好代表团的正式成员出席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和平友好大会后，当他乘火车抵达天津车站，被早已等候多时的执法人员押上了吉普车。
范勇说：“刘、张被囚禁时，由于分区专员宋至义(张子善的婚姻介绍人)负责看管张子善，省工会主席李国华看管刘青山。他们每天陪着刘、张二人聊天，此时，四人谁也没意识到刘、张问题的严重性。
刘、张二人得知将被处予极刑后，要上告中央。李国华说，告谁呀!主席批的!刘、张二人听到主席批的，好半天说不出话来。
面对公安人员伸过来的手铐，张子善流了泪，他茫然地说，为什么给我戴这个?国民党的手铐我戴的多了!
范勇说：“执行枪决时，省委秘书长李紫光负责押解刘、张二人赴刑场。李问刘青山有什么要求?青山很冷静地说，我是低薪制，我老婆也工资低，三个孩子无力抚养，希望党组织把三个孩子抚养成人。李说，组织上对此有考虑，由组织上扶养两个，范勇抚养一个，你看行不行?刘青山想了想说，可以!
在保定体育场开完公审大会，上汽车要去执行时，张子善双腿发软，刘青山一瞪眼，厉声说道，草鸡什么?36年后又两条好汉!执行人员命令刘青山跪下，他就是不跪。执行人员只好让他站着执行。”刘恒山说：“结果死尸不倒，打的心脏，面色如生。执行当天不知被谁埋了。我得到通知已经晚了，第二天傍晚才赶到保定东关大校场。见有个一人多深的坑，里面有具棺材。一个同来帮忙的人帮我将我哥的尸首刨了出来。我见我哥的帽子上还沾着两颗蒺藜，我就一边替他摘下来一边哭，我说哥呀，你活着时候就是刺儿头一个，你就是吃这个亏了，怎么到死你还是刺儿头呀!120里路，我整整走了一天一夜，我趴在哥的棺材上哭得浑身一点劲也没有，那牲口好象懂事似地，不肯往前走啊!我回到南章村后，乡亲们非要开棺看我哥最后一眼，我打开棺材后，乡亲们都流了泪。”
赵玉秀说：张子善死后，我对组织上说，我虽然和张子善结婚两三年，但我们毕竟夫妻一场，我想去看看他的尸首。活着没见一面，死了让我见见也好。组织上不允许，说已通知他老家了，张子善的二哥已把张的尸首弄回去了。
子善的尸体是由他二哥在保定雇了辆车接回去的。在尚村停了3日，买了具漆黑色的棺材。往棺材里抬人时，子善的大姐看到子善的十指还是黑色的，抚棺痛哭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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