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中国哲学史家、宗教学家，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所长，中国人民大学宗教高等研究院院长，中国人民大学宗教学和中国哲学学科的重要奠基人方立天教授，因病医治无效，于2014年7月7日9时2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2岁。方立天的遗体告别仪式将于7月11日上午9时进行。
三个转折点
方立天1933年3月3日生于浙江永康。他曾总结，一生中有三个重要的转折点：1949年、1956年及1961年。
1949年方立天初中毕业，次年来到上海，在财政系统的干部学校(华东税务学校)学习，念了几个月就留校工作，后被调入马列主义教育室当助教，讲中共党史、联共党史、哲学、政治经济学四门课程。被赶上阵的方立天只得先去复旦听相关课程，回到学校再现学现卖，也颇受学生欢迎。
相比1949年的革命锻炼，1956年则是学术大门的打开。这一年国家号召向科学进军，鼓励在职青年报考高校，方立天不顾校领导反对，以同等学力报考了北大哲学系。
“我考试前做了一个很重要的思考，就是根据我的条件怎么准备这次考试。首先政治我没有什么问题;历史、地理，我把高中的课本都拿来系统地学了一遍;语文，我估计题目就是鼓舞大家前进，弘扬集体主义精神这些方面的。我准备的题目和后来考试的题目基本上是一致的，所以我已经有了腹稿。最大的问题是要考数学，数学要作为参考分。补习高中的数学我是来不及了，不过我考虑初中的题也会出一点，我要是把里边初中的分数拿下来就可以作为参考。所以我就把初中的东西复习好，结果好像差不多。”方立天曾总结自己如何以初中学历考进北大。
进入北大被他看做自己的学术新起点：“在中国哲学领域，冯友兰先生亲自为我们讲授了‘中国哲学史’，张岱年先生生前对我更是耳提面命，多有教诲。在佛学领域，汤用彤先生和任继愈、石峻先生都曾给我以直接的教导和影响。此外，陈寅恪、陈坦、吕澂等先生的佛学著作，是我案头不可或缺的，也使我受益良多。”在从教50周年研讨会上，方立天回顾了自己的求学生涯。
1950年代后期，北大要求老教授给本科生上课，冯友兰特为1956级学生开设“中国哲学史”，而方立天正是56级2班的课代表，有较多接触、讨教老师的机会。他曾问冯友兰，怎样才能学好中国古代哲学，冯友兰回答：“要把中国古代哲学中好的东西发掘出来，加以继承和弘扬，那才叫本事。”
“这句话对我来讲有指明方向的意义，我这一辈子就是按照这个思路来进行学术研究的。”方立天后来总结。
五年大学，因为运动，上课时间不过两年半，但方立天在哲学系学习的同时在历史系听了一年多的课，还充分利用图书馆自学。相对当时对知识分子“又红又专”的要求，方立天属于不红不白的“粉红色道路”，为此遭到批判。1961年毕业时，他因为觉得留京无望，将志愿都填成了青海。而这一年之所以成为第三个转折点，是因为方立天意外地被分配到人大中国哲学史教研室，可以继续自己的研究，而不用改行教马列政治课。
“三年不出好文章就走人”
1961年的京城四校排名还是人北清师，人大地位最高，其教学规划需要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对老师的要求也高。以哲学史教研室为例，不仅要能通讲从先秦到现代的哲学史，还要有研究重点、专业分工。系主任对方立天说，三年不出好文章就得走人。
方立天报的是魏晋南北朝隋唐方向，这一断代的最大特点是佛教的传入和儒释道三教格局的形成，因其难度大，没有同事报这个方向，“我就说我来吧”，“我想三年拿东西，也就佛教有成果。”
但除了幼年浙中农村的民间宗教氛围，与大学时任继愈两个小时的辅导，方立天对佛教知之甚少，他意识到自己首先需要补习佛教知识。当时中国佛学院在法源寺开课，方立天向院系领导申请后前去旁听，亲聆大师传道，体察僧人的修持实践，副院长、学者周叔迦还亲自开书单，让其定期汇报。方立天曾回顾这8个月的学习收获：“第一是增加了佛教的知识，第二是了解了佛门的生活，对他们的人格和修养有了直接的体验。我对佛门有一个直接的、感性的认识。这样我对佛教的观察角度就不一样了。”
有说法称1961年的佛学为“险学”，而与方立天相交多年的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宗教研究院名誉院长楼宇烈认为此说不确。“当时任继愈先生就有几篇文章批判近代学者的佛教研究，毛主席看了之后还批示应该加强宗教研究。所以那一时期宗教研究虽然比较谨慎，但还是被重视的。像我1961年上半年还在农村，下半年就被调回参与编《中国哲学史》了。当然方老师能去佛学院进修，确实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
作为一名青年学者，方立天最初采用的研究方法是从个案入手，从研究魏晋南北朝以来的佛教高僧开始，进入整个佛教历史。1964、1965年，方立天相继发表学术论文《道安的佛教哲学思想》、《试论慧远的佛教哲学思想》，前者发表在《新建设》，相当于现在的《中国社会科学》，后者发表在《哲学研究》，“要不就不发，发就在最好的报刊杂志上发。”方立天曾回顾当时投稿的心态。
《试论慧远的佛教哲学思想》后来被美国的《中国哲学研究》翻译转载，而据说解放后十余年来被《中国哲学研究》转载的论文仅有三篇。在当时的学术会议上，有老先生惊讶于方立天的年轻，“这时心里有很大的充实和满足。”方立天回忆。
但虽然三年内写出了好文章，方立天还是不得不“走人”：四清运动开始，他被下放西山农场;“文革”开始后，他被下放江西，1972年回京并进入北师大，直到1978年人大复校，才回到人大，继续佛教研究。
上世纪80年代以来，方立天发表的文字有400多万字，论文350多篇，重要作品已被汇编为《方立天文集》，其研究被视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佛教哲学研究的最高水平。除了人物研究，方立天还着力整理佛经、古籍著作，他与石峻、楼宇烈等师友一起编辑的《中国佛教思想史料选编》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最流行的佛教资料集，而其《华严金师子章校释》则获得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出版小组组长李一氓的高度评价，不仅为其撰写书评，还称之为古籍整理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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