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说：“子善进城后对自己的家属要求很严格，不准许我和两个孩子吃小灶。那时干部们都很自觉，谁都知道刘青山和范勇感情好，可是为了吃小灶，刘青山还打过范勇一顿!”
我问怎么回事?
赵说：“有一天中午，也忘了到底是铁骑还是铁甲，偷偷跑到小灶上找刘青山吃饭，孩子小，馋了，跟他妈吃中灶很少吃肉。青山本想让儿子走，可是同事们不让，这个一筷子那个一筷子，刘青山只好让儿子在小灶上吃了饭。刘青山回家以后就训斥范勇，嫌范勇没有看住儿子。小范也觉着委曲，说我是没看得住，可你怕影响不好，你怎么不把他赶跑呢!二人你一句我一句顶起来，青山脾气大，火头子上来就打了小范一顿。小范这个哭呀，闹得地委大院的人都去劝架。不过小范也理解青山，很快两口子又和好了。”
赵玉秀说：“一次张子善的大姐从老家来看子善。吃饭时，子善就对我说，你领着大姐吃中灶去吧(当时赵玉秀吃中灶)，你要怕影响不好，就让她去吃大灶。我当时觉得真是对不起大姐，因为我听子善常说起他大姐，说他大姐跟自己的娘似的。可我没法子，只好带她去吃中灶。大姐走时，张子善歉疚地对大姐说，你拉扯我半天，我也没钱给你。一个月几十元的津贴费全让我抽了烟，有时不够，还要玉秀从孩子们的小米中补贴。大姐说，你别管我，我在家过惯了穷日子，不花钱!你就在外面好好做你的官，我就知足了。
有一次，张子善的一个外甥来看张子善，临走，张子善说，做共产党的官就是穷官，你舅舅有权可没钱，你走，我也没钱给你。他外甥就动了气，说我是来看你的，又不是朝你要钱的，怎么谁来了都跟人家说没钱没钱的，谁朝你要过一分钱?”
赵说：“从那后，他外甥几乎就不来了，索性张子善就对家里人说，我太忙，没时间陪你们，以后没什么事就不要来了。还有一次子善的二哥来看他，我想给他二哥买件褂子穿，是他二哥打工供子善上的师范，至今穷得连媳妇都娶不上，浑身上下破衣烂衫的，我真过意不去。钱不够，我就朝子善要，可他哪里有钱呀!我就发牢骚说，你光知道抽烟抽烟，家里没钱你也不管!张子善听了惊讶地说，你这是什么意思?我可告诉你，公家的钱，咱们一个也不能动!我委曲地说，我又不是那意思!张子善放了心说，没那意思就好!我说我就是想给二哥买件褂子可钱不够。张子善说，买什么新的?我还不是整天穿旧的?他在家整天握锄把子穿什么好的?找我一件旧褂子就行了。最后我只好送给二哥一件旧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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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青山的弟弟刘恒山说：“在南章村我和我哥兄弟二人拥有三间破北房，我哥活着的时候，从来就没想过给家里盖一间新房。我哥回老家养病期间，上下级常来看他。他就带回52斤小米面和面票，供给制又没现钱，来了人全靠我打点吃喝，那时我在外面做点小买卖，手里有几个现钱。”
范勇说：“1949年大城闹水灾时，我爹、大哥和我大姐的公公来杨柳青找了个地方住下来，伙着做豆腐。我爹每天早上给地委大院、军区司令部送豆腐，刘青山从来就没提出过给我爹几个本钱，也从不留我爹吃饭。为这个，我还生过他的气。我的一个外甥女十五、六了，常来跟我住，我又没闺女，有人见我们娘俩挺亲的，就给青山说，干脆把范勇的外甥女转成供给制算了?青山说，那可不行，一个农民!”
范勇说：刘青山在杨柳青任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时，上边发一件黄绿呢子面大衣，领子和袖头是水獭毛的。1951年3—4月间，华北局某领导写信向刘青山要大衣，后来又电话要。刘青山说，这时候从哪儿买大衣啊?要不，把我这件大衣给他送去吧!范勇有些不情愿，可那头儿催得急，只好依了刘青山。刘青山派人将大衣送到北京。还有一位华北局领导来信要欧米加自动表，青山买了，派警卫员送了去。省委某领导的家属来天津要狐皮大衣，要人参鹿茸等……范勇说：“这都是机关生产出的钱，刘青山又大手大脚的，谁要都给，最后当然都算在刘张身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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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玉秀说：“张子善工作作风特别踏实，常常工作到深夜，有时通宵达旦。我劝他说，你这样长期下去，身体可吃不消!张子善说，没办法，垮不了就得干，谁让咱们挑着这副重担呢!到了汛期，张子善常亲自骑着车子到可能发生危险的地段去看看。我见夜间很冷，担心堤上风大，就说，晚上老去堤上，多冷，又没件毛衣。他说没事，我穿着两件褂子呢!我看他穿着两件单褂也是呼打呼打地灌风，就翻出两件旧衣服，一件是部队接收傅作义起义部队时分到的，一件是对襟粗布褂子。我就将两件旧上衣合在一起，缝了件夹袄让他夜间巡堤时穿，子善穿上夹袄可高兴呢，说这可暖和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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